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柯柔伊/嘉義東石報導】
嘉義縣東石鄉副瀨村,有座全台最先供奉日本警察「義愛公」的廟宇。由於義愛公在日據時代對當地村民鞠躬盡瘁,甚至因此犧牲自己的生命。因此,村民於義愛公過世後修建廟宇富安宮,供奉義愛公至今,成為當地居民的信仰中心。
當時其他日本警察皆穿著皮鞋,義愛公卻著台灣草鞋,體現融入台灣的情懷。(圖中央為義愛公)
記者柯柔伊/攝影
義愛公本名森川清治郎,是日據時代副瀨村的巡查,由於森川清治郎慈悲愛民,而深受當地居民愛戴 。當時日本政府要向漁民課漁業稅,他多次代表村民向日本政府表示反對,但卻被日本政府視為討好村民、煽動抗稅。森川清治郎認為政府管理不當,痛心無法為副瀨村民做事,留下「苛政擾民」的遺書後,於1902年舉槍自盡。村民感念森川清治郎對待當地居民有如自己的兒女,便修築富安宮,成為全台唯一供奉日本警察的廟宇。文史工作者黃國哲表示,義愛公對於副瀨村不僅僅是一位神祇,更象徵台灣人跨越國族、有著廣闊的心胸。森川清治郎對於副瀨地區的意義,更體現在義愛公的名字中。「義」代表著在當時嚴峻的日治時期中,一位日本警察幫助台灣居民的義行;「愛」則象徵義愛公對居民所展現不分國籍、貧賤、富貴的大愛。不同於當時的日本政府嚴峻苛刻的行政作風,森川清治郎慈悲善教與體恤愛民的態度,讓副瀨居民至今仍對他感念不已。
義愛公默默守護副瀨地區將近一個世紀,在義愛公成神<註一>20年後,當時有位保正<註二>李九曾見到義愛公前來託夢,告訴他副瀨村即將發生瘟疫<註三>,呼籲當地居民提早注意環境衛生,副瀨村因而逃過瘟疫的肆虐。「義愛公不只託夢給我阿公,更是直接顯靈在我阿公面前,叮嚀他一定要向村民提出警告。」李九之孫,耆老李德昌說。居民感念義愛公的付出,便為祂雕塑金身,供奉於富安宮中。黃國哲表示,義愛公起駕時,會為剛出生小孩子「擋八仔」<註四>,據當地耆老說至今仍非常靈驗。此外,由於當時醫療並不發達,因此村民生病時也會前去找義愛公開藥單,而供奉義愛公也漸漸成為副瀨村的信仰文化之一。
雖然台灣供奉日本神祇的廟宇眾多,然而森川清治郎的身分屬於巡查,是日本政府體制中官階的最下級,而富安宮也是全台灣最先供奉日本警察的廟宇。廟中特別之處在於義愛公的金身為日式警察穿著,身穿制服、手拿武士刀,因為入境隨俗,所以平日廟方會讓義愛公穿著台灣神明的服飾。「當時神像怎麼雕都雕不像,後來義愛公直接顯靈給師傅看,現在的金身就是當時義愛公所顯靈給雕刻師傅的形象。」富安宮服務人員黃麗玲表示。除此之外,也常有日本遊客前往富安宮參拜,為日本人能成為台灣人民的神祇感到光榮,同時也更體現了台灣人不計較政治與國族,感念義愛公慈悲愛民的寬闊胸襟。
而村民至今依然信服義愛公,不僅是因為在歷史記載中,森川清治郎為當地居民所做的種種奉獻,而是因為義愛公在成神後,精神仍留在副瀨村,保護著當地居民,因此村民皆認為義愛公為副瀨村的守護神。在台灣光復、蔣介石執政後,曾有人反對義愛公是日本人的身分,認為台灣人不能供奉日本人的神祇。但是當地居民不因此改變對義愛公的虔誠態度,主張義愛公雖是日本人,但祂已經「歸神」,並且八十多年來一直保佑著全村安全,認為信仰與政治應視為兩回事,不應混為一談,一直堅持著義愛公是副瀨村守護神的信念。
義愛公身為一位異民族的日本警察,在語言習慣差異的環境下,祂讓副瀨村的居民拋開國家政策與種族情感的藩籬,共同感念祂對台灣人民的付出。除了義愛公的事蹟近年來越來越受到大家的重視,富安宮也成為現在副瀨村的信仰中心,體現台灣人打破國族差異的人情味。
<註一>義愛公生前為村民奉獻,守護居民的過程稱為「成神」。
<註二>日據時代的村長,10戶設一保正,10保設一甲長。
<註三>當時醫療不發達稱為瘟疫,經考證後證實為腦脊隨膜炎。
<註四>小嬰兒再長乳齒時有時會發燒,義愛公會治好發燒稱為擋八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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