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omas Pogge:全球規則制定應當傾聽窮人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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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學家、美國耶魯大學教授濤慕思•博格：

全球規則制定應當傾聽窮人的聲音

日期：2011-08-01 作者：李純一 來源：文匯報

認識到全球不平等已經超過性別、種族等等既往的任何一種不平等，博格將制度性的道德分析運用於國際秩序層面，以期推動全球正義理論的發展。他更是不遺餘力地通過全球層面的實踐來努力促成一種全球正義觀。他深信："全球正義是人類最重要的目標。" 本報記者 李純一

"生活在最富裕國家裏的全球五分之一人口與生活在最貧窮國家裏的五分之一人口的收入差距，已經從1820年的3比1,1870年的7比1,1913年的11比1，提升到了1960年的30比1,1990年的60比1和1997年的74比1。"

當濤慕思•博格（Thomas Pogge）在他的"全球正義的優先性"一文中引用這些觸目驚心的數據時，他堅信貧困問題不能僅僅歸因于一國的制度和文化，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貧困問題的道德義務也並不只是出於惻隱之心，更因為"這確實是我們的錯誤"——發達國家在歷史上以強勢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手段建立起來的現行全球秩序，通過認可國際借貸特權和國際資源特權之類的國際慣例、建立各種跨國經濟貿易組織，在不公平地惠及強勢人群利益的同時，不公平地剝奪了弱勢人群本應享有的擺脫貧困和發展的機會。"而我們絕不能允許讓這種錯誤延續"。

康德在《永久和平論》中所說的"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侵犯權利，就會在所有的地方都被感覺到"這句話，深深影響了學生時代的博格。在他看來，康德是最早從世界主義角度理解法律和正義的人之一。

博格的另一個精神導師是約翰•羅爾斯。作為羅爾斯的學生，博格寫過兩本關於導師的書：《實現羅爾斯》和《羅爾斯：生平與正義理論》。在追隨羅爾斯15年後，博格最終在理論上與自己的導師分道揚鑣。在他看來，羅爾斯的正義論把"封閉社會"局限于主權國家，而現在，我們所擁有的唯一"封閉社會"卻是全球社會。他要把羅爾斯正義論的核心關切推及全世界。 

認識到全球不平等已經超過性別、種族等等既往的任何一種不平等，博格開始將制度性的道德分析運用於國際秩序層面，以期推動全球正義理論的發展。作為致力於改變世界的哲學家，博格不希望好的理念僅僅成為哲學博物館裏好看的陳列品，他不遺餘力地通過全球層面的實踐來努力促成一種全球正義觀。他提出對資源消費者進行收費的全球資源紅利（GRD）的構想，與同道們成立非政府組織全球健康推進計劃（IGH），推動各國政府和基金會參與健康影響力基金（HIF），從制度層面改進不平等的資源與醫療分配體系，減少本可避免的貧困、疾病和死亡。他深信："全球正義是人類最重要的目標。"

博格1953年生於德國漢堡，1983年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83年至2008年先後任教于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和政治學系，2008年起擔任耶魯大學哲學和國際事務雷特納講座教授。此外，他還擔任挪威奧斯陸大學自然心靈研究中心主任，並於1996年當選為挪威科學院院士。他的主要著作有《實現羅爾斯》《世界貧困與人權》《日常政治：在親近窮人的言辭背後》等，現已譯成中文的有《羅爾斯：生平與正義理論》和《康德、羅爾斯與全球正義》。

不久前，在來滬上高校做系列學術講演之際，博格教授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

我們需要更能被廣泛接受的全球共識

文匯報：我們知道，羅爾斯的正義論建立在以主權國家為模型的封閉社會的假設基礎之上，而在當下，沒有任何一個主權國家具有這種封閉性。所以，您提出要將正義擴展到主權國家之外，發展出一種全球正義。但是，與全球化趨勢同時存在的，卻是一種全球地域化的傾向，人們甚至在什麼是好人、什麼是值得過的生活、什麼是愛和友誼等等基本觀念上都發生著衝突。在這種情勢下，如何有共識可言呢？

博格：確實，地域化和全球化進程融合在一起，並且相互強化。全球化會使民族國家失去部分權力。以歐盟為例，歐盟成員國擁有哪一部分領土已經不那麼重要了。捷克斯洛伐克分成兩個國家，比利時也有可能分成兩個國家，這些都沒有什麼大礙，它們仍然都是歐盟成員國，人們的日常生活也不會因此發生顯著改變。國家之間也變得更寬容，不再為更多的地方自主權而競爭。

羅爾斯的理論建立在為人們所廣泛信仰的正義的道德機制之上。但這並不是整個世界都普適的那種道德機制和信仰，而或多或少是美國人的信仰。如果我們整個世界都按照美國的形象來塑造，這當然是不可接受的。我們應該做的是，追隨羅爾斯而反對羅爾斯，將他對制度的思考運用到超越民族國家、也即整個世界的制度設計層面。

