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偉時談辛亥革命與百年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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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辛亥革命與百年憲政

　　
主講嘉賓：袁偉時（中國近代史專家，中山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
　　
主持人：張千帆（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評議人：童之偉（華東政法學院教授）、魏汝久（北京市律師協會憲法專業委員會副主任）
　　
主辦：北京大學法學院人大與議會研究中心、北京大學法學社、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
　　
承辦：騰訊評論騰訊微博
　　
時間：2011年9月17日（週六）晚19：00-21：00
　　
地點：希格瑪大廈5層培訓室

　　
楊子雲：各位網友各位同學晚上好！今天晚上是燕山大講堂第127期，北大法學院憲政講壇第4期。很榮幸請到了袁偉時老師，著名的“80後”給我們講座，掌聲歡迎！（掌聲）
　　
今天是由北大法學院憲法學教授張千帆老師給我們做主持，掌聲！還有兩位點評人，分別是童之偉教授，魏汝久律師，掌聲歡迎！今天的主持交給張千帆老師，剩下的就辛苦張老師了。
　　
張千帆：首先歡迎大家，感謝騰訊網為我們提供這個場地，也為場所不得已的變更向大家道歉，北大憲政講壇舉辦了3期，第4期第一次發現不得不在北大之外舉行的情況，希望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治國”治到這個份上，讓大家愈發感到“末世”的來臨。就和百年前一樣，今年是辛亥百年。100年中國是怎樣走過來的？中國又向何處去？這兩個問題緊密相關。托克維爾曾經說過，一個不能把握自己過去的民族也不能把握自己的未來。這句話說得很對，中國目前就是屬於這樣的民族。百年歷史在本質上是一部黨史，先是國民黨的黨史，後是共產黨的黨史。黨史最突出的特點是說自己的好話，不說對自己不利的真話。然而，一百年以來中國究竟發生了什麼，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對於國民性的培養和民族的性格都有很大影響，所以我們需要一部真正的能夠還原真相的歷史。
　　
本來歷史學應該不是一門非常需要勇氣的學問，歷史就是研究以前發生過的事，但中國近代史不是這樣，不但需要很大的勇氣，而且即便是有勇氣、有才學，但越是這樣的東西卻越難發表。在目前輿論和出版的狀況下，對於一切基本問題存在嚴重的誤導。我們都說日本歷史教科書有問題，但他們的問題其實只是局限於極少量的右翼課本，我們的近代史教科書問題不知比他們嚴重多少倍。所以我們特別需要像袁偉時教授這樣的大家為我們正本清源，為我們還原一部真正的中國近代史。眾所周知，他在《冰點》雜誌上發表的關於歷史教科書的文章振聾發聵，當然也引發了一些後果，無需我多介紹。今天晚上非常有幸請到袁偉時教授，下面把時間留給袁老師，大家歡迎！

　　
袁偉時：感謝大家來這裡與我進行交流，這個交流很有意思，其中一個很尖銳的問題是：辛亥革命究竟是勝利還是失敗，或者講勝利在哪裡失敗在哪裡，對於百年憲政究竟帶來什麼樣的影響。這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問題，我今天晚上跟大家交流就想將我自己的一些讀書心得跟大家分享。

