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準流程與哲學王

原文出自http://www.wretch.cc/blog/swntpu/797880，寫於2011/9/11

剛剛看到一則新聞，寫著「標準」心態帶來的悲劇，http://tw.news.yahoo.com/marticle/url/d/a/110901/21/2xxfc.html。

「標準作業流程」，在社工界也常見。根據王行(2005:174)的研究，兒少保護實務工作者的「責任風險」壓力因應，主要分為三種（1）期待發展出標準作業流程。（2）找專家學者背書，共同承擔風險。（3）降低自身的專業期許。然而，標準流程會給工作者帶來專業自主的限制；找專家背書，共同承擔風險，容易在「集體討論的民主形式」下，被支解為階層化的決策機制。工作者的「責任異化」在此清楚顯露。階層化的決策機制和行政管理，不應是當是無人之治，但它實際上只可能是無人之治(rule by nobody)，也就是官僚制度，即一種無人負責的政府形式。Hannah Arendt (蔡佩君譯，2010:110)認為，官僚制度是一種工作者的人格元素消失了的治理形式。鑲嵌在標準作業流程中的社會工作者，其責任風險雖然降低了，而同時，在工作位置上的專業自主性也隨之減弱。

為什麼「標準作業流程」可以降低責任風險，但工作者的專業自主性卻隨之減弱呢?

自主行動，通常有著開創啟新，突破現況和既定標準的意涵。一個有著自主性的工作者，總是在其他行動的人當中活動的，與其他人聯繫。因此，這個自主的行動者就不僅僅是一個「作為者」，而且同時是一個遭受者。行動和遭受就像一個硬幣的兩面，一個行動開啟的故事，包含著由它造成的業績和苦難。漢娜鄂蘭分析行動時這樣說著：「行動所造成的後果是無限的。」因為行動一發動就進入了這樣一個渠道：每個行動都造成反動(reaction)，每個反動都造成連鎖反應，從而每個過程都是新過程的起因。 行動具有如此「自行爆發」的性質，揭示了行動本身的不可逆和不可預測。

面對事件脫離掌控的不可逆和不容預測，人們尋求某種穩定和可控制的世界。而這之間的轉換，從行動逃避到控制中最簡明、最基本的型態出現在柏拉圖的【政治家】當中。漢娜鄂蘭指出，在【政治家】一書中，柏拉圖開闢了兩種行動模式----「開始」和「實現」----之間的鴻溝。如柏拉圖所注意到的，關鍵是要確保開創者始終完全控制他所開始的事業，無須他人的幫助就能把這個事業進行到底。因而在行動領域內，這種脫離眾人的統治身分的獲得，就在於一方面懷有各自動機和目的的其他人不再自願加入這個世界，只是被迫執行命令，另一方面，發起行動的初創者不再讓自己捲入行動中。這樣，去開始和去行動就變成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活動，開創者變成了統治者，他不必行動，只需統治那些能夠執行命令的人。在『國家篇』中，哲學王運用理念正如工匠運用他的規則和標準，他像雕刻家製作一個雕像一樣「製作」他的城邦。在柏拉圖最後的著作中，「理念」甚至變成了只需執行的法律。(王寅麗譯，2011:173-177)原來，知與行的分離，在柏拉圖的【政治家】及其關於「理念」的哲思中，不僅可以找到線索，且線索清晰可辨。或者可以這樣說，柏拉圖的理想國，恰恰給出了兩種人，知而不行者與行而不知者。

知與行的分離，就如同「理論與實務」的縫隙，以及知識與實踐的二分。從這個角度來看「標準心態」和「標準作業流程」，以及那些設計「標準作業流程」，並為「標準流程」沾沾自喜，洋洋得意的面容，或許，對於「責任異化」的現象，你比較可以釋懷吧！原來，信仰「標準流程」的人，跟柏拉圖的「哲學王」，如此相像。

參考文獻

王行(2005)。兒少保護工作中降低施暴風險的策略初探:以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的執行為例。台大社工學刊，第十二期，p139-198。

王寅麗譯(2011)，Hannah Arendt，人的境況，上海世紀出版。

蔡佩君譯(2010)。Hannah Arendt，政治的承諾，左岸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