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紀念中不能說的秘密

辛亥紀念中不能說的秘密

◎韓詠紅

聯合早報2011-10-9

臺灣民歌《龍的傳人》裡這樣寫著：“百年前寧靜的一個夜，巨變前夕的深夜裡，槍炮聲敲碎了寧靜夜……”雖然作曲人侯德健表示創作靈感並不是辛亥革命，但在回歸辛亥革命百年之際，許多人不由得想起這首歌，想起它正好傳達了一個微小切入點與一場改寫民族命運歷史事件之間的微妙關係。1911年，中國湖北武昌新軍工程營槍響引發的革命，將持續2000多年的帝制一舉推倒，中國人從臣民變成國民，連帶當年六七百萬海外華僑的身份也因此改變。現代中國的歷史就從這裡、從辛亥革命開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到今天，時間正好過了一百年。這期間，大陸政治繼續激烈變革，抵禦過侵略戰爭，國民黨與共產黨從合作走向內戰，大陸與臺灣成為分治的海峽兩岸，海外華人也在風雲跌宕的國際局勢中漸漸從“華僑”變成“華人”。今天回頭看，辛亥革命既是海峽兩岸的共同紐帶，也是中國與海外華人共有的歷史座標，是一個世紀以來中外華人追尋現代文明的精神起點，各地的隆重紀念正說明它的獨特意義。
　　
然而，這段重要的、也繼續受困於意識形態話語的窠臼，又繼續寄託了當代的中國知識份子對改革的期望、對現實的曲筆批判與借古諷今的評論。有學者指出，“辛亥革命”仍是一場沒走出的革命，在當前世界最大的華人人口群體中，當年的先進者追求的民主、憲政理想，依然任重道遠。

