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者 陳少廷

照片

1971年12月6號《大學新聞》刊登台大法律系學生（法研社社長）洪三雄大作〈支持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1971年12月7號，法代會（主席為陳玲玉，與洪日後結為夫妻）舉辦「中央民意代表應否全面改選」辯論會，陳少廷在此辯論會上，與反對全面改選的學者周道濟展開一場盛大辯論，台大體育館的會場為之爆滿。

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 

敬送陳少廷先生

◎ 陳永興

一九七○年代的大學雜誌，在戒嚴時期就勇於批判體制，提出改革台灣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的各種論述，您當時擔任大學雜誌社長，在威權統治時代敢於挑戰權威所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在「反攻大陸」是基本國策不容挑戰的年代，您敢提出「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的呼籲，甚至與台大周道濟教授展開辯論，對當時大學校園帶來的衝擊令人震撼；您在大學雜誌上介紹蔣渭水、賴和、林獻堂、蔡惠如等日治時代台灣知識份子的志業與風骨，您寫出「台灣新文學運動史」，都是當時台灣歷史和文化遭受打壓、突破禁忌的壯舉。做為一個醫學生，在學校裡聽不到這些課，也讀不到這些資料，只有在雜誌上閱讀後深受感動，忍不住前往台南您的住處拜訪，從此結識了您這位充滿理想與熱情的台灣知識份子，也受您啟蒙而開始關心起台灣本土醫學史、文學史，甚至走上反對運動的不歸路，經過四十年仍無怨無悔的堅持著台灣人的尊嚴。 

其實您更早於中學時代就已受白色恐怖的政治案件牽連，幾乎讓你無法完成學業，但您無懼於當權者的威脅壓迫，辛苦完成學業，也有優異學術研究的表現，卻又受到無情打壓，剝奪您留在學術領域的教職，但您不改知識份子的本色，為文批判不合理體制，追求民主、自由、人權的言論絲毫不肯中斷，也註定您一生窮困寂寞的命運。我從學生時代因您而結識當時在各大學中有理想有熱情的一群朋友，大家受您啟蒙、鼓舞，後來投入反對運動，迄今仍不放棄為台灣打拚的朋友，仍大有人在，雖然大家年歲已大，卻不會忘記這四十年來台灣社會經歷千辛萬苦的轉變。最不幸的是，在這轉變過程中，您不但沒有得到任何回報，更因身體的健康深受疾病之苦，在您的晚年可以說備受折磨歷盡滄桑，我常感慨為什麼一個對台灣社會民主啟蒙運動有重要貢獻的導師，卻沒有得到台灣社會應有的回饋？難道這就是台灣知識份子的十字架要由您承擔的苦難命運嗎？

（作者為羅東聖母醫院院長）

敬悼啟蒙師 陳少廷先生

◎李筱峰

少廷仙：

上個月，彭明敏教授才邀我要再找個時間一起去看你，時間還未敲好，您卻已匆匆而去。在烏雲蔽日、明月未現的中秋，你離開了畢生奮鬥的土地。

在我的生命史上，你是重要的啟蒙師；在台灣民主運動史上，你是關鍵人物。此生我已無緣再聽你說理罵人，但你的諤諤讜論、你的嶙峋風骨，歷歷在目；你對台灣民主化的貢獻，雖然已被冷漠的大眾所淡忘，但我相信絕不會在史冊上磨滅。

還記得嗎？四十年前，有一次你聽到中國國民黨秘書長張寶樹說：「台灣人沒什麼人才。」你當面嗆他：「台灣人不是沒人才，台灣的人才在二二八事件時被你們殺光了！」張寶樹一時訝然無語。在那個威權肅殺的時代，你敢如此嗆聲！你說的，就是台灣人的一口氣！

其實你不止吐這一口氣，你在一九七○年代所主持的《大學》雜誌，是台灣民主運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你當時為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呼號，是時代的前衛之聲。更石破天驚的，你率先提出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的先聲，在當時敢向外來政權的「法統」神話挑戰，非有過人的勇氣與智慧不可！你的呼籲，雖冒犯統治者，卻喚醒校園內的大學生，台大「法言社」特邀你與國民黨「法統」打手周姓教授進行一場大辯論，轟動校園，台大體育館的會場擠得水泄不通。

那時候我正在政大教育系唸書，受到你的感召，開始向《大學》雜誌投稿，批判當時的黨化教育，數篇文章發表後，終而招致勒令退學。今天回想，我遭退學，你是關鍵人物，但我至今無怨無悔，「愛國的代價是痛苦的，愛國的方法就是要能忍得住痛苦」。我遭退學後，轉學改讀歷史，走上台灣史研究之路。

