六年級生鍾權 用紀錄片跨越兩岸

新生代紀錄片導演鍾權（左）分享自己接觸紀錄片的原因，(右)為影評人林木材。王湘綾／攝影

【記者王湘綾／台北市報導】「只要我有攝影機，找得到好的觀點，能夠讓觀眾去思考，拍攝紀錄片就是有價值的。」這是台灣新生代紀錄片導演鍾權對拍攝紀錄片的堅持與看法。一九七九年出生，鍾權雖然年輕，但已經是拍攝過四部紀錄片的導演，二十二歲時，一個人前往北京的廣告界工作，二ＯＯ三年成為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的研究生，鍾權說，會選擇進修是因為自己的生活很封閉，「想選擇一種態度過生活」，一開始對紀錄片沒有特別的熱情，但對於影像的拍攝很有興趣，於是選擇影像作為新的學習。　　在北京留學的鍾權，對國家主權的認同有特別的感觸，鍾權說，在中國讀書，不停地在兩岸來回穿梭，認同是常常會觸碰到的問題，二OO三年第一次踏上北京，準備進入海關時，出現兩個不同的選項，一個是中國公民通道，另一個則是外國人通道，「才剛踏上中國的土地，認同的問題就出現了」。鍾權說，到北京讀書不久，正好碰到中國發射「神州五號」，幾個同學一起在電視機前看著火箭發射升空，當時有個台灣留學生，一邊看「神州五號」發射，一邊流眼淚，看到同樣來自台灣的同學竟然對中國的成功這麼感動，「我完全不能理解，他為什麼要流眼淚」。在北京生活七年，鍾權說，在北京，他感受到中國人跟台灣人的歷史觀和價值觀有很大的差異，所以當鍾權要拿起攝影機，製作兩岸的題材時，「我不能迴避我是台灣人的這個身分」。二ＯＯ六年鍾權從北京帶回《台北京─比賽》、《台北京─過客》這兩支紀錄片，探討的都是兩岸差距的題材，鍾權說，其實拍攝兩岸題材，我也可以選擇拍攝「探親」、「大陸配偶」這些在台灣就可以完成的紀錄片，但鍾權認為自己曾經都在台灣和中國這兩塊土地生活過，有更優勢的條件，去拍攝能夠在空間上跨越台灣和中 國的紀錄片。隔年，鍾權到美國華盛頓大學放映《台北京─比賽》，鍾權說，台下有兩位華僑觀眾，為了爭執對方的身分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在現場吵了起來，沒想到兩位伯伯最後卻得到「我們都是美國人」的結論，握手和好，「這大概是只有台灣人才會發生的狀況，雖然很好笑，但也很悲哀」。二ＯＯ八年，鍾權完成紀錄片《我們》，影評人林木材說，過去鍾權的兩支紀錄片，都是站在流行文化上看兩岸的差距，《我們》這支紀錄片相較起來，包含的政治性是比較濃厚的。跟著「台灣加油隊」拍攝的鍾權，在奧運期間被中國當成被當成不受歡迎的異議份子，鍾權說，自己整天都要被跟監，跟著「台灣加油隊」的拍攝過程，隨時都有黑衣人跟在身邊，「走在路上會發現，為什麼樹旁邊都躲了人」，為了擺脫黑衣人，「台灣加油隊」去長城觀光時，將訊息寫在紙條上互相傳遞，沒想到遊覽車一到目的地，車門下又是五個黑衣人等著，「當時情緒真的是快崩潰」。對於在中國遇到的特別經歷，鍾權說，其實會有點生氣，「覺得我都已經在北京生活過六、七年，你們到底有什麼好跟蹤」，不過自己從二十二歲到北京工作後，到三十歲以前的生活都在北京，最純粹、原始的創作能量也都是在北京，所以他對北京這塊土地還是有深厚的感情，「對我來說北京是我的家，但台灣也是我的家」。被問到最新一部作品，鍾權說，其實拍紀錄片拍到後來，「想越拍越回到台灣的土地去做」，而最新的一部作品《正面迎擊》，跟兩岸題材無關，拍攝的是摔角選手如何透過動作的安排，讓觀眾看到最熱血的表演。

鍾權新作《正面迎擊》預告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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