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我血汗錢 我要活下去 五一勞工上街頭

還我血汗錢  我要活下去  五一勞工上街頭

失業浪潮下的五一（四）
群眾與行動間的落差

5 月1號下午，遊行隊伍來到中山南路口，為了能夠順利到行政院前，組成約百人的方陣，與警方發生衝撞；衝撞的目的是為了拉高抗爭的強度與決心；不過最後以只 有一次衝突、之後以行政院政務委員不著邊際的回應收場，毛振飛說，這種程度的衝突，跟本來他的預設並不相同，「我是抱著被關的決心來的」；不過，如果只是 從「衝撞的強度不如預期」來看遊行的結果，恐怕過於簡單，這一次遊行，提出五大訴求，不過在遊行中並不明顯，在行政院前，要求政府必須改變「錯誤的政 策」，最後在薛承泰上台的時候，也只聽到「停止教育部的企業實習計劃」這一個由九五聯盟在先前提出的訴求，此外，「召開勞資政協商會議」則似乎是在遊行當 天才出現的東西。

五一兩大具體訴求？怪

青年勞動九五聯盟的海報，教育部的「企業實習計劃」製造廉價勞動力、壓低工資水準，為九五聯盟所批判；而「要求撤回實習計劃」成為五一兩大具體訴求之一。

自從教育部開始推動「企業實習計劃」以來，即遭到九五聯盟的強烈批判（參見九五聯盟新聞稿），並以之作為此次五一遊行青年失業大隊的重要具體訴求（參見青年大隊文宣）， 這個訴求雖然不能說不重要，但對於整體的派遣、外包、不穩定僱用與失業狀況來說，畢竟仍是「邊邊角角」；另一個重要訴求「召開勞資政協商會議」更從不曾出 現在遊行之前的訴求中，毛振飛說，的確在遊行前幾天，才出現這樣的討論，他的想法是，政府總要做一些事情，所以希望藉此把國家給拉進來。

事實上，自從全產總組成之後，「勞資政協商」的主張，一直是其主要的訴求，並且具體反映在2001年，民進黨政府舉行的「經濟發展諮詢會議」上，當 時就遭到工運團體批判「真正得利的只有極少數工會領袖和幕僚群，因為他們能登堂入室，一下子提升到官員老闆們平起平坐的地位，至於基層勞工實在是撿不到什 麼便宜的…（參見2001〈工人力量〉：「勞工代表」，代表了誰？又做了什麼？」）」；國民黨重新執政之後，馬英九也數度宣示以此作為重要勞工政見（參見苦勞報導：[1]、[2]）， 並具體地表現在去年勞委會「基本工資審議」的態度上（當時的報導及評論）。

加上，在國民黨的政治脈絡下，五一遊行所「拿到」的這個「勞資政協商會議」，是不是發動遊行的這8大團體所能夠「吃」得到的？費了那麼大的力氣，有 沒有可能只是為人作嫁，抬了別的總工會上談判桌？即便「8大」中有人上得了桌，那麼會是目前還在工會體制外的「團結工聯」、「九五聯盟」，或者個別地方、 場廠、產業別的這些工會嗎？毛振飛也沒有辦法確保最後的結果，只是表示「我們是要求要以『8大』作為對口的對象，如果不行就再抗爭。」

梯隊並不真的整齊

訴求的跳躍與不明確、沒有清楚的群眾可以落實行動的成果，這與參與遊行的「主角」缺席，有密切的關係，這一次的遊行定調為「反失業」，主要的問題意 識在日益高張的「彈性勞動化」現象，當然，各工會面對大量替代性勞動力出現，壓縮本身勞動條件這一個現象，有強烈的感受，但是，真正受到「勞動彈性化」衝 擊的「非典型勞動者」，卻沒有真正以整齊的梯隊出現在五一的遊行陣容中。

無論是國營事業、民營的各地產總系統，或者備受矚目的青年勞動者大隊，都沒有能力組織這些感受到迫切壓力的勞動者，這是問題的關鍵。這種現象，連帶 著也使得主事者（如丁勇言）所期待的「梯隊整齊、抗爭強度夠高」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已經可以預見是「不可能的任務」，遊行在經過行政院前的衝突之後，再轉 入凱達格蘭大道，人數幾乎減了一半；台灣自主工會運動發展到今天，已經有超過20年的歷史，對經歷經濟發展高峰期、還有一定程度「終身僱用」保障的工民營 事業工會幹部、會員來說，不管金融海嘯或者彈性勞動趨勢如何嚴重，只要預期自己可以順利退休（優退、優離），對於五一遊行所提出「失業」問題的迫切感，是 不是足以支撐出一場論述、訴求、強度相當的行動？恐怕還不是現階段台灣工運可以處理的問題。

也就是說，這一場近十年未見的五一遊行，真正的群眾缺席、台上說的跟台下想的，又存在著一定的距離；所存的可能真的只剩下「讓大家可以走在一起」這 一個將過去四分五裂的台灣工運隊伍重新結合起來的「平台」意義，對此，毛振飛認為「有一點達到目標」，在遊行籌備過程，甚至是當天產生的一些爭議，他也認 為「這是好事」。「桃園縣產總（毛振飛擔任理事長）不會回到（加入）全產總」，毛振飛說，這也間接回應了全產總理事長施朝賢對「全產總與團結工聯合一」的 期待，短期內不會實現。未來，類似今年五一「平台」的形式，可能會成為工運整體行動的一個基本模式。

厚植基礎、擴大參與，把「缺席」的群眾找回來

台塑集團的南亞電路板工會在遊行中動員了近200人全程參與，在參與的民營事業工會中頗為可觀。工會秘書田奇峰說，最主要的原因還在工會平時有互 動、建立申訴制度、協助會員進行爭議，而這一次五一遊行，也有積極的動員；事實上，南電在廠內，也曾經有過公司以11個月的定期契約與新進人員簽約的例 子，不過在工會的積極介入、打官司之後，目前已經沒有「定期契約工」的存在；南電屬於高度依賴出口的產業，在「無薪假」風波下，受衝擊很大，不過最近景氣 又有變化，「無薪假」趨緩；不過，由於新到的訂單都是短單、急單，所以眼前的危機可能不像眼前那麼強烈，看得到今天，看不到明天，因此，田奇峰認為，對幹 部來說，仍然存在著危機感，也保留了五一走出來的動力。

南電工會的例子，顯示出基層工會平時的經營、危機感與戰鬥力的維持，會直接反映在動員的狀況上，相較於「平台」的建築，如何面對重新厚植工會的基礎、有效地擴大參與，乃至於把「缺席」的群眾找回來，這應該是台灣工運所面臨更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