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分鐘生活圈：從巴黎到基隆一刻鐘城市的減碳考驗

2022/08/19 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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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若家住公司隔壁，想要的一切都能在巷口買到，又有誰願意大老遠開車出門呢？這正是一刻鐘城市縮小規畫尺度的重要性。但這也代表著，每位市民都是空間規劃者，政府也須由現行「政策宣導」為主的溝通模式轉向「公民審議」。比起「廣設自行車道」的老生常談，這些觀念差異，才是起源於革命色彩濃厚的巴黎，一刻鐘城市最核心的價值。

2020年巴黎市長（Maire de Paris）選舉，來自法國社會黨（Parti socialiste, PS）的現任市長伊達戈（Anne Hidalgo），以些微差距成功連任。對於伊達戈的第一任期，外國媒體常著墨於他大膽的交通政策，包含增建自行車道，禁止汽車行駛於塞納河畔，減少停車位，規劃多個無車區域等。

但與其他候選人相比，這些交通政策並不亮眼。不僅被歐洲綠黨批判過於保守，就連銀行家總統馬克宏所屬的共和前進黨（La République en marche, LREM），也批評伊達戈的作法不夠完善，因此伊達戈承諾於勝選後邀請生態科學顧問負責巴黎環境政策。

另一方面，伊達戈也沒能解決難民、治安、房價問題，還遇上COVID-19及巴黎聖母院失火。要連任，顯然不能只是端出「種更多樹」或「蓋更多自行車道」這類老生常談，而是一套扣合環境、生活以及分配正義的空間戰略。

以自宅為中心的巴黎「一刻鐘城市」概念圖。圖片來源：Micaël Dessin

因此伊達戈向巴黎第一大學教授莫瑞諾（Carlos Moreno）取經，提出一刻鐘城市（Ville du quart d'heure，又稱15分鐘城市）作為競選四大主軸之一，並喊出「公共的巴黎」（Paris en commun）作為選舉口號，在2020勝選後積極推動。

同年，C40城市氣候領導聯盟（C40 Cities Climate Leadership Group），將一刻鐘城市列為疫情復甦策略。一時之間，一刻鐘城市成為全球城市治理者、都市愛好者、甚至地產開發商愛用的標語。

一刻鐘城市是什麼？巴黎市長伊達戈的實踐

簡單來說，是要讓市民能在步行、自行車所及的15分鐘範圍內，滿足生活、工作、商業、健康照護、教育、娛樂等六大需求。

回到2020年，莫瑞諾提出一刻鐘城市的構想，這主張在當時是有點過於樂觀。但歷經疫情後，越來越多巴黎市民為避開人群、或為了遵守防疫原則，選擇在家附近解決生活需求。再加上遠距上班、網路購物、甚至是線上問診興起，一刻鐘的願景再也不是遙不可及。

莫瑞諾的主張，並非僅是擴建人行道與自行車道的低碳運輸政策，而是如同佩里（Clarence A. Perry）、珍雅各（Jane Jacobs）等都市規劃的前輩一樣，主張都市規劃的尺度由城市縮小到鄰里層級。以多中心的規劃模式，挑戰以往功能性分區的概念。這代表提供市民各種服務的基礎設施，必須平均分佈於在每個鄰里，方便市民取得。

佩里提出的「鄰里單位」（Neighbourhood Unit），即為假設以學校為圓心，向外畫出一個半徑約0.8公里的區域，區內設置住宅、商店、醫院、圖書館等公共設施。莫瑞諾的做法則更加靈活，以「自宅」（chez moi）為起點，用時間尺度劃分區域半徑，並將數位服務納入考量。

換言之，「一刻鐘巴黎」不僅是低碳交通推廣政策，更要建立以自宅為起點的在地生活圈。

舉例，18區（arrondissement）的蒙馬特門（Porte de Montmartre）是位於聖圖安門（la porte de Saint-Ouen）及克里尼昂古門地鐵站（la porte de Clignancourt）間的狹長地帶。這裡是古巴黎城牆拆遷遺留的空地，普法戰爭後成為貧民窟，現在則以社會住宅、跳蚤市場和觀光客竊盜聞名。

政策啟動後，18區區政府盤點區內公共設施，使其分工承擔市民六大需求外，並設置一系列交流空間，讓市民相遇、協力、進而成為社群。例如設有開放咖啡區，定時開辦技能交換、社區才藝教室的對話之家（la maison de la conversation）；以及由導演、攝影師、音樂家創立，幫助弱勢族群創作記錄生活的席耶拉製作（la sierra prod）工作室。

經歷19世紀奧斯曼大改造的巴黎，是伊達戈實踐「一刻鐘城市」的底稿。圖片來源：Geographicus

傳統遇上現代疫後日常更是全新挑戰

比起其他現代或工業城市的市長，伊達戈可說是相當幸運，可以利用法蘭西帝國留下的遺產，作為一刻鐘巴黎的基礎。帝國留下的皇宮、紀念性建築、教堂、甚至是博覽會展場，都是現成的教育及娛樂空間，只要稍加盤點改造，就能加入服務民眾的網絡。

