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或多選？安樂死與器官捐贈

近年來，醫療技術持續發展，仍無法治癒所有病痛。有時，已經看到人生盡頭的人們，不願繼續讓自己與身邊的人痛苦，希望能有尊嚴的走完最後一哩路，甚至捐獻尚堪用的組織、器官，拯救他人寶貴的生命

引據《科學人雜誌》2020年7月號中，《安樂死與器官捐贈結合》一文，採取安樂死的患者大多在注射藥物後迅速死亡，若生前已決定捐贈，醫療人員能預先準備，對捐贈之器官有利，成功率較高。此作法看似合理且創造雙贏局面，實際上成功案例卻寥寥無幾，到底有多少問題隱藏其中呢？

安樂死＝合法殺人？

不難看出，最主要的問題來自大眾對安樂死的道德疑慮。安樂死（Euthanasia）一詞源自希臘語εὐθανασία，意即「好的死亡」；現代則延伸成：經過醫生與病人雙方同意後，為了減輕痛苦而提前死亡的措施。既然安樂死和自殺同為「在自身的意願下死亡」，為何自殺無罪，安樂死卻有如此大的爭議呢？

以有能力影響社會的政策制定者立場來看，一旦開放安樂死，最害怕的是造成滑坡效應的可能性。簡單來說，即為導致許多還有希望的患者，因為當下的痛苦，輕言放棄生命。這項疑慮是否為真呢？從Rietjens等人的研究來看，荷蘭在2001年安樂死合法化後，接受安樂死的人數從2007年的不到2000人，成長至2017年的將近6600人，雖然差距不小，但若綜合2018年前九個月統計的4600人，猶難以斷定選擇安樂死的人數將持續增加。

況且，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皆以非常嚴謹的態度制定法規，多半只允許末期病患申請安樂死，僅有荷蘭與比利時較寬容，亦允許心理上承受極大痛苦而尋求死亡的人申請。雖然有些學者認為這是種濫用，但實際上心理的痛苦較抽象且不外顯，比生理上的痛苦更難讓人感同身受。因此，如比利時的臨床心理師荷佛特（Lode Holvoet）所說，在嚴重的精神疾病下，若患者自行提出安樂死，應尊重病患，視之為一項選擇。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中的精神科部門。（圖片來源／陳瑋攝）

真正讓安樂死案例停留在少數的關鍵，並不只有法規，還包含醫師的意願。新竹馬偕紀念醫院外科專科護理師組長楊詠晴說明，安樂死以人工加工方式讓晚期患者提前死亡的特性，可能侵犯人的生存權、抵觸《憲法》，且涉及醫學倫理與法律問題，牽涉層面較複雜。加拿大醫學協會（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CMA）在2016年審理安樂死法案時，便代表加拿大逾8萬名醫生，主動提出醫師應有拒絕安樂死的權利。畢竟，這牽涉到人命，就算該國安樂死已合法，若沒有與家屬和患者溝通清楚，醫師很有可能吃上官司。

由於生命的價值是無可替代也不可返回的，在面對生死的議題時，所有人必定帶著嚴肅的態度加以審視。由上述可知，有時欲執行安樂死之病患心意已決，但對政策決定者與醫師等人來說，掌握他人生命的負擔過於沈重，因此對這項議題多持保守態度。

安樂死結合器捐，恐面臨更多問題

倘若讓安樂死結合器官捐贈，可能產生另一層面的問題：社會弱勢者為了減輕家裡負擔或幫助親友，被迫「自願」犧牲，讓安樂死從「可選擇的權利」，轉變成「必須選擇的義務」；抑或是「死亡後能拯救他人，對社會做出貢獻」的概念，存在患者的潛意識中，驅使其做出安樂死的決定。

擁有將近九千位成員的臉書社團「安樂死推動聯盟」管理員汪怡瑋也認同道：「雖然出發點是善意的，是追求社會效益最大化的，但會衍生出一種『衡量誰的生命更有價值』的問題。」患者可能受到社會氛圍影響，傾向犧牲自己遺愛人間，此時，自我意志便被無意間的壓縮。