我開始注意台灣史，也是受你的啟蒙，在那個台灣文史被外來政權壓制的時代裡，你甘冒不諱，開始為文介紹「台灣議會之父」林獻堂、「台灣獅的怒吼」楊肇嘉、「民族運動的鋪路人」蔡惠如...，甚至，身為政治學者的你，竟也撰寫《台灣新文學運動簡史》。你把國民黨蒙蔽的歷史一一掀開，也打開我當時那個無知青年的視野，開始關注自己的歷史。如今我在大學教授台灣史，許多學生都能關心台灣史，少廷仙，你是播種者。

播種者的你，脾氣誠然不佳，喜怒哀樂形於色，罵起人來像怒目金剛，得罪不少人，甚至在是非之前六親不認。去年我去看你，你拿著你屏東老家的相片，指著那間向佃農收租的房間說：「這是以前我家剝削農民的所在！」知識份子的可貴，在於不以自身的既得利益思考問題。

少廷仙，記得你的老師殷海光臥病時你去看他，殷老師拉你相擁而泣：「少廷啊！在這樣的時代，我們師生命運都很坎坷！」這次你臥病，做為學生的我卻來不及看你，你已離去，我只能含悲忍淚，在這風雨如晦的時代裡...。

（作者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http://www.jimlee.org.tw）

下文摘自<政治主體的誕生：戰後台灣政治論述及民主概念1970s-1980s>

《大學雜誌》創刊於1968年1月 ，在創刊初期的文章中就不斷試著以「知識分子」的概念來建構集體認同，並搭配上反對教條權威、爭取表意自由、重視公共領域的批評與對話、以及鼓吹知識分子從事大眾啟蒙等自由主義論述 ，意圖將《大學雜誌》建構成知識分子批評國是並對大眾進行知識啟蒙的公共論壇，且同時要設法化解當權者對知識分子集體行動的疑慮。

在《大學雜誌》的創刊號中便表明知識分子的任務及原則：「現在讓我們－『大學雜誌』的編輯們、作者們和讀者們－共同來從事一個實驗，看一看知識分子經由正直及公正的態度而發出來的言論是不是就不會贏得重視？」；「我們希望把大學裡的知識、知識分子的見解和藝術家的創作帶到每一個普通家庭裡去」；「有關大眾福利的討論要比其他稿件先被發表」；「避免大家一塊兒走向歧途的方法，便是允許許許多多的意見自由地表達出來。誰敢保證今日的胡言亂語不會是來日的金科玉律？」（大學雜誌1968）。

陳少廷在創刊號中，亦試著建構「中國知識分子」的集體認同來擺脫「失落的一代」、「啞巴的一代」、「沒有根的一代」等標籤，他標舉胡適、傅斯年及陶百川等自由派人物來強調知識分子須以天下國家興亡為己任，並借用中國政治士大夫傳統中的范仲淹名言：「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來要求當代知識分子必須積極爭取言論自由（陳少廷1968）。

然而，這種知識分子的集體行動仍必須面對「如何處理和國民黨政府之間的關係？」這個關鍵的抉擇，《大學雜誌》在這問題上大致都選擇了與政府合作，不過在其內部仍透露出守勢與攻勢兩種不同的態度，我們可以從金耀基與陳少廷對知識分子的看法中觀察到這種差異。金耀基在〈中國新知識階層的建立與使命〉一文中，強調了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及批判性，但他特別強調要對知識分子的反政府行為加以規範：

新知識階層的基本性格，則在對國是提供冷靜的分析的意見。他對政府的行為，應該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可以不茍同，但不應為反對而反對。新知識階層是一獨立的自主體，但不是政府的敵對體（金耀基1968：3）。

陳少廷則在〈論知識分子底新角色〉一文中對政府加以規範，他更以美國民主黨為例來強調若政府是民主的，就應該和知識分子之間保持合作關係，甚至邀請知識分子參與國是之決策：

為著執行「社會的良心」之天職，智識分子必須以知識和道義來批評社會，因此智識分子與政治權威似乎是勢不兩立的。其實，從另一角度來觀察，則大為不然也。智識分子是一切腐敗的，極權的政權之天然敵人固不待言；但他卻是開放的，民主的政府所不可缺少的諍友，尤其是政治事務日愈專業化的今天，為著提高行政效率和政治進步，學術與政治之間的合作與溝通是絕對必須的......深謀遠慮的政治家早已發現，為著社會的革新與政治的進步，高級智識份子參與國是是不可或缺的。甘迺迪總統的「新境界」及詹森總統的「大社會」構想都是基於這種認知（陳少廷1969a：3）

