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英達 站在最前線安置需要幫助的移工
【記者黃幸榆、蔡亞璇、汪慈衛 / 桃園市報導】為了爭取移工的權益，汪英達替移工成立了工會、安置需要幫助的移工。他目前在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擔任移工決策處主任，協助移工已經有二十餘年。起初只是為了撰寫碩士論文，他卻沒想到，接下來的人生會奉獻給這一群與他素昧平生的外籍移工。
台塑六輕麥寮廠移工衝突 結下與移工的緣分
一九九九年，就讀臺大人類學研究所的汪英達，正為了碩士論文的選題而感到苦惱，因為在大學一年級時參加了臺大勞工社，社團課程播放勞工紀錄片、參與勞工遊行，讓他與勞工群體有一段淵源，於是選擇了勞工作為論文主題。雖然已經確定要以勞工做為主題了，但是仍深陷於要選擇本地勞工，還是外籍移工的煩惱當中。此時新聞正開始報導台塑六輕麥寮廠，以泰國、菲律賓這兩國的移工為兩大群體，互相鬥毆的案件，衝突發生原因是因為當時手機還沒有盛行，這些移工為了打公共電話而排隊，可能有人講久了點，後面等候的人逐漸開始不耐煩，這小小的導火線便成為兩國人爭執的引爆點。
「我真正開始接觸移工是因為這個新聞，對我來說很震撼。」對於這個事件，汪英達至今仍記憶猶新。他認為只要在管理上多加強，把兩國人分開一點，再多設立一些公共電話，其實就可以解決，但臺灣警察處理的方式卻是衝進去把這些移工制伏，後來這些參與其中的移工們，全部都被遣返回國。
看完這則報導後，汪英達決定要以外籍移工這個群體作為論文主題，為了碩士論文，他開始在每個星期日到移工庇護中心當志工，一邊進行論文研究、一邊與移工交朋友。但研究所畢業後，汪英達的工作沒有與移工直接相關，而到立法院擔任立委的法案助理，即使如此，他與移工的關係仍密不可分。
無法單打獨鬥 決定成立移工庇護中心
在擔任法案助理的同時，汪英達將這個身份轉化成助力，持續協助移工。Gil Lebria（以下簡稱Gil）是在台塑六輕麥寮廠工作的菲律賓籍移工，他長期向上層反應移工在生活、工作上的不滿與問題，像是沒有室內食堂，無論日曬雨淋都得在戶外用餐，或是被違法扣薪，只要擁有收音機、CD隨身聽等電器，被抓到就要罰錢，進而領導其他移工實行罷工計畫。數次罷工後，遭到管理人員的暴力舉動，臉、腹部、腳都受到強烈重擊後，強制遣返。
汪英達得知這個案件後，便與亞太移工組織、台灣人權促進會等其他人權組織合作，也因為當時一般東南亞人要來台灣，不易申請簽證，需要有臺灣的個人或機關邀請，以及保證人，才比較容易申請，因此麻煩當時協助的立委林惠官，以他的名義邀請Gil，讓Gil得以來台進行訴訟。這段期間，汪英達帶著Gil開了許多次的記者會，到行政院、台塑六輕麥寮廠等地進行抗議，這一連下來的抗爭，最終只開過一次檢察官庭，甚至連不起訴書也沒有收到，便沒有下文了。
汪英達意識到單憑自己一人，為移工發聲的力量實在是過於渺小，但是他看見移工努力爭取自己的權益，以及臺灣對移工如此不友善的環境，他決定換種方式來協助移工。在二〇一四年，汪英達偶然得知有非政府組織（NGO）能成立移工庇護中心的制度，於是決定成立庇護中心，辭去原本的工作，全心全意投注在協助移工。「雖然在我們之前已經有十幾間庇護中心了，可是事實上我相信都還是不夠的。」汪英達說，目前在臺灣的移工大概有七十萬人左右，其中受到不平等的待遇、虐待等需要幫助的移工，仍然有非常多。
汪英達（左）帶領移工向HTC抗議。圖片提供 / 汪英達
協助遭遇性侵的個案 看見制度上的迷思
汪英達於二〇一四年在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下成立移工庇護中心，汪英達成為庇護中心裡面的第一線工作人員，在草創初期只有他一個人負責協助移工、與移工聯繫，直到中心的發展慢慢茁壯，才有更多的同仁加入協助移工的行列，而他也慢慢退居幕後，成為移工政策處主任，因為移工庇護中心開始接了國際企劃，主要負責與國外進行溝通與聯繫。
汪英達（右下）成立移工庇護中心後，與移工們一同出遊。圖片提供 / 汪英達
這幾年來，汪英達經手解救出了許多移工，對他來說，每一個受到不平等待遇的移工都是令人心碎的。
二〇一六年的過年期間，汪英達突然接到了一通申訴電話，「我被性侵了。」顫抖的女聲從電話傳到了汪英達的耳裡，這是他初次碰到性侵的申訴案件。由於事情發生在臺南，遠在桃園的汪英達無法及時趕到，因此藉由警察的協助，警察先將來自菲律賓的被性侵者Ｊ（化名）安置好，汪英達隔天再與來臺曾經擔任過看護工，因為參與移工運動所認識的菲律賓籍太太一起南下，陪同Ｊ做筆錄。
Ｊ是一名看護工，雇主僱用她來幫忙照顧母親，當時因為Ｊ被雇主性侵後，便匆匆忙忙地逃了出來，她所有行李都還留在雇主家中，於是警察與汪英達夫婦陪著與Ｊ回到雇主家收拾行李。「我一看到她的雇主，連我自己都會怕。」汪英達說，雇主是一個非常高壯、身上佈滿刺青的男人，而Ｊ是一個身形普通的女孩子，可想而知，當她被雇主壓在身上時，她無從反抗，甚至一反抗可能就會有生命危險。
