蘊釀守護台灣民主自由的新動力
記《愛的十個條件》台大校園放映會
文/Rousseau
照片/athenakuo
Democracy has to be born anew every generation, and education is its midwife.
~~ Dewey 1899
十月十五日週四晚間六點半,於台大第二活動中心集思國際會議廳,台大大陸問題研究社、台大意識報社以及台大濁水溪社聯合舉辦了《愛的十個條件》校園放映會。活動的電影票不到幾天就全數發完。當天氣氛十分熱烈,現場湧入五六百人,還有高中生成群結隊前來觀賞。
而映後座談會邀請了中研院政治所研究員徐斯儉老師、台大社會系范雲老師、輔大法律系吳豪人老師及台大政研所學生林竣達來擔任電影與談人,分別從中國因素、人權、性別及政治思想的角度來談熱比婭事件,觀眾們亦於座談中踴躍發言,整場活動就彷彿一次跨世代間的民主教育。以下我將從參與者的角度記錄這場座談會的討論過程:
徐斯儉:中國黨國資本主義的成功
徐斯儉老師表示,看完這部電影後在感情上的衝擊是相當大的,因為他在讀大學的時候,台灣還不民主,有社團學長就曾受到威權體制的迫害,他對於那個時代的政治恐怖印象很深。
雖然台灣後來民主化了,但徐老師認為「最近在生活中,那種恐怖的感覺卻又回來了」,從陳雲林來台,野草莓學運之後,他在中研院都開始感受到被關切的壓力。
「台灣民主是上一輩人付出多少代價爭取來的,如今那種恐怖的感覺憑什麼又回來了呢,這令我非常憤怒!」;「跟各位提醒,自由是可貴的,今天大家可以在這裡拿麥克風自由講話不是理所當然的。自由是要守護的,民主是我們大家的,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隨時會有人把它拿走」徐斯儉老師語重心長地提醒到。
徐老師接著指出,這兩年中國所出現的少數民族反抗不只是民族問題,而且是對中國黨國資本主義的一種反彈。現在漢人蜂擁進入新疆或西藏工作經商,已經不是中國共產黨命令他們前去,也不再是像「中國新疆建設兵團」那種政權主導的殖民政策,現在這些漢人移民去那邊是追逐自己的利益。而這是黨國資本主義所操縱出來的經濟機會,只有和黨國有關的人才有機會獲得這些經濟利益。這個黨國資本主義有兩個特性:第一,它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特徵;第二,它背後有一個以漢人為文化中心的國族主義在支撐,雖然一般人可能不容易意識到,但政府是非常有意識的。現在是國家力量與資本力量結合起來去改變這些少數民族地區,甚至這種剝削與壓迫也存在於漢人社會。
「這個黨國資本主義太厲害,太成功了,而且它的力量正在上升,會繼續成功下去,在這個主導邏輯下我們是不可能期待中國政府改變它的少數民族政策的」,「面對中國的黨國資本主義,不只日本、韓國要低頭,連歐巴馬都得低頭」徐斯儉悲觀地表示。
徐斯儉認為,「台灣和熱比婭所要面對的力量是一樣的,而這場仗不容易打,這個時代要守護民主和我們那個時代不一樣,但我並不是反中國,因為中國自己社會的底層人民也受到黨國資本主義壓迫」
吳豪人:台灣做為民主國家的地位正在流失
吳豪人老師認為,當我們知道在遠方有人正在為自由奮鬥,甚至被污名化時,很自然地就會因為義憤而去支持這些人,去講真話。從國際人權的角度來看,任何人都不能不支持熱比婭,這是做為一個人的基本義務。
「那些反抗中國的人,如達賴喇嘛和熱比婭,在道德上都遠遠勝過那些指責他們是恐怖主義的人」,然而吳豪人老師指出,自從中國崛起之後,日本、南韓、台灣的人權都開始往下掉。這些國家為了賺中國的錢,就開始配合中國政府,把自己好不容易獲得的人權一點一點地放棄,要降到跟中國一樣的標準,準備為帝國服務。吳老師沉痛地問到:「你猜馬政府下一個會拒絕什麼人?」
