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屋簷下（Under the Roofs of Paris）
導演：何內．克萊爾（Rene Clair）
編劇：何內．克萊爾（Rene Clair）
年代：1930
這是何內．克萊爾（Rene Clair）1930年的第一部有聲片，早期的重要作品有如：《幕間》（Entr' acte，1925）其中無理性的幽默拼貼讓人印象深刻，轉化了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一向尖銳批判的調性，另外是《義大利草帽》（Un Chapean cle paille d'Italie）都充滿個人獨特的風趣與嘲弄。此時雖是處於默片與有聲時代的尷尬交接點（克萊爾起初非常拒斥有聲電影），但仍可以看出導演成功的運用默片手法呈現出高度的電影感，省略了許多對白，並營造出一向特有的喜劇感，也適當的把音樂元素融合其中，搭配默片般的表演與拍攝，成功的克服了有聲電影帶來破壞電影感與剪接的問題。
並且做為詩寫實主義（Poetic Realism）的先驅，捕捉了巴黎這低下層人民聚集的社區，多出入小偷或流氓，刻劃出動人的現實景況與小市民生活的百態。
在片頭一開始，便介紹了男主角艾伯特是一位街頭歌者，他一邊教唱另一邊他的街頭朋友是一小偷，便到處順手牽羊。當晚鏡頭有頂樓俯視拍下，介紹了女主角的住處，可見她也是一位社會身份不高且不富有的人，而門外來找她的是地方上的流氓老大。經由男主角身邊的幾個人物描寫，清楚的帶出了此一社區的社會生活與社會問題（犯罪）。
另外，當男主角與好朋友路易在酒吧中，階級差異的表現成為明顯，他與友人各抽只剩短短一截的煙，有趣的是倆人還沒有火可點，便找了旁人用煙頭接火，之後倆人再對接，在這中間交插剪入一中產階級穿著的男子，坐在一旁把最後一根煙拿出後把煙盒丟向倆人，以示捉弄。這些對低下層人民生活的細膩描繪在其後的喜劇作品《一百萬法郎》（Le Million，1931），更有入為的刻劃，並且給予優雅的喜感諷刺。 導演另一特點的展現，在於剪接上的交互功能帶出了角色彼此間的關係與心境上的詮釋。
一開始鏡頭特寫小偷偷女主角皮包中的錢，當晚也以特寫鏡頭流氓大佬偷（最後被發現是用搶的）走女主角家中的鑰匙，這指涉出女性被男性剝削的地位，不論是金錢上的損失或情感自由上都毫無法抗的能力，而最後甚至被男主角及友人以擲骰子的方式決定誰擁有她，這骰子的特寫也與早先倆人在酒吧中第一次看到她，用桌上的骰子決定誰可以去認識她。
另外，流氓也以暴力的手段希望可以得到她，在在都展現出女性如皮球般的被男性彼此爭奪，但導演也批判女主角的無自主性與平面化的性格，起初與流氓一起，然後愛上了男主角而當他被冤入獄後她又與他的友人交往。在此情感的轉變上，男主角待在獄中時，家中的櫃子擺著女主角先前不小心打破的鏡子，她離去時忘了帶走，破裂的小鏡子已佈滿灰塵，下個鏡頭馬上接到女主角正對著一面大而明亮的鏡子化妝，利用女主角與男主角畫外音彼此間的對話，告訴我們她們已在一起交往。當流氓大佬因逃避警察的風頭而去旅遊時，在火車上他利用窗戶上的霧氣用手指畫著女生的側面像，下一鏡接到男主角在獄中用手在牆上刻著女主角PALO的名字，帶出了倆人對她的思念之情，鏡頭再插入女主角與男主角的友人正在餐廳用餐，隨後剪入男主角家中地上散落的花與被老鼠啃食的法國麵包，詮釋出了孤獨、思念，並以女主角新的戀情對比倆者孤獨傷感的心境。
導演的幽默喜感在片中也處處可見，一場有趣的是，女主角因為鑰匙被搶走了所以住到了男主角家中，但因為他屢次的想要接近她，最後她索性睡地上，而男主角自覺對不住，但又很生氣的讓出了床位自己睡了床的左邊，這男女間的慾求紛爭，變成讓人會心一笑的幽默喜感，讓我們不覺得男主角是個野蠻的禽獸，但又能感受到他深深被女主角魅力的吸引，最後倆人像個小孩子般賭氣收場而女主角則是頑皮的笑了，但早上醒來女主角還是睡上了床。另外，導演也運用聲製造趣味，早上鬧鐘響起，倆人同時伸手要去按掉，男主角因睡在地上手摸到了女主角的鞋根，但聲音馬上停止了，接到女主角的手原來是她摸到了鬧鐘，這種利用聲音與畫面剪接的互動關係製造影像上的幽默趣味，在《一百萬法郎》中最後眾人在舞台上搶奪一件裝有百玩彩券的外套，背景聲音放的是橄欖球球比賽的聲效，把原本混亂的爭奪戰巧妙的變成無俚頭的橄欖球球競賽。
何內．克萊爾可算是法國30年代詩寫實電影中，在題材的詮釋上幽默風趣的一位，但其內容又關照了社會底層的問題，在《一百萬法郎》中即以經濟大恐慌為時代背景，講述一個窮畫家與友人、女友加上一群帶有羅賓漢般劫富濟貧精神的黑幫團體，大家一起幫忙找那張遺失的彩券。另一作品《還我自由》（Freedom for Us，1931）也探討到了人性在資本社會的機械化勞動下，主角從監獄在生產線上的勞動，逃獄後到友人的工廠上班仍是坐在生產線上工作，對比了監獄內與獄外人性自由的問題。嚴謹的題材中融合喜劇感，是做為認識詩寫實主義很好的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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