我認為辛亥革命是一個偉大的勝利，但跟一般的教科書所說的：辛亥革命推翻掉2000多年的帝制的結論我不太認同，因為有沒有皇帝對於一個現代國家來講不是一個問題，很多國家有皇帝，但憲政推行得很好。所以這不是這個問題所在。另外，推翻掉專制，實際證明辛亥革命沒有完成這個任務，到現在有一些東西，辛亥革命提出來我們還在做，所以說推翻掉掉專制、帝制的結束不是事實，但確實有很大的變革。這個變革在哪裡，我想這樣一個革命就帶來一個社會制度的一個大變化，主要是政治制度大變化，這個變化在哪裡？建立了三權分立的現代國家制度，議會，獨立司法系統還有行政系統，一下子就建立起來了。在清代最後十年的新政是有意識的推行這樣的政治體制改革，從1906年決定立憲開始就在地方到中央推行三權分立制度，好些地方在這方面有很顯著的成績，直隸（河北）、浙江乃至其它省份都有很突出的表現，但在全國範圍內雖然準備向這方面前進，但關鍵時刻沒有邁出最重要的一步：真正的實行三權分立，辛亥革命以後一下子就實現了，從此以後整個政治鬥爭或者歷史就圍繞著是要結束或者鞏固那樣一個制度還是否定這樣一個制度的變動，這是一個成績。
　　
第二個成績，一下子把自由度大大提高，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這些一下子就實現了，學術自由也實現了，這是前所未有的，從這方面來講是一個勝利。在經濟領域上沒有大的變革，而是繼續推行市場政治制度，但政治領域的力量非常突出。
　　
上面所講的是很簡單的事實，現在我們討論的是為什麼這樣一個政治制度鞏固不下來，為什麼當時提出在中國實行民主、共和的目標到現在還沒有完成？原因在哪裡？這是一個最值得探討的問題。所以，研究歷史的人都有一個說法，辛亥革命失敗了，但對於失敗的解釋各種，有一些解釋說袁世凱偷竊革命果實，袁世凱登臺意味著辛亥革命失敗。這個說法跟歷史事實不符，因為袁世凱當上臨時大總統是經過法定所選當選的，當上第一屆正式大總統也是經過法定程式當選的，所以不存在所謂竊果的問題。他是不是賣國賊，歷史研究否定了這個結論，袁世凱在“二十一條”談判裡的表現非常好，得到歷史學家的讚揚，在當時的條件下中國那麼弱，日本那麼強，日本提出要強迫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袁世凱在當時的條件下盡了最大努力，“二十一條”分5部分，關於第5部分袁世凱就說這一部分簡直是把中國變為日本的殖民地，要求在中國政府各個部門請日本人做顧問，要用日本的武器或者跟日本合作在中國製造，中國的員警、軍隊要請日本的教官等，袁世凱說這部分堅決不討論，所以“二十一條”第5款那部分根本沒有進入議程，其它部分袁世凱也想盡辦法拖延談判或者是討價還價，將消息透露出去，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給日本施加壓力。到5月7日日本發出最後通牒，在不得不結束的情況下袁世凱才簽訂。歷史上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但沒有中日之間達成協議的“二十一條”，之後他馬上召開有關官員會議討論怎麼執行，那時所有的辦法是抵制，盡可能減少中國的損失。實際上當時的十多條都沒有實行，所以戰後日本有一個著名首相吉田茂要求寫一個《百年日本史》，中文翻譯是《激蕩的日本百年史》，裡面對“二十一條”下了一條結論：這個全部沒有實現，徒然增加了中國對日本的不滿。所以袁世凱當選不是辛亥革命的標誌。袁世凱的稱帝是辛亥革命的一大挫折，但很快取消，而且他也死了，死了以後又繼續維持原有的政治架構。這個政治架構直到什麼時候被破壞掉？辛亥革命真正崩解日（1926年4月），這是一個標誌，標誌是什麼？3•18事件以後段祺瑞下臺，段祺瑞挽救共和的努力失敗，從那時候開始，整個三權架構就完了，那個時候東北軍閥不要三權架構就成立了京政府，一年多時間後國民黨建立了全國政權，建立党國體制，那個標誌著辛亥革命徹底失敗。國民黨捧著辛亥革命的招牌，到臺灣去說建國百年，好像它的是正統，我想這不對，因為這是另外一個爭鬥革命手段建立了一個新的政權，那樣一個党國體系建立以後，中國人面臨的任務就是重建一個民主、憲政國家，原有的體制完結。
　　
辛亥革命所取得的政治自由、言論自由、學術自由也在國民黨統治下基本終結，不給人家政治自由，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受到很大限制。這是一個大倒退，在這個基礎上要重新建立一個新的憲政（這是另外一個命題），在國民黨的党國體系下怎麼樣慢慢恢復這樣一個體制？再講前面那一段，前面那一段沒有鞏固下來表現在什麼地方？主要一條是軍閥混戰，亂。1926年4月以前這一段我們通常叫北洋時期或者北洋政府，現在冷靜的考慮一下北洋政府對中國歷史的貢獻相當大，主要是：第一，經濟繼續發展，過去講那個時候經濟發展比較快是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列強無暇東顧，我們鑽了空檔，結果發展起來，這個講法有一定的道理，這是國外的條件，更重要的是清末義和團事件以後慈溪太后痛改前非決定接受市場經濟制度，決定要實行教育革命、司法和法律體系的革命，這兩個革命很了不起，而且都成功了，同時要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這個沒有成功，關鍵時刻失敗）。市場經濟體制為經濟發展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基礎，在辛亥革命以後中國的經濟一直是高速發展，特別是民國建立後10年間，那時候的經濟發展以10%-20%的速度增長，到20年代，世界經濟一再生危機，但總體上中國的經濟是上升的，一直到抗日戰爭，所以一個法國人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把義和團事件和抗日戰爭之間的時段說成是“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政治上是這樣的。
　　
外交。過去我們說北洋政府是賣國政府，是否這樣？除了剛才講的袁世凱那個事件以外，其它在外交上應該講北洋政府是收回中國主權的開端，維護了中國主權。這裡面有很多歷史事實：首先從領土來講，想辦法維持整個國家的統一，蒙古在沙皇俄國的支持下（沙皇俄國想把蒙古變為殖民地，後來蘇俄建立以後繼續延續沙俄的政策，要把蒙古變成它的殖民地），段祺瑞政府就是進兵蒙古，第一次就把蒙古收回來，而且袁世凱經過談判迫使沙俄承認中國的主權，除了這個以外，所有的關稅自主權、司法自主權以及其它不平等條約的廢除都在努力，都在談判，比如關稅自主權於1929年1月開始交回中國，但由於當時談判沒有簽字，段祺瑞下臺，國民黨上臺在這個基礎上撿了一個大便宜，1929年1月實現了關稅自主。司法主權廢除治外法權也是在那個時候，五四運動愛國學生要求收回青島主權、山東主權，在北洋政府時代，1921年末到1922年初華盛頓會議就講這個問題，將青島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