陳少廷在早期的《大學雜誌》中已開始探討「民主」的概念內涵，而他當時主要是以自由主義來做為其民主概念的內涵，包括：在價值信念上主張「以平等的個人及個人的福祉作為倫理基礎」、「人類是有缺點且容易犯錯的」、「人類具有自我檢討、進步及改革社會等把握自己命運的潛力」、「真理寓於理性之中」；在社會制度上則主張「容許大眾參與及公開批評的社會」、「社會重要價值廣泛分散，讓個人有不同選擇的多元社會」、「憲政主義」、「被治者同意的且可課責的政府」、以及「謙虛、正直且有責任感的公民」（陳少廷1969b）。

不過隨著《大學雜誌》開始在中央民代全面改選的議題上對國民黨保守派展開鬥爭，陳少廷成為《大學雜誌》中的主要戰將，他的民主概念顯然開始轉向「民意」、「代表性」、「多數統治」、「團結」等概念，這些概念顯然比之前的概念更有助於自由主義現代化論述發展等同邏輯，以對抗萬年國會。以下筆者便將以陳少廷在中央民代改選問題上的論述做為例證。

1971年10月，在〈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選問題—兼評周道濟先生的方案〉及〈再論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選問題〉兩篇文章中，陳少廷主要採取「民主」、「現代化」以及「中國民族主義-臺灣抗日」等論證來正當化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的主張。他的第一組論證：「新興民意論證」 ，主要把「民主」界定為具有「代表性」的「民意」支持的政治，因此當台灣社會新興的民意未能以投票來彰顯時，目前的中央民意代表便缺乏「代表性」，換言之，「萬年國會vs新興民意」的等同邏輯開始出現：

這些廿三、四年前產生的民意代表，試想如何能代表今天的民意呢？當這些人登上國會議員的寶座時，今天捍衛國土的許多士兵們還沒有出生呢！今天在學的大學生和一些大學畢業生也還沒有找到他們的娘呢！今天社會的中堅份子---三、四十歲的壯年人，也還來不及投他們神聖的一票呢！因此這些廿多年前選出來的民意代表們，顯然已經脫離今天的「民意」了。（陳少廷1971：13）

陳少廷並以「民意」的概念來反駁國民黨的政治學者周道濟所提出的六種中央民代改選折衷方案，在這裡也可以發現「由上而下vs由下而上」的等同邏輯：

我認為周先生所犯的觀念上最大的錯誤是忽略了我們是民主憲政國家，我們的國會議員-中央民意代表-是代表「民意」的，因此要直接產生自民間...民主是由下而上的政治，絕對不容許有由上而下的指導「民主」。（陳少廷1971：15）

此外為了反駁周道濟方案中的菁英主義預設 ，陳少廷更進一步以「平等且自由的選舉」及「多數決」的概念來補充「新興民意論證」：

在原則上，民主政治決不「預先地」假定誰是優秀份子。大家以平等的身份，自由競選，凡能得到較多選票的人，便能當任公職。而在理論上，這些勝利者（當選人）便是優秀人士。所以民主政治係以選票的多寡來決定誰是優秀人士。（陳少廷1971：15）

陳少廷另外也從效能的角度來推演第二組論證：「現代化論證」，即中央民意代表的老邁、僵化、自成一特權階級而產生腐化，上層政治結構的僵化已阻礙了國家現代化的推進，故有進行「新陳代謝」之必要。這種要求提高效能的論證類型也反覆出現在《大學雜誌》的其他文章中 ，構成了「自由主義現代化」論述中最顯著的主軸之一。

陳少廷提出的第三組論證：「團結論證」，則是認為真正的團結只存在一個開放性的民主政治之下才能獲得，換言之，透過「民主」產生的等同邏輯已經進一步從「萬年國會vs新興民意」轉移成「萬年國會vs團結的共同體」：

只有真正能代表人民的國會，才能把政府和人民的意志結合為一體。換言之，使人民真正感到，這是我們的政府，是我們自己選擇的政府。（陳少廷1971：96）

陳少廷並以「團結論證」反駁周道濟的遴選方案可能造成的省籍不平等 ：

這個方案也可能造成惡劣的後果。我們的國會將出現兩種議員。一種是官派的；一種是民選的。前者是外省人；後者是臺灣人。在今天，我們極須消除地域歧見，精誠團結的時候，這個方案豈非徒增分裂嗎？（陳少廷1972：94）