長期環繞在隨時會被雇主性侵的恐懼下，Ｊ的心理開始出現了問題。當她在接受記者訪問時，突然崩潰、哭到全身抽蓄，無法站起來，汪英達馬上送Ｊ到急診，但醫院卻診斷不出原因，唯一可能的因素是心理造成的，一時情緒激動造成暫時性癱瘓。Ｊ才說她偶爾會看到雇主的臉、聽到雇主的聲音叫她去死，甚至開始有自殺的念頭，汪英達才驚覺到Ｊ的精神出了狀況。
汪英達輾轉請了臺北市衛生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的諮商師來協助，但因為庇護中心不是位於臺北，因此每次需要諮商時，汪英達夫婦都會帶著Ｊ搭了半小時的火車，再轉捷運進行諮商。不過諮商師沒有辦法跟Ｊ直接溝通，所以汪英達的太太會先把Ｊ的話從菲律賓語翻成英文，汪英達再將英文翻譯成中文給諮商師，每一段話都需要經由兩段翻譯。
Ｊ的案子進行了很長一段時間，當所有人認為會成功時，法官卻判了敗訴。原因是審判時都以法官最初問話為準，像是司法制度有個完美被害人迷思，法官會認為明明是被強迫的，在那個當下為什麼沒有強力抵抗、大聲呼救，汪英達氣憤的認為，當時Ｊ被男人壓在身上，這個時候如果她強力抵抗、大聲呼救，那她可能連命都沒了。
除此之外，還有報案的證詞不一。因為在警察局做筆錄時，Ｊ說只發生過一次性侵，但後來卻改口說發生過三次，「其實這些他們講的問題，全部都很好理解，因為當時就說這一次啊，而且可能沒有想到原來那些也可以講，所以後來才講出其他次。」因此汪英達與其他婦女團體開了記者會，來抨擊司法制度。但是因為走刑事訴訟都被判敗訴，只能改走民事訴訟，Ｊ的案子最後因民事訴訟勝訴，只拿到了民事賠償。
強力抵抗不公平制度 仲介費應由雇主支付
但是對汪英達而言，幫助移工感受到最挫折的地方，並不是協助移工的案件沒有成功，而是在於他進入幫助移工領域的這二十年來，雖然制度相較起來有稍微好一些，但其餘移工整體的處境沒有太大的改善。雇主與仲介還是會變相壓榨移工，政府也不願意真正大刀闊斧地針對各種的剝削問題，好好的檢討、改善這個制度。
移工來到臺灣前，需要先被當地的仲介收取一筆仲介費，到臺灣後，臺灣仲介再向移工收取另外一筆仲介費，這些對會雇用移工的台灣人來說，也許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但是已經有愈來愈多國際團體，開始要求雇主應該要替移工來支付這筆費用。汪英達認為，移工支付仲介費這個制度，等於是必須要先付一大筆錢才能買到這個工作，明明是雇主需要勞工來讓他有這個勞動力、讓機器可以營運，為什麼移工還要花錢來買這個工作呢？「仲介費應該是要由雇主付的，這個原則是我絕對不會放棄的，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一定會看到。」汪英達堅定的表示。
汪英達於參與移工盟漁工記者會所拍攝，現場展現漁工被剝削的畫面。圖片提供 / 汪英達
協助成立工會 一起改變移工的處境
這幾年來，汪英達協助了不少移工成立了他們的工會，像是全國家戶勞動產業工會、全國製造業產業工會等，雖然這些工會力量都還很小，未來仍然有許多發展空間。過去的工會法明文規定，只要是工會，理事長都必須要由中華民國公民才能擔任，但後來已經刪掉這條法律，因此現在的移工不但可以參加工會，還可以擔任工會的理監事。
雖然移工能夠自行成立工會，不過在成立的過程中還是有可能會被勞工局或勞動部刁難，因為官方不會接受在工會的名稱上有移工的字樣，等於「某某工廠移工工會」是被禁止的。加上一間工廠只能擁有一個工會，也就是說，工會沒有辦法拒絕其他在工廠工作的臺灣人加入，當工會力量變大時，資方會刻意讓臺灣人加入，很有可能會被資方操作。
「這些移工為什麼需要被幫忙？只是因為他們自己沒有力量團結起來，如果他們自己團結起來，他們有力量、有工會，甚至可以罷工，他們的力量比誰都大。」由於不少移工面對資方時，會迫於權力而不敢爭取自己的權益，因此汪英達希望可以藉由他的協助，讓移工自己團結起來，當力量變大時，面對資方的恐懼自然就會減少。
移工在臺灣工作，很容易發生不平等的待遇，很多雇主對待移工也不太友善，汪英達甚至希望移工如果能選擇的話，不要來臺灣。「但是對移工講不要來是一種風涼話，因為大部分的移工來就是因為在家鄉沒有工作，找不到可以養家的收入，他們的選擇並不多，所以很多人都選擇要出國。」
因此汪英達希望移工們既然來到臺灣了，可以試著了解自己的權利、知道有哪些NGO能協助他們，並多與同鄉朋友聯繫。更重要的是重視自己的權利，形成移工自己的團體與工會並且壯大它，未來才有機會跟著汪英達與其他移工團體，一起攜手改變移工的處境。
採訪側記
採訪的過程中，可以感受到這二十年來，汪英達為移工發聲的這股衝勁，也能感受到他對移工政策的無力。汪英達常常與勞工局、勞動部吵架，只為了將這些受到傷害的移工給安置好，即使知道移工無法給予他什麼回報，但他仍然拚了命去協助他們，而他說這些都是他應該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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