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眾信奉的資本主義價值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台灣民眾信奉的資本主義價值
◎李宗榮 （中研院社會所助研究員）
雖然經歷過跟西方社會不甚相同的發展歷程，但是發展至今，台灣已經是個典型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了。台灣民眾可以擁有私人財產，而不是與人共享；而生產與消費的活動絕大部分受市場力量決定而非由中央政府所控制。而更重要的是，大部分的人在這社會上的成就也受一個隱然的市場力量所決定；有人賺得多有人賺得少，每個人的聲望、權力也都互有高低，不會齊頭一致。為什麼這樣一個分配不公平的市場社會，還有辦法為大多數的人所接受？原因是大部分的人仍然認可個人的成就應該受其能力天賦與後天努力的程度所決定；每個人都有一個公平的立足點，只要努力，就能出能頭地。
覺得目前生活和努力相比是否公平
台灣的民眾有超過八成的人同意「在這個社會上一個人之所以富有主要原因是個人努力的關係」，有將近六成的民眾同意是因為「能力」的因素。而關於收入分配的差異，也有超過八成的人贊成「努力工作的人應該比不努力的人賺得多」。換句話說，台灣的民眾深信「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這樣的價值，也認可這個社會對每個人的成就回饋應該根據個人才智的差異與努力投入程度作為依據。這種對個人主義價值根深蒂固的信仰或可說明一個不平等的社會之所以能被維持的底層文化條件。
然而相信個人主義的價值並不全然表示台灣一般民眾對社會公平的問題沒有質疑。當被問到「台灣的經濟利益的分配是否公平時」，仍然有六成的民眾認為不公平；尤其是有關社會中落入窮困狀態的人，有將近六成的民眾同意是因為社會不公平所造成。而隨著社會發展、經濟繁榮與市場越來越開放與競爭，越來越多的台灣民眾覺得「隨著經濟進步，社會卻變得越來越不公平」，在一九九八年這樣的比例高達67%, 而在1993年則只有62%. 顯然
但是有趣的是，即使社會越來越貧富不均、一般民眾對社會不公平的現象也越來越憂慮，但是當問及目前的生活條件與個人努力相比是否公平時，近十年來大部份的台灣民眾對自身狀態的公平性評估仍然都有高達六成左右的民眾認為公平，而且變化幅度很小(見圖)。雖然這樣的問題隱含了受訪者對自身當下狀態的接納程度，因此也會削弱受訪者對不公平的評價，但是結果也顯現一般台灣民眾對自己的生活狀態還是在一個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台灣這個社會是否對每個人都提供了一個可以公平發展的機會、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才能與努力在社會裡頭實踐自己的抱負與理想？這些是不容易回答的問題。然而從幾次的調查資料中我們看到，台灣的民眾相信天下無白吃的午餐、同時很「認命」的認可自己的努力與成就之間關係的公平性，這些或可局部說明為什麼一個狀似不公平的資本主義社會的遊戲法則仍然為大部分的台灣民眾所擁抱。
持續擴大的貧富差距與民眾的憂慮
在台灣這個高度市場化的社會，經濟地位的差異以及財富分配的不均是個不爭的事實，一般民眾對財富分配的差距主觀感受也是很鮮明的。民眾對貧富差距的主觀感受，活生生的紀錄了一般人對社會經濟利益分配的比較與評價，也可視為是社會利益分配衝突的溫度計。
覺得貧富差距是否嚴重
歷年來的社會變遷與意向調查，都曾經詢問受訪者評比台灣社會裡「富人與窮人之間貧富差距問題嚴不嚴重。」在九零年代初，回答很嚴重的比例還不到三成，而到了2005年則走向最高峰，回答很嚴重的比例已經達到接近七成，包括認為嚴重的受訪者合計高達九成，比例之高為歷年僅見。而民眾對貧富差距的憂慮動態變化恰好也跟台灣過去十多年的政治經濟環境變遷相契合，與失業率以及五分位所得分配的「基尼係數」的增加趨勢呈現若節符合的對應關係。從圖上我們可以看到認為貧富差距「非常嚴重」的比例隨著時間的演進而逐步升高。反之，認為「嚴重」的比例則逐年遞減，在1997年與認為「非常嚴重」的民眾比例相當，之後一路下降到2005年只有兩成。
