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初，當曼谷氣候會談正如火如荼召開之際，長期監控全球能源使用的國際能源總署(IEA)，公佈了各國最新與能源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數據。在這份報告中，台灣平均每人在2007年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比日本高2噸、比韓國高1噸；台灣每元GDP的生產毛額所排出的溫室氣體，是新加坡1.38倍，日本的2倍(*1)。
台灣有99%的能源是靠進口，理當是會非常珍惜能源國家，但為什麼和亞洲鄰近國家一比，能源使用效率卻是這麼差?
這個問題的答案並不難得知，過去十幾年來產官學界都知道，就是因為台灣的能源價格過於低廉，進而使得台灣的能源使用效率偏低。只不過，相關學術研究縱使再多，為政者卻永遠不敢挑戰這點，幾乎年年有選舉的台灣，誰要敢漲油電價格，就是跟自己的選票過不去。
最近的一次例子，就剛發生在今年的十月。當行政院的賦稅改革委員會，月中決定要建請行政院朝課徵「能源稅」與「溫室氣體環境稅」方向立法；新任不到一個月的行政院長吳敦義，隔天卻立刻在立法院表示，在台灣經濟還沒復甦前，「不會輕易地開徵能源稅」(*2)。於是，至少在年底縣市長大選之前，能源稅是會繼續鎖在政府的檔案櫃裏。
究竟能源稅對台灣的重要性在哪裏?沒有了能源稅，台灣離其宣誓的減碳目標，是否會愈來愈遠?台灣的經濟發展，又是否會持續建築在下一代所面臨的氣候風險上，直到災難降臨的那一天為止?
能源稅 減碳必要手段
雖然台灣整體的溫室氣體污染量，只佔全球百分之一不到，但台灣在西元2000年之後，每人因使用能源所造成的溫室氣體污染，大約是全球平均值的三倍。依今年四月學術期刊《自然》(Nature)上的幾篇論文指出，全球若是想把暖化升溫控制在兩度以內，每人年均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不能超出兩噸(*3)，而台灣已經是科學建議值的六倍，因此減碳對台灣來說，是未來這幾十年政府必然要面對的重點工作。
能夠把溫室氣體減下的政策手段有很多，比如說對電器車輛設定嚴格的耗能標準、推行碳總量管制與交易制度讓工廠有減碳目標、或某些路段只限定大眾運輸工具或採共乘制的小客車通行等。這些「非稅手段」，涉及了許多方向的立法，各國採行的方法也不一。
不過學者指出，如果沒有價格政策的輔助，反映使用能源的真實成本，許多屬非稅手段的減碳政策，終將事倍功半。
中華經濟研究院的院長蕭代基，長期研究如何提升台灣能源效率的問題，他認為現行不論是自願性減量機制、或是對於節能的補貼等非稅手段，都各有其流弊與資源浪費等問題。
他舉「自願性減碳承諾」為例，指廠商即使經過了盤查與認證的機制，為了降低未來的減碳成本，仍會盡其所能的增加目前的排碳數據。「但如果是課稅，就沒有這個問題。」蕭代基說，若是以價格手段來著，廠商多報排碳量就多吃虧，碳排放量稽核比較會接近實際狀況；而待能源與環境稅上軌道後，未來再與總量管制政策接軌，就較不會有廠商作假的情形。
另一方面，他也認為政府對於電費節能的補貼，某一程度也等同懲罰原先用電就不高的用戶，反讓原用電多的用戶可以獲得政府的補助。蕭代基指出，唯有以價制量的能源政策，才能真正落實污染者付費的概念，將原先由整體社會共同承擔的污染成本，內化在能源使用者的身上。
包括蕭代基在內的幾位中華經濟研究院的學者，過去一年接受賦改會的委託，對制訂我國的「綠色稅制」進行研究。七月底第一版的研究報告出來後，引發工商團體強烈的反對，連經濟部自己都有意見，因而各自在後續會議裏提出了較寬鬆的版本。幾經折衝，在十月十九日修正後的總結報告，以先課徵《能源稅》與《溫室氣體環境稅》的意見為主，而如果是從2010年開徵，到2020年會比不開徵能源與環境稅，減少約10%溫室氣體排放量，大約能幫我國減少四千多萬噸二氧化碳排放量(*4)。
不過，這份能削減一成溫室氣體的稅改方案，隔天除被吳揆「沒有時間表」的宣誓重擊外、立法院長王金平的「政策研究不必要讓外界知道」、以及之後總統馬英九一席「政策成熟後再統一對外發言」等說法，宣判無期徒刑。綠稅的研究案目前的進度，就是維持其研究案的性質，何時會在行政院形成法律案，仍在未定之天。
政府鄉愿 恐害企業
如果沒有了能源稅，台灣有沒有其他手段，達成國家的減碳目標?
