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影像創作到社區培力

文 / 陳怡君 （紀錄片導演、策展人、社區推廣教育工作者）

影像具有比抽象文字更具有感染力的直觀能量，足以穿透時間與空間的隔閡；影像語言的流動與多義性，也足以讓不同出發點的觀者，各自擁有詮釋的空間。而當代電子影音媒體的普及與便利，更讓影像的製作與發言權，從早期國家機器的控制，迅速走向百花齊放、互動頻繁、彼此混搭侵越的狀態。當下，影像已成為社區運動中一個相當迷人的界面，從多部為台灣社區運動留下深刻見證的紀錄片佳作，到目前各地社區蓬勃發展的紀錄片培訓班，社區居民逐漸從被觀看的對象，轉而成為第一人稱的詮釋者，並為各地逐漸類累積出數量龐大的影像人類學資料庫。

本文試圖描摹台灣紀錄片與社區紀錄片的淵源與演化過程，並嘗試指出作者型紀錄片與注重參與過程的社區紀錄片，其中的不同美學。同時以自身的實務經驗為例，紀錄從影像創作到影像的社區培力，如何經過一番從製作態度到影學美學上的轉化過程。接著，本文將以在新竹影像博物館的策展與社區推廣教育工作經驗為例，介紹在當今台灣地方公部門文化機構下的社區影像運動，具有哪些特質、侷限與可能性；並從策展實務接觸中，管窺當今台灣社區影像運動的種種面向。

一、淑世的期許：台灣社區紀錄片的前驅及人才養成
 
在台灣，紀錄片與社區發生綿密的關係，起源甚早。解嚴前的1970年代，呈現庶民生活實況，探討被國家機器刻意忽視的本土人文記憶，成為知識分子之間尖銳的爭辯問題。而在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之前，即有「芬芳寶島」系列電影報導紀錄片，開啟了以影像記錄本土人文風貌與生活記憶的濫觴。

1996年之後，台灣開始推動社區總體營造政策；而學院、電視台、影展及獎補助等紀錄片人才的養成與支持系統，均積極鼓勵淑世態度，且不乏讓社區主題紀錄片穩定受到重視的空間。筆者認為，社區紀錄片可視為台灣的淑世紀錄片美學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必然的發展趨勢。茲就台灣紀錄片人才及美學養成系統中，對社區紀錄片有關鍵性影響的幾個面向，分別敘述如下：

（一）全景與長期蹲點式的紀錄片作者 

1990年代初期，全景映像工作室即持續在「人間燈火」、「生活映像」等電視紀錄片系列中，以人物特寫的方式深入呈現庶民生活，亦開始積極培訓在地紀錄片人才。1990年代中葉之後，更成立全景傳播基金會，與文建會合作，持續在台灣各地舉辦「地方紀錄片人才培訓班」，陸續培養許多在地的素人紀錄片工作者。1999年921大地震之後， 全景團隊在災區長期蹲點拍攝，陸續交?一系列重量級紀錄片。全景以其緊密的團隊作業、對長期田野與被攝者情誼的重視，以及濃厚的人道主義色彩，形成不可忽視的作者型社區紀錄片典型。

（二）南藝大：從入世的應用到影像語言的探索

成立於1996年的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所，早期強調入世與批判的學風，陸續造就多位長期投身社區或社群特定題材的馬拉松式紀錄片工作者。例如從事社區影像推廣教育的曾吉賢、陳怡君；長期關注女性與家庭題材的李靖惠；投身原住民題材的林建享、蔡一峰；或是以對特定社群議題深入分析見長的許博鑫、洪淳修等。而身兼在地草根組織核心成員及紀錄片工作者的林家安、紀文章，亦為其中重要典型。這些作者型的紀錄片工作者，對其專注投入的領域，不僅注重與拍攝對象的長期綿密互動，甚至往往對其關注的課題兼顧倡議推動與策劃執行，其注重參與的入世態度，與社區紀錄片不謀而合。不過近年來，南藝的作品另有一股趨勢，越來越重視影像敘事語法的實驗性探討。是否將形成彼消此長，值得長期觀察。

（三）電視台：從鄉土人文采風到深度議題探討

從1970年代膾炙人口的電視台節目「芬芳寶島」、「映像之旅」；1990年代超視的「調查報告」，到近期民視「異言堂」；公視的「紀錄觀點」、「我們的島」。電視台的專題報導節目不僅持續在社會，歷史，環保、教育等重大議題上著力；公視的自製紀錄片，亦培養出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導演，如新移民及法律人道議題的蔡崇隆、環保議題的柯金源、衛生醫療及教改議題的朱賢哲等。電視台專題報導雖然無法如全景式紀錄片般長期在社區蹲點，但由於完整的研究團隊支援，使影片較能在議題的深度上深入追蹤探討，以條理清晰的辯證分析，讓長期遭到社會大眾忽視或誤解的領域，得以清晰呈現。另外，廣納新生代紀錄片導演作品，支持獨立製作紀錄片的「記錄觀點」系列，亦成為紀錄片人才被看見的重要管道。