受全球國際政治經濟情勢大改變的影響，九零年代的台灣社會歷經一連串經濟自由化、市場全球化的洗禮，大量的企業外移到大陸投資，許多人的工作因為工廠的關閉或移出而消失，而繼續保有工作的人薪資要不成長停頓，要不甚至減少。而一連串的財經政策持續嘉惠大企業與高所得者，使得社會上的經濟利益的分配呈現兩極化的現象。大型企業規模呈現大者恆大的趨勢，企業的高階經理人的薪資亦達到了一般受薪階級無法追趕的程度；而居經濟劣勢一方則為成為「新卡奴」甚至失業性的自殺亦紛紛出現，釀成許多家庭悲劇。
對財富分配不均的主觀感受不見得就會轉化成社會上的抗爭，因為從不滿到社會抗議至少仍需要有兩個重要的轉化機制：一是一個讓民眾可以清楚認定其「應得利益」為何的參考架構，也就是說讓居於經濟弱勢的民眾得以清楚判斷什麼是「公正的」財富分配狀態的概念架構；二是一個可以讓其不滿化為實際政治或社會訴求的組織動員網絡。顯然這些在目前台灣社會仍然未出現。值得注意的是，根據歷年的社會變遷調查資料發現，台灣民眾並不認為社會財富分配不均的問題要留給市場力量解決，反而絕大部分的民眾期待政府扛起解決貧富差距擴大問題的責任。例如當1997年的台灣民眾被問及贊不贊成「政府應該減少貧富差距」的問題時，有將近九成（88.8%）的人回答贊成或很贊成。此外，有高達八成的民眾贊成「政府應該保障每個人的最低收入」，七成二的民眾贊成「政府應該提供失業者維持最低生活所需的補助」，而更有超過九成的民眾贊成「政府應該讓每個想工作的人都有工作」。
這麼高比例的台灣民眾期待政府在財富分配的經濟領域從事干預性的仲裁角色的確說明了台灣社會的特殊性。說明在財富分配的議題上，台灣民眾信奉的是一種更接近於「平等主義」的價值，認為個人有權利(entitlements)擁有特別是來自於公權力對對自身經濟地位的保障；由政府來改善所得分配不均的問題是作為一個社會公民所應享有的權利。與例如美國這樣的社會相比，顯然台灣的民眾對「大有為政府」解決貧富分配問題仍抱有很高的期望。這或許也是政府責無旁貸的挑戰。
台灣民眾階級認同的分化
階級認同在台灣是個不容易探討的問題，因為台灣社會並沒有經歷過例如歐美社會大規模的社會主義運動以及由左派政黨執政的歷史經驗；一般人尤其是勞工對自身的階級認同並沒有那麼自覺，在政治與經濟議題上也很少顯現以階級邏輯為主導的現象。雖說階級認同與階級社會的原型起源於歐美，但是根據國外的研究，歐美一些具有社會主義、左派政治經驗的國家如法國、德國、加拿大等，過去幾十年來由於社會經濟的急速變遷，在階級認同上也經歷很大的變化：認同工人階級的比例逐年降低而認同中產階級的人數卻增加。這裡面一部分是由世代效應所造成，歷經嚴重的勞資衝突與社會主義政黨執政的一代逐漸老去，另外也由於工作型態開始多樣化，服務業興起，原屬勞工階級的工作逐漸減少，所謂「後工業時代」的效應所造成。
自認為是哪個階級成員
歷年來的社會變遷與社會意向調查，都曾陸續針對台灣的民眾針對自己所屬社會階級做過調查，幾乎每次都有超過九成的民眾清楚的針對自己所屬的階級做出選擇，顯示大部分的台灣民眾對自身在社會裡頭的「階級位置」似乎都有清楚的評價。
從數據來看台灣人的階級認同呈現出一些有趣的分佈。若把社會裡頭的階級分成上層階級、中上階級、中層階級、工人階級、中下階級以及下層階級的話，在認同的兩極的比例一直很穩定，變化很小；自認為自己屬於上層階級的人非常少，一直維持在1%左右，而認同下層階級的比例也很穩定，在10%上下之間變化。跟大部分歐美國家的情況相仿，台灣民眾的階級認同大部分集中在中間的範疇，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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