就全球正義以及對全球機制的評估而言，我們需要更狹義、內涵更少、以便能被更廣泛接受的共識。這有點像兩個圓的重疊部分，全球共識的重疊部分總是要比美國人的重疊共識小得多。因此，可以在全球層面使用的概念，譬如說人權，可以有更為狹小的意義，即這個世界上的每個人都應該擁有足夠的食物和營養，有基本的教育和醫療保障、衛生設施，能用上清潔的水等等。現在人類已足夠富有，完全有能力為所有人提供這些東西。我們可以就此達成共識，認同這些東西最重要、具有優先性。我們必須以此方式來設計全球規則，包括WTO，因為正是這些全球層面的建制最大程度地支援了人類基本需求的實現。

文匯報：為什麼羅爾斯不願意將他的理論運用到全球層面？

博格：同許多美國人一樣，羅爾斯有著非常強烈的愛國熱情。他信仰自己的國家，認為自己的國家總能改正錯誤，變得越來越好。他擔心其他國家和文化並不像美國那樣真正致力於正義。

羅爾斯認為，在一國國內，應當遵循差別原則——即我們應當安排經濟機制，讓境遇最差的人們盡可能獲得好的待遇，力圖消除不平等；但就全球層面而言，只需要討論正義的外交政策、援助窮人、把他們的生活水準提升到最低水準以上就可以了。他認為全球機制對世界事務沒有什麼影響。他是2002年去世的，那時WTO還是新鮮事物。他認為影響貧困的根本原因，不是全球層面或超國家的因素，而是一國的國內因素，如一國的文化、一國國民是否勤奮努力、一國的人口和婦女政策等等。他說只需要克服地域的、國內的障礙，不用關注國際秩序，每個國家都可以富裕起來。

文匯報：作為一個世界主義者，您認為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會對世界主義形成挑戰嗎？

博格：會帶來挑戰。但兩者其實可以並行不悖。我們在設計超國家機制的時候，必須是世界主義者。如果你是中國派往聯合國的代表，要參與協商世界貿易秩序的設計，那麼，政府應該告訴你，你到那裏要摘下中國帽子，戴上世界帽子——你是要為世界、為所有人做出最好的設計。這與愛國主義是並行不悖的。你有時候代表你的家庭，有時候代表你的城市、國家，帶上不同的帽子。

但是現在，情形並非如此。任何政府派遣代表去討論國際金融、貿易體制的時候，都期望他只代表本國利益。這就是問題所在。窮人沒有得力的代言人，他們的利益沒有被聽到，導致不平等的狀況仍然在加劇。

我們必須逐步建立起一種全球機制。現在，已經有了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這樣，思考如何擺脫貧困，就不會僅僅從本國利益出發。我們有共同的問題需要解決，必須忘掉自己是從哪一國來的。

非正義的國際秩序會傷害到國內正義

文匯報：您也引述過康德的論點：只要全球正義沒有實現，任何國家的國內正義都不會穩固。但是，當今國際社會，"強權即真理"的邏輯依然經常起著作用。強權者依然憑藉其優勢地位在制定著有利其政治、經濟、文化乃至道德的遊戲規則。面對現實，我們又如何能發展出有利於促成全球正義的公共理性呢？

博格：康德的論點來自他的《世界公民觀點之下的普遍歷史觀念》一文，我想，康德的觀察非常準確。全球層面的非正義對國內正義而言是非常大的腐蝕力量，這種腐蝕顯然正在發生。

一方面，如果整個國際環境認同"強權即真理"，那麼，每個國家都會感到自己必須越強大越好。比方說，我們給窮人錢來消除貧困，但前提卻是我們自己的國家必須更強大。退休的人辛勤工作多年，現在卻所得甚少，我們理應為他們過去的辛勤工作、他們對國家的貢獻多給一些錢，讓他們過得更好一些。但是，有人認為，這樣做不會使國家更強大，因為老人們不能再做出更多貢獻了，給他們更多的錢等於是在與別國競爭中浪費資源。如此對待老人顯然是不正義的，但是我們就在這樣做。這就是"強權即真理"的國際環境可能傷害到國內正義的例子。

另一方面，弱國總是發現本國國內的建制會被外國人破壞。弱國和窮國的政府當然也希望服務於本國人民，但是，國外力量，比如一些大公司，甚至要比本國人民更能左右你。政府因此很容易腐敗。這也是非正義的國際秩序導致國內非正義的案例。

文匯報：那麼，如何實現跨越，從"強權即真理"的狀態中擺脫出來？

博格：一國在制訂外交政策時，往往會看別國是怎麼制訂的。所以，當一個國家同追求強權、大量動用軍事力量的國家相競爭時，它理所當然地會認為，自己也必須變得非常強大。現在的氛圍就是，許多國家都極大地依賴軍事力量來解決問題，妨礙了世界向非軍事化方向發展。

從深層來分析，這涉及到國際秩序。概而言之，每個國家有三種方式來影響世界，即軍事的、經濟的以及道義的。挪威有很好的名聲，就會有世界影響力，許多人會視他們為同道。美國的軍事力量可能佔據世界的60%，經濟力量也很大，但道義力量很小。美國出於自利，在戰略上很希望世界陷入危機，這樣軍隊和武器就重要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