長期觀察台灣減碳政策的台大全球變遷研究中心主任柳中明認為，只要政府有膽識，讓目前被扭曲的油電價格，能充份的反應市場變動，並能逐年合理地反應成本，或許就足以誘發民眾及產業界採行節能的商品與投資。他說，能源稅對一般民眾太過複雜，也只有少數人會關注其中的配套，「民眾看到能源稅三字，就會以為是加稅。」
而與能源與溫室氣體環境稅一樣，對二氧化碳有定價效果的政策，是目前環保署在推動的《溫室氣體減量法》。它是利用「碳總量管制與交易」的方式，利用市場機制來給排碳價格，不過台灣的溫減法並沒有設定總量，而是利用每個開發案在進行環境影響評估時，對個案提出溫室氣體的排放量限制，超過的就必須到碳交易市場上去購買。
環保署空污處副處長簡慧貞認為，依先進國家的經驗，溫減法與能源稅理應有互補的作用，大型排放源採行總量管制與交易制度、小型排放源與交通運輪則實施碳稅，若能先推行溫減法，將可讓廠商以較低成本達成溫室氣體減量的目的。
目前《溫減法》已送進在立法院審議多時，若通過第一階段，就能要建立可查證與報告的制度(MRV)。對照蕭代基的說法，簡慧貞反認為如果該法比能源稅先通過，未來就能提供溫室氣體盤查的資料，作為未來課稅的參考。
不過，若依環保署長沈世宏去年底時，向馬英九總統所作的政見進度簡報(*5)，不論是電價調整、碳稅與排放交易，都必須要彼此搭配執行，才有可能在2020年時達成政府的宣誓，回到2008年的標準2億6仟多萬噸。如果能源與環境稅的開徵日遙遙無期的話，幾乎是不可能達到行政院去年在《永續能源政策綱領》中，對於減量目標的宣誓。
達不到宣誓目標，除了總統競選支票跳票之外，對台灣還有什麼損失呢?
減量壓力 愈來愈近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監事趙家緯，統整目前國際上關於減碳目標數據，發現目前我國的減碳宣誓，大約等同於各國對「先進開發中國家」如韓國等的要求；目前韓國國會裏，也正有三個以2005年為基準的減碳方案在辯論。我國2008年的排放量受到經濟不景氣影響，與2005年排放量相當，因此如果2020年無法達成此一目標，恐怕無法符合國際上對我國減量責任的期待。
但趙家緯也指出，如果再按照開發中國家提出的「歷史減碳責任」計算的話，則台灣在2020年時的碳排放量，恐怕必須要降至一億噸，才符合台灣的減碳責任，與國際上對先進已開發國家的要求相差無幾。所以行政院《永續能源政策綱領》的目標，可說是國際上給台灣的最低標準，現在若是能源與環境稅的討論被凍結，則台灣將連低標都達不到，在國際上面臨制裁的危險性就又高了一些。
減碳決心 實為關鍵
因此，政府倒底有沒有減碳的決心，將成為台灣未來子孫生存的關鍵。然而在這次的能源稅爭議裏，卻看不到我國的政治領袖，願親上火線進行政策辯護，也讓人懷疑執政黨的減碳決心。
像柳中明就質疑政府，遇到這類與民眾息息相關的政策，政府不是更應該要盡力說明政策，但他觀察這次能源稅的事件，似乎企業界與民眾一反彈，政府就縮了回去，領導階層似乎不太敢為政策辯護。「感覺有一點沒種，」柳中明說。
中山大學政治所所長廖達琪則是認為，這次關於能源稅的政策溝通太過粗糙，才會讓人有朝令夕改的感覺，而且一看就知道和年底的縣市長選舉脫不了干係。她希望馬英九總統應該要像美國總統歐巴馬一樣，努力為自己的政策辯護，而不是要大家不討論，統一口徑。
綠黨秘書長潘翰聲則用另一角度，來看這次能源稅的爭議。他認為政府根本是刻意不提能源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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