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清宗觀點》從「政策機會之窗」觀點談當機車待轉區成為潛在的新冠肺炎防疫破口時

有關於機車待轉區的部分，近年來有許多的團體與各界人士皆開始主張要廢止機車待轉區的政策倡議，認為機車待轉區的實際效果並未如預期初衷地保護機車族安全，反而在科學數據上所見的是更多的危害與傷亡，而政府遲未修正相關規定僅是因為錯誤解讀數據，僅了解數據表面上的形式意義解釋，而並未深入翻開來探究這些數據實質上的意義應要如何解釋，並因此而長期致使機車族的用路權益受到侵害與不平等，說到這個，筆者表示甚為贊同。

機車待轉區示意圖。（圖片來源：聯合報）

機車待轉區的出現與實施兩段式左轉互有直接關係，以我國而言的話，最早可追溯自53年前，距今已快實施有近一甲子的時間，顯見這項制度的實施與其背後淺藏的錯誤觀念，似乎是早已根深蒂固於人民的觀念中，或許也是為什麼在這幾年的交通政策改革唱議中，明明機車族的年齡層遍布於各個階層，但是卻總是只看到年輕族群投入與發聲，這不太可能純粹只是因為年齡差異而導致，那是果而不是因，正如同會投入土地正義議題的人也從未見他們有年齡階層的差異，這可見的是這錯誤觀念早已僵化，也是最岌岌可危的地方。

什麼是「政策機會之窗」？它要怎麼打開？

筆者本身就讀公共政策科系，且專精於公共政策研究，故在論述上也偏向引用本科系所學智識來進行分析與指引，同時在此向各位介紹一下這個名詞。

這個名詞有很多種中文翻譯的說法，可以說是：「政策窗」、「政策之窗」或「政策機會之窗」等，都是相同名詞的不同說法。本詞源於美國密西根大學學者J.W.Kingdom在26年前所提出，這個意思泛指說，它是鎖定一個特定焦點的公共政策議題的最好時機，且理論上必須同時有「問題流」、「政策流」與「政治流」三者的同時匯聚。試以其它交通議題為例而言，前台中市長胡志強夫人邵曉鈴女士當年發生重大車禍時，吸引了全國目光的聚焦與關注，也相信各位應該還記得當時邵曉鈴女士為何身受重傷而備受關注的原因，在此不作贅述，要說的是當時引起了全國譁然與探討相關的安全帶議題，同時出現了問題意識的重視、政治互動的影響與政策制定的迫切等，最後也成功地帶動了修法的討論（惟可惜當時的結果並未通過，反而是到5年後的孫穗芬事件時才通過，這晚了5年的時間實在是令人感到甚為可惜），理論上在車禍事發起有備受大量關注的當時，就是探討就後座乘客是否強制繫安全帶議題上的最佳時機，可謂「政策機會之窗」的開啟。

藉由防疫需求帶起試落實機車平權的最好時機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頒布全國三級警戒，其中包含了禁止室內5人以上、室外10人以上的聚會，當然，筆者在這邊知道這所謂的室外10人群聚是指社交相關聚會的意思為主，但如果我們真的注重防疫的安全與需求的話，不應該只單純思考其字面上就表面的意思即可，而是應該要延伸反思其實質上的意義，既然要避免室外10人以上群聚，來降低染疫的風險。試問，難不成要避免室外10人以上的群聚來避免染疫，會是只在意你這是不是社交聚會，而非是就數量上看人數只要達到10人以上就有可能群聚感染的風險嗎？機車待轉區的群聚，在尖峰時段也是隨意就能夠超過10幾台機車、10幾個人以上，縱使不是所謂的10人以上社交聚會，但實質意義上也是10人以上的群聚，難不成就沒有染疫的風險在了嗎？筆者認為這部分值得各位與後知後覺的政府官員們深思。

倡議交通政策改革的相關團體，以近幾年的觀察而言，不時以社運形式在政治場域中發揮影響力，當前最著名的莫過於台灣機車路權促進會的表現最受矚目與肯定，其為人印象深刻的行動諸如：包圍交通部公路總局的抗議與發起多場「待轉大富翁」的行動等，都成功喚起了各界對於交通政策改革的關注，尤其就機車平權這方面而言，更是能夠直接帶出了理念論述的呈現，且屢獲佳績。這部份對於政治場域最直接的影響，莫過於帶起政黨或政治人物對於這個議題的投入與發聲，最可見的例子諸如：立委邱顯智、台北市議員黃郁芬、苗栗縣議員曾玟學、高雄市議員黃捷、前交通部長林佳龍與國民黨青年部主任陳冠安等人都是，未必能說每一位都要有亮眼的表現，但至少就他們的態度與觀念上到目前為止都尚屬值得肯定的。

筆者在半年前曾居中牽線協助台灣機車路權促進會與國民黨立委呂玉玲、葉毓蘭方面就機車路權的議題上進行遊說與交流，試帶起國會內部對於機車路權議題上的關注，並且避免有無法落實真正平權的觀念於最初端，以免未來在政策倡議的過程中阻礙之因子可能更大，亦期望能夠藉此加速帶動未來的修法與實質改革的邁進。換句話說，就是盼望由國會來主導政策制定過程會遠勝於由交通部來主責。

其實從上述觀察下來，我們早已具備了廢止機車待轉區議題的「政策機會之窗」開啟條件了，既然三項關鍵條件都已經湊足了，就只差有沒有人願意在全國人民們的面前來去開啟了。或許，我們未必能夠爭取到立刻要永久性地廢止機車待轉區，在此可參見著名公共政策學者林布隆說過政策過程是漸進式的，既然如此，理論上我們未必能夠做到馬上要求永久性地廢止，雖然筆者心願上是希望如此，但或許我們能夠在這個理論下爭取政府來漸進式地廢止，也就是在防疫期間頒布解禁待轉相關規定，一方面可以在非常時期內達成防疫的效果、一方面也可以以實驗性的精神在這段時間內來去試行驗證這項促成機車路權的政策倡議是否在實務上可行。況且筆者相信沒有待轉更安全這回事在國外是成功的，搬來我國應該也是如此，甚至還是一個可以提供科學數據打臉政府的最佳實證機會，不應就此輕言錯過，否則甚為可惜。筆者今日言盡於此，如何落實我們的防疫需求將公衛安全最大化、如何落實我們對於機車路權推動的訴求成功最大化，這必然是就這兩項議題在政治訴求上相互連結、及追求倡議成功之當前最佳的策略規劃了，就待熱血志士將「政策機會之窗」給開啟。

（作者為桃園市政府青年諮詢委員會委員、國立臺北大學教務會議學生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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