另外，19世紀都市計畫師奧斯曼（Georges-Eugène Haussmann）對巴黎市區進行大改造，將中世紀老屋街道徹底夷平，並設置大量綠地。以往狹窄的老街也被「大道化」（boulevardisant），成為「以人與馬車為本」的現代街道規劃。至於二戰之後蓋起，充滿高樓大廈和快速道路的區域，例如拉德芳斯（La Défense）及聖丹尼（Saint-Denis），則是像衛星一樣位於巴黎外圍，並不屬於伊達戈市長的轄區，因此他才能站在這些歷史與地景的基礎上，大膽推行一刻鐘城市政策，換句話說，巴黎經驗恐怕難以在直接套用於其他現代化都市。

對一刻鐘巴黎而言，最具挑戰性的，還是將「工作場所」放入15分鐘的範疇內。最近疫情退燒，不少公司要求員工回到公司上班，有的員工憤而辭職，但並不是人人都能開除老闆。在巴黎，找工作難、找遠端上班的工作更難、找到薪水夠付市中心房租的工作又更難。光是每天搭乘大區快鐵（RER）從市區外通勤到巴黎蛋黃區上班的人數就高達64萬。未來若管制車輛進入市區，將有更多上班族湧進快鐵，恐怕要把乘客壓成可麗餅了。

一刻鐘巴黎的先天優勢一刻鐘基隆的後天不利

法蘭西島大區快鐵Châtelet-Les Halles車站的通勤人潮。資料來源：Wikipedia Commons / Bretwa

莫瑞諾的「一刻鐘巴黎」，是充滿觀光客的巴黎市（Ville de Paris），而非範圍更大，充滿快速道路、工廠污染和高樓大廈的巴黎都會區（Métropole du Grand Paris，又稱大巴黎）。相較之下，「一刻鐘基隆」則須直面上述挑戰。

就如長年與基隆市政府合作，曾在法國及越南從事規劃及城市行動計畫的法國都市設計師Morgane Le Guilloux以及Clément Tricot所言，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脈絡與特色，因此政策做法也必然相當不同，必須考量基隆自身歷史脈絡。

基隆面積不大，但各區域都有不同樣貌——暖暖的山區峽谷、安樂區的社區大樓、歷經「市區改正」的基隆市區，還有禁止民眾進入的商港及軍港。區域間以鐵路或公路連結，再加上地勢起伏、全年多雨，想完全倚靠步行或自行車建立15分鐘生活圈，是有些難度。

近年基隆港務逐漸萎縮，再加上鄰近台北市的強大吸力，使基隆成為全台灣最多通勤人口的城市，每日尖峰時刻通勤人數超過11萬人。長久之下，不少基隆青年將離鄉求學工作，甚至將搬離基隆視為人生目標。此外近年房價飛漲，越來越多台北人遷入基隆，這也造成越來越多「名義上」的基隆人，利用台北市的基礎設施滿足生活所需，卻忽視自身居住的城市。

基隆市政府都發處《基隆原來如此》系列講座：15分鐘城市－基隆vs法國。影片連結：https://www.facebook.com/watch/live/?ref=watch_permalink&v=497186168773189

一刻鐘的都市規劃核心市民參與是最強後盾

然而，自2014年318運動退場之後，地方工作者、社區、青年、學院、以及伴隨年底選舉進駐基隆的新市府團隊，逐漸累積合作默契，成為一套頗具特色的夥伴關係。

以行之有年的「社區規劃師」為例。自2015年起，市政府建立專業團隊搭配在地居民的夥伴機制，歷經舉辦多次的地方工作坊，逐步釐清生活面的需求，更讓居民動手改造自己的社區，如今已完成約100個「微笑基隆改造點」。改善的不僅是社區硬體，更持續擾動社群，讓原本與空間疏離的民眾重新看見地方，認識鄰居、店家，建立在地生活圈。這些實作計畫累積下來的資訊與信任度，正是基隆市政府推動城改造的最強後盾。

「社區規劃師」屬於由下而上的空間改造計畫，由於規模較小、較多暫時性的裝置，能給予團隊更大發揮空間，甚至成為社群的實驗場域。但社群來來去去，今日活化的老屋基地，明日可能又因成員生涯規劃改變。如何在不斷變動中，將火苗延續下去，成為地方工作者面對的難題。

在巴黎，一刻鐘城市除了鼓勵市民拓展在地生活圈，也建立政府制度，將社群轉為下而上的規劃力量。巴黎市議會於2021年11月通過《巴黎人鄰近盟約》（Pacte parisien de la proximité），除了將區議會與當地利害關係人的諮詢機制法制化，更將關於街道清潔、綠美化、人行道、自行車道、警察巡邏事務的決策權下放到區政府，讓市民在市民參與亭（kiosques citoyens）諮詢、討論，並以投票、參與式預算等方式，做出最終決定。

而上述做法，根基於巴黎市民以街區為單位，辯論公共事務的傳統。從早年的巴黎公社（Commune de Paris），1968年五月風暴期間各區自主成立的行動委員會（Comités d'Action），近期還有2019年馬克宏因應黃背心（gilets jaunes）運動所辦理的全國分區大辯論（Grand Débat National）。伊達戈藉一刻鐘城市政策，將基礎設施與權力去中心化，除了減碳與空間規劃，也有回應自身社會黨立場，與綠黨、右翼聯盟做出差異的考量。

這也正是台灣推動運輸部門減碳的困境——過於著重電動運具與軌道運輸，空間規劃卻少有著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