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國著作權訴訟案例，分析林智堅學位論文爭議

以美國著作權訴訟案例，分析林智堅學位論文爭議。發表於風傳媒，轉貼、補充如下。

[林智堅2008年中華大學碩論授權書與謝辭頁面]

截圖是我這一生所看過，唯一的、有氣魄、有guts、最「屌」的學位論文：「謝辭」空白！「屌」字粗俗、卻傳神！為何？如下說明。

學位論文辦法沒有規定必須呈現「謝辭」。如果研究生認為不需要、不媚俗、不想裝腔作態地扭捏出「謝辭」，就不需要強制插入「謝辭」頁面，得以為國家圖書館資料庫、為下載的人省下記憶體、未列印的人省下一張紙。

相反的，這位研究生很囂張，他要告訴大家他有多「屌」！連支付近45萬給他就讀大學、讓他「借用」研究計畫成果，當作碩士論文的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在「謝辭」隻字不提！這張空白「謝辭」似乎在昭告天下：老子最大！如果有問題，會有人出來擋、出來扛、出來鬥、出來告！

這代表什麼？竹科管理局有同意這位研究生「借用」？該研究生有擔任該計畫的研究助理嗎？根據竹科管理局在7月7日呈交的函文，竹科管理局委託中華大學執行之「以TCSI模式評估新竹科學園區之民眾滿意度」計畫案，「合約第8條第5款明文寫，合約未完成期間，中華大學未經竹科管局同意，不得將其成果直接或間接公開給第三人。」

以上說明，該碩士論文不僅涉及侵害竹科管理局的著作人格權與財產權，也涉及侵害營業秘密，原因在於《營業秘密法》第 3 條「受雇人於職務上研究或開發之營業秘密，歸雇用人所有。」

竹科管理局研究計畫是為制定政策、法規、訴訟攻防之依據

竹科管理局制定的政策與法規，影響園區內廠商、員工、週遭居民等所有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所以，竹科管理局制定各種政策或法規的時候，必須和行政部門、民意機構、廠商與週遭居民代表溝通，甚至對簿公堂。能夠提出具體數據的一方，話語權就愈大！

從民眾知的權利看待竹科管理局委託案，計畫成果終究必須公開。在另一方面，基於憲政體制對於行政裁量權的信任與尊重，民眾應該相信政府機關施政是為爭取最大公益，因此尊重與信任行政機關的細部做為。

政策的制定涉及開會日期或立案時間，竹科管理局委託的計畫案成果，擁有對計畫案發布時點與發布對象的絕對主控權。也許，竹科管理局遭逢鄰損的訴訟，而被民眾指控製造交通或環境汙染，該「民眾滿意度」攸關訴訟的勝敗，發布日期必須配合法院開庭日期，以做為司法攻防的籌碼。

雖然，我們未聽聞類似上述事件的發生，卻可以藉此理解竹科管理局合約必須要求「合約未完成期間，不得將其成果公開給第三人。」

 這是慣有政策！

林智堅的貼身幕僚張力可提出「法律層面」辯解，謂「著作權法第10條『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結案報告尚未通過驗收，該報告之著作權讓與範圍即難謂確定，故亦難論定所謂之著作權侵害疑慮。」

我們暫時拋開「研究或開發之營業秘密」財產權屬性，專注於討論著作權議題。以下透過回顧發生在美國的知名著作權爭議案，藉以評論林智堅與張力可主張的「難論定所謂之著作權侵害」。

回顧：美國1968年海明威繼承人vs蘭登書屋案

紐約州上訴法院審理海明威繼承人（原告）vs蘭登書屋（被告）案（Estate of Hemingway v. Random House, Inc.），緣於海明威（Hemingway, 1899-1961）過世前的最後13年，年輕作家霍奇纳（Hotchner, 1917-2020）是海明威共同喝酒、旅遊的朋友，也協助改編部分海明威的作品，以適合於動畫或電視劇。在相處期間，霍奇纳筆記海明威的談話，部分是以錄音帶紀錄。霍奇纳以此為素材，在海明威過世前，就發表數篇作品。海明威過世後，霍奇纳撰寫海明威爸爸（Papa Hemingway），書中甚多內容是以海明威的口述形式表達，在1966年由藍登書屋出版。

海明威繼承人提起禁制該書出版的訴訟，聲稱的理由有：一、海明威的口述表達具有普通法著作權（common-law copyright）；二、該書挪用許多海明威著作的內容，因此對海明威著作施加不公平競爭；三、該書內容違反背和海明威之間的保密與忠誠關係；四、該著作內容侵害到海明威遺孀的隱私。原告主張「普通法著作權」的辯解是，海明威的口述是「文字創作」，構成「文字財產」，由被告機械性的紀錄，海明威某一天的口述，可能在第二天親自寫下，以形成「成文法著作權」。

