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寄出的告誡書？談警方未依法核發告誡書卻寄副本之怪象

文 / 錢薇真

這篇文章是由我本人錢薇真口述，並請他人協助打字完成。在處理跟騷案過程中，我親身經歷了一件讓我至今仍感到費解且錯愕的情況。

警方在明知案件成立與否尚待釐清的狀況下，居然未依法核發告誡書，卻將一份「不核發告誡書的副本」寄給行為人，這樣的行徑令人質疑警方在辦理跟騷案件上的程序是否合乎《跟蹤騷擾防制法》。

根據《跟蹤騷擾防制法》第四條第二項明文：「前項案件經調查有跟蹤騷擾行為之犯罪嫌疑者，警察機關應依職權或被害人之請求，核發書面告誡予行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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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1：《跟蹤騷擾法》第四條第二項：前項案件經調查有跟蹤騷擾行為之犯罪嫌疑者，警察機關應依職權或被害人之請求，核發書面告誡予行為人；必要時，並應採取其他保護被害人之適當措施。）

這表示「書面告誡」的發出，是建立在有犯罪嫌疑的前提下，且是一種正式的行政行為，而非任何內部處理文件。

但在我的案件中，警方並未正式發出「書面告誡」，卻自行將一份「不核發告誡書的副本」寄送給行為人，這樣的行為本質上已偏離法律規範，形同未審先判，甚至對我這位受害人造成進一步的壓力與不安。

如果警方不願核發告誡書，應依法通知我「不予核發」，而不是暗地裡將未經核發的「副本」寄給行為人，模糊了整個告誡程序的界線，也破壞了法治程序的基本精神。

我在此提出質疑：副本既然是告誡書的「附帶產物」，怎麼可以在沒有「主體」（即正式的告誡書）核發的情況下，單獨將副本送出？這究竟是程序疏失，還是另有考量？

我認為，《跟蹤騷擾防制法》的立法本意是為了保護被害人，讓被害人在初期階段就能透過告誡，遏止潛在危害行為的擴大。如今卻變成一種程序被扭曲、保護機制遭濫用或忽視的情況，

讓人不禁反思：究竟我們的制度是保護被害人，還是在保護加害人？

我也會依照法律程序，向有關單位提出抗議，儘管新竹市婦幼隊與新竹市第一分局第三組已不淮我再次提出異議，但我可以提出抗議，而不是異議。並且，我也將向更高層級的機關申訴此事。

讓更多人知道這種「沒有發告誡書卻寄副本」的現象，是否已在制度中被默許，或甚至成為某些單位推卸責任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