「團結論證」同時也能抗衡反對者以「動搖國本」、「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台灣國」或「中華民族罪人」等論述攻擊《大學雜誌》，換言之，「反對者vs團結的共同體」的等同邏輯為《大學雜誌》提供了攻守兼俱的作用。

而面對反對者提出的「法統」問題，陳少廷則以「民意」的概念襲奪了「法統」的框架，將「民意」視作「法統」之本：

何謂「法統」？「法統」就是建國的原則和立國的精神。中華民國憲法第一條明白地說：「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是民治民有民享的民主共和國」，由此可知，三民主義就是我們中華民國建國的原則和立國的精神。我們的宗旨，便是要建立民治民有民享的民主共和國。我們依據什麼來建立「民治民有民享的民主共和國」呢？當然只有依據「民意」。所以法統就是民意；蓋民意乃法統之本也。我們主張改選，旨在申張民權，表達民意，維護法統！（陳少廷1972：93）

陳少廷自知全面改選中央民代所可能產生的結果是「本省籍的代表大量增加」，為了要說服無法接受這個結果的反對者，陳少廷採取了「中國民族主義-臺灣抗日論證」來正當化本省人的參政權及愛國心，以緩和反對者的心理抗拒：

現在容我明白地說，反對論者的理由，與其是理智的，毋寧是心理的。顯然，全面改選的結果，本省的代表必然大量增加。這應該是歡迎的，何須擔心呢？由於腐化的滿清政府在甲午的失敗，割地求和，臺灣遂落於日本異族的統治。本省的同胞等於為祖國同胞作了替罪羔羊。然而在被日本統治的漫長的半世紀中，本省同胞不斷以武力抵抗日本統治者，為中華民族寫下一頁悲壯而光榮的歷史。這證明了本省同胞是最愛國的、最優秀的中華兒女。（陳少廷1972：97）

陳少廷也從統治的角度點出二二八事件讓台灣社會內部存在著省籍矛盾，台灣本省籍同胞仍不信任政府，而中央民代全面改選的改革方案有助於政府收攬民心：

廿五年來的特殊環境，使臺灣同胞在心理上感到受著「政治歧見」的委曲。尤其是由附匪的陳儀之暴政所造成的不幸事件，此臺灣同胞始終沒有能夠移除掉心理上的挫折；而政府今天何須背陳儀暴政之黑鍋呢？正由於時代的背景和政治的情況如此特殊錯綜複雜，執政黨乃始終沒有能夠獲得本省智識份子普遍的諒解。因此，為了達成團結，改選中央民意代表是刻不容緩之事。（陳少廷1972：97-98）

整體來看，陳少廷的論述不但建構了一個挑戰國民黨威權體制既得利益階級的策略性框架（strategic frame），試圖以「民意」來轉化國民黨體制邏輯中的「法統」概念，並以國民黨體制中的「中國民族主義-臺灣抗日」及「二二八」等歷史論述來正當化變革後果。雖然這個框架採取了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 ，但正如陳少廷自己所重視的「運作的途徑」 ，此框架所能產生的行動效果卻是民主化和台灣化。最後必須指出的是，陳少廷所建立的框架在解決方案上仍寄望於國民大會代表來增訂憲法臨時條款或透過大法官釋憲，這種期待由政府自身來發動改革，反映了《大學雜誌》的行動框架中，仍以國民黨體制做為主要的行動主體。

《大學雜誌》的「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訴求，獲得了長老教會、台大學生刊物的聲援，而國民黨籍教授為主的336位教授也支持中央民代須「新陳代謝」（洪三雄1993：180-182）。面對民間的改革呼聲，國民黨最後選擇以有限度地改選中央民代及內閣人事上的「台灣化」做為回應。1971年10月28日，國民黨中央臨全會通過「充實案」；1972年3月17日，國民大會通過臨時條款修正案，授權總統頒訂辦法充實中央民代；1972年5月26日，蔣經國就任行政院長，在其內閣名單中台籍人士佔了7名，並首次任命本省人士為台灣省主席。1972年6月29日，蔣介石總統頒布增額選舉辦法，中央民代增加119人。雖然改革的幅度不如預期，但或許因為國民黨的改革多少有助於國民黨體制重建，也不想完全破壞與蔣經國的鬆散聯盟，此後《大學雜誌》便將原本關注焦點轉向行政與人事革新上，更以編委會的名義盛讚蔣經國及其內閣（吳泰豪2009：74-75）。《大學雜誌》與蔣經國一派並未在「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的議題上徹底決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