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台灣社會自殺現象之我思我見

  本文由社會文化觀點探討台灣社會的自殺現象；望能達到引玉之效。

研究他人的自殺，其實是件令人不愉快的事。在「設身處地」地重新經歷古人自殺的情境時，難免使得研究者心理籠罩在陰霾中（無可諱言的，這種歷程還有一點好處，那就是慶幸自己的人生還沒有那麼悲慘，這點好像和「悲劇心理學」有點關係）。那麼為何筆者要做這種愚蠢的事呢？以下的討論與建議就是解答。其中部分問題在筆者從事資料蒐集與碩士論文撰寫的當時，始終縈繞腦際，致使筆者不得不將之寫出。

第一項  清代保護自殺者的司法制度

前文中有提及漢代有「將相不對理陳冤」的士大夫傳統，促使大臣獲罪即自殺。當代台灣社會的司法方面，對「自殺」行為不罰；但是另有「幫助自殺」與「唆使自殺」等刑法規範，此二規範皆有避免自殺事件發生的立法目的與效果[1]。在涉及自殺事件的法律規範，清朝法律則有不同，或許可能影響民間文化的可能。

在郭建（2004）先生所著《師爺當家》一書中，引述部分與自殺事件相關的條文與判例[2]，列引如下：「威逼小功尊長自盡」判徒刑；「威逼寡婦自盡」判充軍（p.158）；調戲婦女致使其「羞忿自盡」者，絞刑；污言穢語辱罵導致婦女輕生者，流放；被調戲而「羞忿自盡」的婦女，其家人可以「節烈」的典範申請建立貞節牌坊（p.192-3）；「子孫違犯教令致使祖父母父母自盡」屬於重大犯罪。另外在郭建（2003）《衙門開幕》書中，亦有此類條文與判例，如「軍民人等因事逼迫本官致死」罪絞刑（p.231）。

「你不要再逼我了，再逼我，我就死給你看」是今日台灣社會自覺受威逼者可能使用的俗民話語，在今日社會會被當成「無計可施」的傳達用語。但是，若是參考清代法律來看，此俗民話語就有申明自身法律權益的意味，因為當事人若真因此自殺的話，威逼者將受法律制裁（雖然可能僅打幾十大板，但若當事人社會與政治關係不佳的話，可能被縣令蓄意當堂打死以立威。清代法律規定，若縣令將犯人「施刑過當」而打死，僅罰薪了事，而國家所給的正式薪俸極低，相對於縣令主要收入，「火耗」或「養廉銀」而言，根本無關緊要）。

以上屬於與自殺事件相關的條文與判例。在司法行政方面，因清代州縣存有許多「陋規常例」，如在死亡案件審理上，州縣長必須帶領相關書吏、皂隸與忤作等，勘查現場與驗屍，因而需索的「陋規常例」則由地主支付，《衙門開幕》書中引有某無辜地主為支付此「陋規常例」，因而賣女籌錢的悲慘記載；同處亦載有某富商家中ㄚ頭因為口角自殺，因而被縣官敲詐七千兩銀子的事（pp.266-7）。

由清代關於自殺事件的法律規範與司法行政制度，存在兩個需要注意之處。其一、在法律規範中，自殺並不被視為自殺當事人的缺失，因此導致自殺事件發生的他人，需處以較重的刑罰[3]。其二、自殺可以作為報復的手段，因為那會使對方付出相當的代價。

雖然台灣社會距離清領時期已有百餘年，我們難以清楚識別其中的確切影響[4]。不過在尚存紅衣自殺者（期望化為厲鬼，報復陽間仇人）的當代台灣社會[5]，雖不再存有制度上的報復效果，但可能在心態上尚存影響。

第二項  當代台灣社會對自殺的曖昧態度

一、自殺與公共危險、公共秩序

當代台灣社會中，部分企圖自殺者所採取的自殺方式是可能造成公共危險的。筆者記憶所及，大約20年前曾有跳樓自殺者壓死賣肉粽小販的案例，近日則有跳樓自殺者壓死汽車駕駛的案例；當然，企圖引爆瓦斯自殺者更可能造成公共危險。因此，執法人員在面對此類案件時得先封鎖現場，避免危害其他人的生命安全，然後「開導」企圖自殺者不要輕生。但是，當「開導」奏效後，先前扮演「開導者」的執法人員，卻又得轉變角色成為違犯法律「現行犯」的逮捕者。此中的角色轉換、以及執法人員如何去看待這種勤務，或許是值得研究的題目。

對造成公共危險（或妨礙公共秩序）的企圖自殺者，罰與不罰的曖昧，可在以下報導中明顯看出。《民生報》於2004年12月17日刊載標題為「捷運跳軌 5天兩起」的報導，內容如下：

台北捷運系統昨天再傳跳軌事件，還好傷勢不重，但因其行為已影響捷運運轉，捷運公司立即開出5萬元罰單；這起事件是捷運系統5天內發生的第二起跳軌事件。據捷運公司統計，今年迄今共發生5起蓄意闖入軌道事件，合計開出4張罰單，罰款總額近13萬。

12日深夜，1名男學生闖入捷運台北車站軌道，遭列車吸入撞擊重傷，造成淡水線中斷營運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