霍奇纳答辯：海明威生前不曾將自己的談話認定是文字創作，更不曾限制被告利用他的筆記或記錄；在海明威過世後，不過是繼續延續此模式。法官肯定被告的答辯，並且補充：即使假設口述的「普通法著作權」成立，受訪人至少應該為特定表達聲明是獨特的陳述，聲明保留由自己發表。法官再補充，口述表達的「普通法著作權」透過電子錄音設備得以確保，導致原著作權人的獨特智識產物，可能再被他人在談話中利用。

以上表達(indication)或意圖（intent）創作以確保著作權，以及獨特智識產物（unique intellectual product）之說，成為往後司法裁判著作權爭議的重要依據。法官承認海明威生前的口述、由被告記錄的表達是屬於海明威的著作權，法官認定被告的著作是延續海明威生前的模式，因此判定被告勝訴。

值得一提者，法官不否認口述表達享有著作權的保護，更補充口述表達的「普通法著作權」透過電子錄音設備得以確保，尤其是確保著作權人的獨特智識產物。現在的學術研討會，普遍有錄製影音、永久保存，研討會口頭表達與討論的「普通法著作權」屬性，得到確保的機會！發生爭議時，再去釐清爭議的「口頭表達」是否達到「獨特智識產物」的程度？

以上訴訟案例係摘要自敝作「新聞採訪錄製影音著作的著作權議題」對於該案件的翻譯：https://doi.org/10.6535/JSH.202205_9(3).0001

竹科管理局的委託案合約：堅實表達創作智識產物之意圖

在上開案例，海明威與霍奇納之間沒有簽署著作權讓與合約，卻依據海明威生前的口述由霍奇納發表的模式已經行之多年，海明威與海明威家人不曾提出異議，因此判定霍奇納有權利繼續出版關於海明威的著作。

持續談「慣例」與「模式」。科技部委託的研究案合約，是否有載明助理或研究生做為學位論文的條件？沒有！根據大專院校通行的慣例，在計畫主持人同意的情況下，研究計畫報告的全部或部分，會被當作研究生的學位論文，目的是誘使研究生積極投入於研究過程，以促成計畫主持人（教授）績效與學生學位共生、共贏的目標。

研究生助理在研究計畫的角色，是一個光譜的呈現。左端是科技部計畫，右端是民間機構的計劃，助理的角色受合約內容與慣例影響。左端，計畫主持人決定一切；右端，必須嚴守合約條款。科學園區委託的計畫位於光譜中間偏右位置，合約條文的規範仍屬重要！林智堅的中華大學碩士論文明顯違反白紙黑字的合約，合約生效於2007年12月的簽約日，完全不涉及林智堅與張力可的主張：結案報告驗收之前，「難論定所謂之著作權侵害」？！

再做一個更明白的比喻，政府公共工程標案，普遍先評估底標價格，而委託學術單位進行。受委託的學術單位是否可以擅自將評估的過程或結果公布？台灣已經出現太多大學教授洩漏底價給廠商的司法判例，這是洩漏機密以圖利廠商，更損害公共利益！

竹科管理局「民眾滿意度」計劃案的案例，則是中華大學圖利林智堅，以及直接侵害竹科管理局的行政裁量權，且間接侵害政府機關合約的威信。

林智堅普通法著作權vs余正煌成文法著作權

在海明威繼承人vs蘭登書屋案，又牽扯出「普通法著作權」與「成文法著作權」議題，這個議題正巧適用於林智堅與其台大國發所學長余正煌的論文爭議。二者最簡單的區分是：「普通法著作權」主張「口說有憑」具有成立之可能，「成文法著作權」則斷然主張「口說無憑」。

根據中央訊社7月5日新聞，林智堅論文指導教授、現任國安局長陳明通指稱：「『我徵得林智堅的同意』，將林智堅的民調資料給余正煌使用，並建議換題目寫；同時將林智堅當時初步所寫的東西給余正煌參考，並以口試委員身分給余正煌一些寫作建議。」

https://www.cna.com.tw/news/aipl/202207050119.aspx

我們看到的堅實證據是：余正煌碩士論文2016年7月19日口試，「謝辭」表達感謝林智堅提供民調數據。林智堅2017年1月13日，參考文獻條列余正煌2016年碩士論文（但誤寫為2015年）。所以，從「成文法著作權」觀點，余正煌和林智堅論文重疊的結構、表格、文句表達等，都屬於余正煌！參照二篇論文的「伍、分析方法」前後文截圖：余正煌(左)、林智堅(右)。

[余正煌vs林智堅碩士論文「伍、分析工具」上下文]

