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坎昆協商談台灣與氣候變遷的衝擊

坎昆坐落於墨西哥灣南由尤卡堂半島尖端，在人類演進過程中占據非常關鍵的位置。巨大的恐龍曾是地球生物的主宰，6千7百萬年前一個來自外太空的巨大隕石在此處撞擊地球，衝撞產生的大量塵霾遮蔽太陽，突發的氣候改變導致70％以上生物飢寒而死，人的祖先能及時適應這麼急遽的改變得以延續，成為地球的主宰生物；人類之所以有今天，其實是拜過去自然氣候變遷所賜。今天，人類應該認真思考：是否會被自己創造的氣候改變所毀滅？

1992年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成立，目的在穩定大氣中溫室效應氣體，如二氧化碳、甲烷等濃度，期望能避免「危險的」的人為活動改變氣候。

2007年政府間氣候變遷研究小組（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指出：全球增溫在1.5℃~2.5℃，10~15％物種滅絕；珊瑚白化；雨林物種消失可能從40％增加到80％；2.5度以上，全球生態體系超過15％會改變，20~30％物種滅絕；極區生態崩潰；珊瑚死亡；因為溫度上升導致森林逐漸死亡，從吸收變成碳的排放源。因此建議應該控制全球增溫不超過2℃，相當於大氣中總溫室效應氣體濃度在450ppm左右。

現在總溫室效應氣體濃度已約在440ppm，想要控制增溫在2度內，全球總溫室效應氣體排放就應該在2015年以前達最高峰，之後還必須每年約減少4％。為了容許開發中國家尚有增量空間，以1990年CO2等的總排放量為基準，工業國排放應該在2020年前比基準減少25~40％；2050年前更減少至基準的8~90％。

雖然還有部分人士認為氣候變遷是西方資本主義創造出的陰謀，但越來越多的人認為IPCC報告過於保守，要避免小島國家滅頂，增溫不應該超過1.5℃，相當於總溫室效應氣體濃度不超過350ppm－現在濃度已經超過許多！因此呼籲工業國在2020年排放應該比1990年少至少45％。

回歸到350ppm的要求是否「太超過」？僅僅5年前，人們還在討論是否應該穩定在550ppm；但越來越多證據使得多數政治領袖同意願景是：增溫不應超過2℃－大氣濃度不超過450ppm。

規範工業國的京都議定書即將於2012年底失效，國際爭辯的是2012之後該如何達到減量的「共同願景」：京都議定書中規範減量的工業國應否做更多？排放快速增加的開發中國家是否也應負擔部分減量責任？工業國應提供哪些具體措施協助開發中國家減量及適應？2007年峇里島會議時參與者認知問題的複雜，同意以兩年時間處理，於2009年哥本哈根大會產生具體結論。

根據峇里路徑圖（Bali Roadmap）哥本哈根會議應該產生具體結論，不僅是各種立場者拿出最後的衝刺的精神想盡辦法企圖影響結果，還有不少人希望能親眼目睹歷史性時刻的發生，種種因素使得參與者數目爆增，也引發未曾預期的困擾。由於不同利害者都盡全力施展，互不退讓，使得備受矚目的大會最後以三頁的《哥本哈根協議》草草收場。

《哥本哈根協議》是少數國家密室協商的結果，公布前未經大會正式討論，也沒有私下徵詢，這樣不透明的討論過程是否只關注到少數國家的利益而犧牲其他？只須「主要參與者」就可決定是否會成為未來國際協商的慣例？「協議」內容唯一具體事項是工業國協助開發中國家降低排放的財務援助：2010~2012年間300億美金快速啟動資金；2020年前每年共計1,000億美金。

其餘文字內容僅國際現實的陳述：承認增溫不得超過2℃；希望各國及全球排放最高點盡早達到，以及沒有約束力的減量承諾等。

坎昆會議承接去年高度期待的落空所造成嚴重無力感，因此沒有人認為此次會議可能完成峇里路徑圖要求的具體結論，但能否產生有些許進展，可以從下列幾項議題來看：

一、財務援助；是《哥本哈根協議》最具體的成果，是工業國對氣候變遷協商展現「誠意」，重建國際社會互信的重要指標。

目前2010~2012年間300億美金快速啟動資金，看似幾乎已有著落，只是來源是否真屬「額外」，尚待評估；2020年前每年1,000億美金，是來自碳交易手續費，各國預算，國際海、空運輸附加稅，還是其他可能？至於財務援助所成立的「綠色氣候基金」應該是依工業國期待由世界銀行管理，還是依開發中國家建議另設組織，歸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大會管轄？此外，也應建立優先順序，才可能適當地使用。

二、避免森林破壞產生CO2排放（REDD）；雖然民間團體有不同聲音，這項議題早在去年大會前已達成共識，但在去年紛擾混亂過程中被忽略；今年的會前會中，雖然有代表提出異議，但此項議題仍是最可能做出具體結論的議題。

三、清潔發展機制；基本上各國都認為清潔發展機制對減量有幫助，應該延續；在行政方面：對認定過程，認定標準，行政成本，以及地理分布嚴重不均有意見。執行小組正提出對應的標準流程，建立基準等因應。產油國家強烈希望將碳的捕捉與封存（CCS）納入清潔發展機制；備受質疑的氫氟碳化物（HFC，破壞臭氧層的氟氯碳化物之替代品）銷毀計畫，因為確實可能產生弊端已經暫停此項之申請。

四、具體減量目標？去年最具爭議的議題，美國政府所提2020年排放比2005年減少17％，其實是較1990年排放僅少4％；這項目標比原先京都議定書要求減少7％的幅度還低；難以被國際社會接受。而今年美國國會改選，民主黨席次減少，使得歐巴馬政府更難提出比較具野心的目標；美國國會以開發中國家排放增加快速，單僅工業國減量效果有限，應要求開發中國家有意義的參與。

開發中國家紛紛以美國沒有擔負應有責任為前提，拒絕提出有意義的承諾。如果雙方沒有退讓，這「雞生蛋？蛋生雞？」的僵局可能還會持續。

根據目前各國所提2020年減量目標，減量幅度比1990排放少14~19％，與IPCC建議25~40％減量仍有很大一段差距，估計全球增溫會在3~4℃，而越來越多極端天氣現象造成前所未有的衝擊，因此不僅源頭「減量」重要，如何積極發展如何因應氣候變遷，以降低可能產生的衝擊成為當務之急；因應不僅限於科學的研究，更需要將研究成果轉換在現實環境的水資源管理，國土規劃，產業政策，能源規劃，交通建設，建築規範等等。

台灣不是聯合國會員國，不因此國際社會會忽略台灣產生不少的CO2，也不會因此台灣可以免於氣候變遷的衝擊。政府雖然從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初始即注意這議題，10多年過去，不論是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的因應，基本上仍停留在坐而言階段，未曾認真起而行。

要知道，國際氣候變遷協商過程中波折連連，正顯示此問題涵蓋範圍廣泛與高度複雜性，不論是減量或因應都不可能一僦即成，愈晚起步能有的選擇愈有限，氣候變遷不僅止是個環境議題，早已經是國家長遠發展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