沒有走出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在中國一直具有強烈的當下參照意義，仍是一個世界想像的鏡子，包含明顯的政治利害關係和強大的心理投資。”
　　
談到辛亥革命，中國近代史專家、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員雷頤受訪時，首先強調“辛亥革命沒有死去”。雷頤指出：“辛亥革命在大陸，在兩岸，在華人社會，直到現在都是很敏感的，我們沒有走出辛亥革命。”
　　
國共兩黨圍繞歷史詮釋權的角力，早已是公開的秘密，而這個爭議一直到今天雙方都還在各說各話。
　　
國共兩黨爭奪“辛亥革命”話語權
　　
回溯歷史，早在1949年中共建國、國民黨退守臺灣以前，國共兩黨在殊死鬥爭中都要爭奪“辛亥革命”的話語權。國民黨以辛亥革命的正統自居，將共產黨人作為“逆黨”。共產黨人建立起一套從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到共產黨革命，即從農民運動到資產階級革命，再到無產階級革命，符合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革命歷史話語”，強調共產黨才是孫中山與辛亥革命的真正繼承人，是國民黨背叛了孫中山。
　　
雷頤受訪時解釋說：“共產黨是講究歷史淵源，講究歷史合法性的，它所謂的中國近代史中的革命，代表了歷史的必然，這個話語它始終是不能動的。”
　　
1949年以後，辛亥革命作為中共“革命話語”中的一部分，依然是主流意識形態論述中共執政地位正當性的重要環節，同時又增加了對台戰線的內容。
　　
海峽另一端，執政的國民黨政府則將“辛亥革命”與“國父建國”作為反“台獨”的論述主軸，以此接續“一個中國”的歷史與現實的脈絡。對此，親台獨的綠營人士不以為然。
　　
兩岸紀念辛亥百年“各說各話”
　　
上述背景，決定了兩岸在辛亥百年繼續“各說各話”，不可能共同紀念。在臺灣，官方斥資17億新臺幣(約7258萬新元)主辦100多項慶祝活動，主題定為“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大陸則是“辛亥百年”，對辛亥革命解釋側重其“階梯作用”，一面肯定辛亥革命推翻了專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體，一面堅持它有局限性，“沒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後一個任務最終由10年後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完成。
　　
面對對岸的高調紀念，大陸雖樂見“一個中國”主題的延續，又無法接受“建國”這個挑戰中共統治合法性的主題。
　　
據雷頤介紹：“所以一些國際會議，如果主辦方沒有注意，用了辛亥建國100周年，大陸就不能參加，要改成辛亥革命100周年，才能參加。那臺灣也有它的敏感，憑什麼把建國拿掉?對它來說就是中華民國建國100周年，中華民國是100年前建立起來的。”
　　
對國民黨來說，“民國”的存在不僅是歷史，也是不容否認的現實。臺灣行政院文建會主任盛治仁幾個月前接受外媒採訪時，就強調中華民國不但持續存在，而且“建立了華人社會有目共睹的民主體制”。
　　
但在學者眼中，上述說法也是“政治話語”。按照大陸近代史專家袁偉時的觀點，早在1926年，中華民國臨時執政的段祺瑞下臺，就標誌了辛亥革命的崩解。一年後國民黨建立了全國政權，新建的党國體制實際上已經不是辛亥革命後那個三權分立架構的“民國政府”了。
　　
告別革命與不能‘告別革命’之爭
　　
對於重大歷史問題，學術界莫衷一是，眾說紛紜屬於正常現象;然而如果“各說各話”是政治力量介入的結果，那往往意味著對話與討論的空間被壓縮，雙方各持己方“真相”不容辯駁。
　　
“辛亥革命”話語在兩岸官方充滿矛盾與隱情，在民間，又有另一種辯論在大陸知識界進行，它同樣帶有隱喻與現實的影子。
　　
大陸社會對於辛亥百年的紀念與回顧熱情，明顯要甚於臺灣。除卻官方媒體的造勢報導外，去年下半年開始，市場化媒體與網站紛紛推出相關的專題、學者專訪、講座，從各個方面去剖析辛亥革命的起因、評價，對今人的啟示。像廣東媒體《南方週末》推出了有關辛亥革命的系列專訪與連載文章。
　　
出版界也異常熱鬧。今年來，大陸出版界可以說出現一股“辛亥熱”。從中國最大的圖書網站“當當網”的書目查看，2011年出版、圍繞辛亥革命歷史的圖書多達60多種，包括了歷史宏觀敘述，辛亥革命與中國政治發展分析、歷史圖片集、畫冊、人物逸聞與傳記等等，不一而足。跡象顯示，這些出版物受到市場歡迎，例如人民大學學者張鳴的《辛亥：搖晃的中國》，雖然是歷史性論述，依然熱銷十幾萬冊。
　　
媒體刊登影射現實文章被整肅
　　
輿論的興趣，卻不表示這個課題不再敏感，沒有若有若無的禁區。反之，去年下半年至今，即發生過媒體因刊登影射現實性強，或者對歷史人物評價與主流意識形態相悖的文章而被整肅。據境外媒體報導，湖南《瀟湘晨報》以及廣州時政雜誌《南方窗》，都有總編、執行總編以及社長級的主管被撤換。
　　
在大陸民間近期的討論中，一個日益清晰的隱題，是當前的中國社會該肯定革命還是反對革命?這個問題的現實指涉性，給紀念辛亥革命的話語賦予新的隱喻意義與敏感。
　　
這已不是大陸學術界第一次對革命進行反思。早在上世紀90年代，以近代思想史名家李澤厚著作《告別革命》為代表的反激進主義思潮，就對孫中山與辛亥革命持批評態度，並認為當年如果是晚清政府順利立憲，中國後來的歷史可能更少波折。此後大陸的辛亥研究中為立憲派討公道，蔚然成風。
　　
李澤厚提出“告別辛亥革命”
　　
李澤厚在上個月底接受訪談，更針對性地提出要“告別辛亥革命”。李澤厚強調辛亥革命的成功非常偶然，反之1906年清政府已經在改革。當年制訂的法律，甚至包括較完備的新聞法體系，到今天看依然很超前。如果沒有辛亥革命，中國可能通過漸進改良的方式實現社會轉型。
　　
然而，與當年備受熱議相比，李澤厚此時被知識界人士公開批評為守舊，有人撰文提出，現在是時候“告別李澤厚”了。在另一些文章裡，大陸作者則強調，為什麼不能告別革命?首先要追問清政府的政策，清政府令人失望的改革(立憲)。
　　
在今年初發表《走向革命》專著裡，雷頤詳細討論了1906年以後，尤其是1911前後半年的氛圍，當年4月同盟會精心策劃的“黃花崗起義”慘遭失敗，誰能料到半年後一場偶然的起義後滿清就此坍塌?他認為答案是那半年裡，代表體制內人士的士紳決定與革命黨人合流，這一轉變的根源又在於清政府的措施——包括宣佈成立皇族內閣、鐵路收歸國有等收權、壟斷權力的政策。
　　
士紳轉向激進原因的另一種解讀，是清政府失去了公信力。雷頤受訪時指出，有些論者極力想搞清楚清政府是“真立憲”還是“假立憲”，但更重要的問題是它的行為給受眾何種觀感?“如果受眾認為你是真的，你就能維持;如果你是假的，連體制內人士都認為是假的，你就維持不了。”
　　
而傳統上“經濟危機導致革命”的說法，並不能在當年的歷史中找到佐證。20世紀首10年中國的經濟正往上發展，工商業發展帶動經濟轉型，士紳要求更多權益，當這些要求沒有得到滿足時，革命發生的概率就相應提高。
　　
對執政者來說，如何不讓對辛亥革命的紀念引發出另一場改革還是革命的話題，恐怕也難以回避。
　　
辛亥百年，中國建立共和體制第100年紀念之際，如何避免下一次&ld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