陳明通指稱：「林智堅當時初步所寫的東西給余正煌」，是口頭憑據！具有支持林智堅「普通法著作權」的意涵！奈何臺灣法制、美國聯邦法院與大部份州法院採行「成文法著作權」制度。退萬步言，即使欲承認林智堅具有「普通法著作權」，林智堅必須證明：「林智堅當時初步所寫的東西給余正煌」時，林智堅出借的「東西」是「聲明是獨特的陳述，聲明保留由自己發表」（he meant to adopt it as a unique statement and that he wished to exercise control over its publication.）。以上是海明威繼承人vs蘭登書屋案，法官對「普通法著作權」成立條件的闡述。

不僅如此，著作權法第21條規定「著作人格權專屬於著作人本身，不得讓與或繼承。」因此，余正煌的著作權，不能因為陳明通的口頭之說（作證），而讓與林智堅。唯一可行的解決之道，是透過刑事程序，證明余正煌當初是以強迫脅迫手段，侵占林智堅的著作權。

有財力，才可以請民調公司收集數據，這些數據毫無疑問的屬於林智堅。但後面的統計表格、論述撰寫，都屬於余正煌。至於著作權部分，目前看到的證據是：林智堅逐表格、逐字、逐句、逐標點符號的利用，這會誤導讀者以為這些都是林智堅製作的。論文讀者，要看的是原典、原作，期待作者忠實提供利用之來源。

回顧：美國1981年昆托訴華盛頓法律時報案

美國哥倫比亞特區地方法院1981年審理昆托(告訴人)訴華盛頓法律時報（被告）案，源於告訴人於1979年暑假，以哈佛大學法學院實習生的身分，到律師事務所實習，然後在1979/9/21的《哈佛法律記錄》發表他的實習經驗，內容主要取自他和朋友的訪談，部分是長串的口述（extensive quotations）。《華盛頓法律時報》在未徵得告訴人同意的情況下，於1979/10/15刊登該文章。被告辯稱，原告是該篇文章的訪問人，著作權屬於受訪人或出版物，因此主張原告沒有提出告訴的立場。

法官認為著作權的重要構成因素之一是個人創作意志力（the work of his own volition），再基於原告非該出版物公司員工，以及原告取得受訪人同意，再編輯受訪人口述形成一個獨立、集合性著作的事實，法院判決原告勝訴。

以上訴訟案例係摘要自敝作「新聞採訪錄製影音著作的著作權議題」的翻譯：https://doi.org/10.6535/JSH.202205_9(3).0001

林智堅提供民調資料與「初步所寫的東西」vs余正煌創作意志力

將上開案例套用至學位論文爭議，研究生有創作意志力以達成取得學位之門檻。陳明通主動提議、林智堅同意余正煌使用「林智堅的民調資料…初步所寫的東西」，最終呈現一個獨立、集合性、具有圖表、具有計量分析結果的著作。至於林智堅碩士論文的獨立性又是如何？觀察下表對二篇論文「表3-1」至「表3-7」的比較。

[余正煌vs林智堅碩士論文表格比較]

「表3-1」至「表3-7」的結構完全相同，不過是將「支持林智堅」改成「支持蔡仁堅」，而以「支持C」呈現。接下來衍生的議題是，陳明通所謂「林智堅當時初步所寫的東西」，是否包含「表3-1」至「表3-7」？更重要的議題是，為何林智堅「表3-1」至「表3-7」的總樣本數皆比余正煌的短少1至7筆？

在此，我們可以大膽地、深信陳明通與林智堅的說詞，相信「林智堅當時初步所寫的東西」包含「表3-1」至「表3-7」，余正煌「撿到便宜」的在2016年直接使用！輪到林智堅在2017年口試的時候，不過是將自己曾經「出借」給余正煌的「東西」，再「物歸原主」的呈現出來！

學術研究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所以看得更遠！林智堅將巨人的肩膀「出借」給他人使用，再拿回來使用時，有必要說明「表3-1」至「表3-7」是沿襲或模仿余正煌2016年的研究，更必須說明總樣本數比前人研究短少的原因。林智堅不交代、不說明，就有研究造假的嫌疑！也就是故意剃除某些顯著影響研究結果的樣本，以獲取更令人滿意的研究結果數據，得以自圓其研究論點。

最後，再呈現余正煌2016年與林智堅2017年碩論研究結論頁面截圖，是舊作（沉默者之作）優於新作(號稱原創者)？抑或新作優於舊作？讀者自有評斷。

[余正煌vs林智堅碩士論文之結論部分]

後記

7月8日新聞標題「追林智堅論文案記者會被竹科局長、科技部司長放鳥？費鴻泰：柯建銘幹的」，內容：

「管理局依《採購法》規定，於2007年12月委託中華大學進行研究，以TCSI模式評估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的民眾滿意度，並完成簽約，履約起迄日期為2007年12月24日至2008年6月15日，依合約規定此案的智慧財產權也歸屬管理局。」
發表我的評論後，才發現上段新聞。https://www.storm.mg/article/4412695
所以，是政府向中華大學「採購」研究報告，卻在政府驗收之前，中華大學與林智堅就擅自將「採購標的」當作自己的學位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