(四) 影展及獎補助

文建會從1997年開始設立「地方文化紀錄影帶獎」，為各地從草根中陸續茁發的社 區影像紀錄，提供高度肯定。1998年，「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誕生；同年，公共電視成立第一個專門製作、映演紀錄片的頻道「紀錄觀點」。台灣紀錄片從此開始進入備受重視的黃金年代。而成立於2001年的「台灣國際民族志影展」，每兩年一次以「島嶼連線」、「家的變奏」、「在地發聲」等特定主題，為社區紀錄片帶來及豐富的視野。2003年開始設立的「台灣地方志影展」，則讓長期耕耘在地社區主題的紀錄片工作者，持續得到肯定、觀摩與交誼的園地。

而不僅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多年來持續穩定補助紀錄片的製作，國內的主流媒體亦積極投入經營此一領域。1998年起，聯合報在國內首開徵選並補助紀錄片拍攝計畫的濫觴，此後，不論商業週刊的「一個台灣兩個世界」專案，或近年中時報系的「映像與公義」徵選，皆讓人印象深刻。

二、台灣紀錄片的高度應用性 

近十年來台灣紀錄片不僅蓬勃發展且蔚為潮流，在企劃、製作、行銷、放映…每一個環節，都有來自各領域的參與者，對紀錄片抱著強烈的應用需求；而社區紀錄片不可諱言亦屬其中的一環。相較於其他領域創作極度重視藝術的自治與純粹性，以現實題材入鏡的紀錄片，似乎經常無法避免為特定現象，族群或理念喉舌，甚至隱隱成為中產階級道德良心的代言人。而此良好“形象“更吸引了各方應用者的投入，如此旺盛的循環作用，頗值得深入探討。

(一) 國家意識形態建構与危機整合

2003年紀錄片《歌舞中國》及《跳舞時代》在院線上映，票房成績令人眼睛一亮；2004年，《生命》與《無米樂》熱潮延燒，蔚為年度話題。這幾部片刷新主流大眾對紀錄片冷僻的印象，亦讓人見識到紀錄片強大的社會潛能。此後，不僅拼院線蔚為風氣，政治人物亦樂於為影片站台支持，社會各方也積極以紀錄片作為應用管道。2004年因此可視為台灣紀錄片跨向高度應用領域的一個分水嶺。

在上述例子中，《歌舞中國》及《跳舞時代》觸動了整體社會經歷史、政治及傳媒效應而長久累積的集體情意結；而《生命》與《無米樂》則直接面對當下社會的重大課題(地震、傳統農業的消失)。紀錄片工作者以文化傳承的思考角度、豐富的視覺創意及身體力行的接觸，透過影像說?令人親近的故事，對該課題提出了隱喻式的建議策略。而政治人物為影片站台支持，則往往基於敏感的政治嗅覺，反客為主，積極拉開影片的詮釋空間，藉此創造出增加自己政治資本的話題。

(二) 企業與媒體的弱勢關懷展演
     
相對於政治人物總在事後附麗，企業家充分展現了深謀遠慮的精明，在影片前製階段，即開始主導影片的生產製作。早期從1988年開始的「中時非商業電影獎」，到聯合報系贊助紀錄片拍攝，其動機雖不乏對企業形象的塑造，仍頗重視媒體的獨立與人文關懷精神。而近年來「NIKE」、「商業週刊」贊助記錄片拍攝，則更進一步，將其品牌精神與產品，直接融入贊助專案之中，進行置入性行銷，其引人爭議的手法，往往將紀錄片帶到一個無法迴避的道德處境臨界點。

(三) 文建會、地方政府與社區總體營造

文建會自1990年代中葉起大力推動「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多年來以大方向延續不變，實施項目逐年修正的方式，給予文化界及各地方政府競爭性的補助經費，對在地文化部門，影響頗深。新竹影像博物館自2003年起，即結合社區營造與成人社會教育概念，長期舉辦紀錄片社區培力營至今；而桃園縣、新竹縣等地方政府，亦頻頻邀請專業紀錄片工作者，規劃深度廣度兼具的紀錄片營隊；客委會也於2006年，大規模在屏東六堆地區拍攝「六堆常民人物志」紀錄片系列。

上述活動，其重點不論是地方影像人才培育、在地文史紀錄、或者作為社區營造活動的輔助與延續，其共同點，都對集體參與製作過程，有一定的重視。並希望運用紀錄片作為社區溝通的界面。各活動雖礙於期程短促，影片精緻度容或有限，但持續深耕地方影像土壤，仍為地方留下不少影像人才及文化影像紀錄。長期發酵的影響力，值得持續觀察。

(四) 社運團體與NGO組織

因應小型DV的普及化及數位電腦剪接軟體的家庭化，影片的創作門檻不斷降低；而網路的流通，也使得全球各地互通訊息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