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患人權在精神病學領域被忽視

花蓮的部立玉里醫院是很特別的存在，院內有兩千多位住民。稱精神病患者住院叫「住民」，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這裡的人住院住到地老天荒。住兩年就出院的人，大概是奇蹟，會被其他住民羨慕，住十幾年很常見，住幾十年的，也大有人在。裡面一些比較穩定的住民，有些人會被分配醫院內部的勞務工作，例如清潔、粉刷、烘培，並賺取微薄工資。

這次爆出部立玉里醫院住民跟工作人員站在同一陣線，和院方產生衝突，就是因為院方不人道的「防疫隔離」，實質上是在惡劣環境下軟禁住民。隔離住民的方式是鎖在睡覺的房間，無法做勞務，無法見家人，無法離開居住的房間去有抽水馬桶的地方上廁所。而醫院員工因為院內感染嚴重，又沒有住民協助工作，人力不足，疲於奔命。

三餐和排泄都在同一個空間

根據聯合報的報導，一位院民表示，疫情期間動輒被關，自己已經被關好幾次，有次5、6個人關在同一間房，只能共用一張便盆椅，很髒。當時一直拜託工作人員開門讓人去廁所，求不到，只能在便盆椅大便。三餐和排泄都在同一個空間，吃飯也在房間裡聞著臭味吃，覺得自己好像被養在籠子裡的動物一樣。（註二）

三年來，疫情期間的會客以視訊為主，曾有家屬花費數小時車程抵達玉里，但醫院卻忽然宣布預防性隔離，導致會客臨時取消。

對於媒體和人權團體的撻伐，院方和公關人員仍然對外宣稱有：「努力維護病友及家屬權益」。雙方各執一詞，在媒體上隔空激辯。（註三）

新聞報導浮現了一項事實：精神病院的病人喪失了做為人的權利，一直到21世紀，違反人權的問題，仍然在精神病院上演。

血淚斑斑的住院經歷

曾在部立玉里醫院當住民18年的盧先生，提供公民人權協會CCHR他18年來的為玉里醫院「工作」的經驗。盧先生說，輕度病人的院內工作，工作量不亞於聘僱的照服員，甚至做更多。

照服員是三班制，8小時就下班，但院內工作的病人要工作11個小時，沒有排班，因為輕度病人24小時都在病房裡面。每天被安排要去完成的清潔任務，忙得不可開交，工作做不完，沒有時間參加職能治療活動。

工作如果沒做好或做不完，還有行政懲處。例如，取消每週可以去福利社的機會，或是兩個月逛一次街的放風。（註四）

吳先生在部立玉里醫院待了兩年，他認為那裡的「治療」，讓他每況愈下。醫護人員會要求把嘴巴打開，確認有把藥吞下去；要求患者掀開褲子，檢查看有沒有把藥藏在褲子裡，很沒尊嚴。這裡的廁所是半遮門的，外面可以看到裡面上廁所的人，而且常常有人闖進來，完全没有隱私。洗澡有限制時間，男照服員會把所有男住民集合起來，把衣服都脫掉，排隊等待，當著廣大住民以及精神科女護士的面，把人推去洗澡區。

雖然醫護人員會跟家屬說：「我們這裡的醫療服務很好，住在這裡，病會越來越好。」但吳先生發現住在裡面的患者，都住了大概五六年或更久。他不能理解，如果目的是「治療」，為什麼要住這麼久？看到這些人，退化得很嚴重，自言自語、恍神等等，吳先生認為精神醫學並沒有處理和改善這些情況。（註五）

人權在精神病學領域被忽視

病人權利在全球精神健康領域一直是一個被忽視的話題。從最近的花蓮部立玉里醫院新聞，院方蠻橫不合理的限制住民（病患）行動，已經讓台灣精神病院的管理水準，一下子倒退兩百年，禁閉病患，排泄物與食物共處一室，滿屋子惡臭。

醫院不計任何代價控制病人，即使會讓病人的病情惡化也在所不惜。終於連院內的工作人員都看不下去，進行通報才讓醜聞曝光。

在精神病院的環境中，強制作法可能包括例如非自願入院、非自願治療、使用隔離以及強制約束。這次玉里醫院爆出院方獨斷獨行的作法，更凸顯精神科以醫學為理由的「擴權」，侵害病人人權的本質。精神科需要更有效和更人道的新醫療方向，才可能真正促進精神病患的健康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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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公民團體共同聲明】精障住民不只要健康權，也要生活的權利，反對防疫無限上綱，還給住民應有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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