事實上，安樂死結合器官捐贈，也存在實際層面的問題：並非所有願意捐贈器官者都符合條件。根據中華民國器官捐贈協會，器捐者的主要條件為無慢性病，如惡性腫瘤與高血壓、糖尿病等，這恰恰和多數申請安樂死的病患情況相抵觸。依照《新英格蘭醫學期刊》提供之數據：加拿大符合安樂死資格的病患有近三分之二罹患癌症，無法捐贈器官者比例甚高。

器官捐贈者的條件。（圖片來源／陳瑋製）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器官捐贈協會、新竹馬偕紀念醫院外科專科護理師組長楊詠晴

聚焦台灣，各項瓶頸待突破

相較社會制度較完善的歐美國家，無論是安樂死或器官捐贈，台灣在政策制定上雖逐年進步，卻仍未成熟。自2000年《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以及2019年《病人自主權利法》上路後，台灣加入合法「消極」安樂死的行列，病患透過簽署相關決定書，在未來符合其臨床條件時，保有拒絕醫療的權利。然而，臉書社團「安樂死推動聯盟」版主張佳綾發現，《病主法》需要1350元到3500元的諮詢費用以及第三人的見證同意，讓多數人難以享有其權益，無法真正落實、形同虛設。

醫院走廊看板上的《病人自主權利法》宣傳海報。（圖片來源／陳瑋攝）

事實上，各方民調皆顯示台灣人支持安樂死合法化的比例頗高。但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多數人表示支持，卻因為種種疑慮，對於主動推動安樂死合法化躊躇不前。汪怡瑋提到，當真正對善終有急切需求時，往往已成老弱病殘，心有餘而力不足。

楊詠晴表示，目前台灣的器官移植存活率已可與歐美國家並駕齊驅，然而，捐贈情況僧多粥少。前副總統陳建仁先生便曾在2019年提出在台實施「除非死者生前明言拒絕，否則一律視為同意器官捐贈，並尊重家屬意見，不硬性執行」的option-out（預設默許）制度，卻引起極大反對聲浪。縱然多數西方國家已施行多年且成效顯著，許多國人仍因為不了解，或保留傳統「留全屍」的觀念而無法接受。

欲簽署器官捐贈同意書的民眾任安平吐露，在新竹馬偕紀念醫院裡徘徊許久，詢問各處櫃檯，可能因為假日晚班人員較少，找不到任何能提供相關協助的人，「搞了半天連張宣傳文宣都看不到，最後就打退堂鼓了。」反觀蟬聯27年成為全球大體器官捐贈率冠軍的西班牙，不僅早在1979年推出預設默許制，更創設全國器官移植機構，將捐獻和移植過程公開透明化，並加強醫護人員的培訓，和所有潛在捐贈者與其親人保持良好溝通，大幅增加人民捐贈器官的意願。在這方面，台灣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拋開成見，循序漸進改變為關鍵

「安樂死結合器官捐贈」能讓長期承受生理或心理之痛苦的患者，在自己的選擇與專業的評估下，提早解脫。離開人世時，更能帶著因送出大禮感到滿足的心情，將生命以另一種方式延續下去。

然而綜觀全文，此議題尚有許多問題待釐清，以台灣目前狀況看來，將其合併言之過早。由於安樂死議題在台灣還很脆弱，汪怡瑋和張佳綾有同樣的看法：「現階段應該是先推動（安樂死）法案，讓議題單純化，等法案通過後第二階段再去合併討論器捐。」

不論是安樂死或器官捐贈，台灣人民皆應抱持開放的態度，充分了解後理性討論，找出適合台灣社會的作法，而不是一味的否定所有與自己不同的觀點，才能向前邁進，共同形塑理想的未來。

記者：陳瑋 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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