「台灣到底算民主還是不民主?我們好像有了民主,可是我們的民主很脆弱,從達賴事件到熱比婭事件,台灣做為民主國家的地位正在一步一步地喪失」,吳老師認為這是因為台灣的轉型正義並未完成,以致於許多不義現在都批著正義的外衣在進行,政府現在做每件事都可以說自己已獲得人民授權,有獲得選票,但他們其實都在把民主法治空洞化,變成一種戲法。一方面馬總統簽署了兩大國際人權公約,另一方面內政部長又可以說集遊法「再批評乾脆不要修」。「這其實非常後現代!批著人權的外衣去做壞事,這根本是詐術!」吳老師說到。
吳豪人老師甚至覺得現在已經開始出現知識份子的「寒蟬效應」,對於不對的事大家不敢講,沒有人敢出面。吳豪人老師更批評到,台灣一些自稱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很喜愛批判台灣民族主義,然而一碰上中國民族主義時卻都不講話了。
「所以這部電影看完之後,我們不是要同情支持,而是要反省,要知道羞恥」,「不想當主人卻想當奴才的態度,會使得台灣淪陷掉」,吳豪人老師認為台灣由於公民教育仍然不足,每個人身上都還可能殘留著舊威權的遺緒,因此他說:「要除魅必須先從自己做起!」。
林竣達:當江老師遇上江部長
林竣達表示江老師過去的授課及作著中得知,在江宜樺老師的生命經驗中,美麗島事件對他曾產生重大影響,年輕時代的他對國民黨的威權體制深深反感,江老師這樣描述那時候的自己:「渴望解脫的衝動變成了實現自由的理想。我在心裡對自己講:我將成為一個自由主義者,以畢生的精力研究自由主義,促使我的國家成為一個真正自由民主的國家。」
不過江老師的自由主義並不是普通的自由主義,林竣達將老師的政治思想初步歸納成十點:1、江老師反對決斷論式、敵友劃分式的政治,主張講理的、協商溝通的、、追求公共利益的政治;2、江老師的自由主義是朝儒家倫理及台灣特殊現實條件修正的,一方面堅持個人自主性、權利、憲政主義、民主程序、私有財產制與市場經濟等概念,另一方面則強調特殊主義;反對獨善其身的個人主義;並承認共善的存在;3、主張價值多元衝突論:並不是所有的善,都可以相容融貫;4、重視實踐,這是亞里斯多德-Hannah Arendt的思想傳統;5、強調韋伯的責任倫理:重視行動的後果與代價;6、不相信歷史必然性;7、有條件接受台灣民族主義:國家如在危急存亡之秋才可訴諸民族主義式的動員;8、著重台灣本土歷史脈絡;9、反對操弄族群衝突:他認為不碰族群問題就是最好的處理;族群問題將會愈來愈消減;10、重視公民教育:更強調斯多葛-康德式的「世界公民」(強調多元文化教育)而非「一國公民」(強調本國文化制度、自我中心)。
然而江老師在成為江部長後,上述政治思想的視野淡化了,技術性的瑣碎知識卻反被突顯;老師著重同理對話的面向淡化了,強勢決斷的面向開始突顯。江老師的自由主義也開始從追求諸多美好價值,退化成「不讓人民害怕」的恐懼的自由主義(the liberalism of fear)。
而江部長在這次熱比婭事件中的決策,在價值上捨棄「自由」而選擇了「安全」,並竟依據中國、俄羅斯、哈薩克和吉爾吉斯四國的片面說法,就將多里坤.艾沙(DolkunIsa)認定為恐怖分子,還將此延伸成禁止熱比婭來的理由。這種在推論過程上具有重重問題,對恐怖份子粗糙的認定程序,不但有可能擴大政府濫權的情形,違背憲政主義的法治精神,更可能進一步損傷自由主義政治價值的公信力,使得價值相對主義興起。這些江部長強勢決策可能帶來的後果,恐怕都不會是江老師所支持的。
林竣達認為「當前台灣自由主義必須嚴肅面對權力與恐懼的挑戰,康德就曾指出『權力之擁有必然會腐蝕理性的自由判斷』;而恐懼則是一把危險的雙面刃,因為它太好用了,很有可能會成為被政府濫用的政治工具。」
范雲:在父權縫隙中反抗強權的女性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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