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有德商者可以成王 銀髮游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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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德商者可以成王 銀髮游藝

在現代華人社會裡，多數人所接受的商人形象，普遍仍然是清代文人鄭燮在《寄弟墨書》中所寫『工人制器利用，賈人搬有運無，皆有便民之處』般，是將商品從產地販運到有需求的地方及消費者的手上。但是，上世紀以來隨著工業化生產的普及，全球運輸的暢通，資訊傳佈的無孔不入，使得傳統純粹販賣商品的商業規模，越來越小也也越來越難以存活。商業產品從市場需求預測、商品設計、研發到生產乃至銷售變成環環相扣，相互依存的系統，而非各自獨立，互不相屬的個體單元。這樣一來，現代「商人」已經成為一種泛稱，指稱的是從事以營利為根本核心機制，管控商品傳佈的大、小企業體的人群。本文所指稱的「商者」，正是這類企業體的負責實體，不論是自然人，或者是管理團隊。

在以農、牧活動為主要生產方式的經濟社會裡，古代商人聚歛財貨的能力，便一直是執政官僚系統既恨又愛的魔法。政治家貶抑商人的價值，認為他們是不勞而獲的一群人；但對於能適時以私有財力，來支援政治作為額外需求的巨賈，卻又稱許有加。遠在春秋戰國時期，因商業網的形成，商人便具有巨大的影響力。《管子‧輕重甲》便有“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的說法。當時最著名的商人便是前越國大臣、後來下海經商的范蠡，被後人稱為商人鼻祖的陶朱公；當時，齊國宰相管仲能夠善用商人，兼以政治作為來管制市場，因此使齊國具備強大經濟力量而雄霸天下。相反的，西漢初期由於政治環境的需求，放任商人逐利求名，結果是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數大地主手中，造成“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現象。以土地為主要交易商品的大地主們，工於算計，善於避税；而原土地持有者，淪為佃農後不僅難以繳稅，更是身難溫飽，便造成國庫空虛，因而動搖了國家政治的穩定。此後，歷代王朝莫不採用重農抑商的政策。因此在華夏歷史長流中，商人兩千多年來，終究沒有成為社會發展的主導力量。直到上世紀中，商人索取交易的利益，當值十中之一，仍然深植於大多數人的心中。

反觀源自於中世紀文藝復興興發，近代西方文化的發展，卻是大異其趣，期間，商、政與宗教間的關係，錯綜萬縷。早先，基於海運運輸的便利，義大利北部城邦，因商人迅速獲利而快速發展。財力的累積與異族間貿易、征戰的同時，帶來的是不同文化的激盪；藝術、文學、理性思惟與工藝發展的併發，於是開始形成新的西方文明。泛言之，商業活動引領出文藝思潮與人文概念，接著點燃宗教改革運動，塑型出近代個人主義枝枒，產生民族新國家。整個過程當中，商人是隱性的關鍵力量。表面上，一切的活動無不受制於宗教與政治力量支配；實際上，成事與否則常常決定在商業巨閥間，財力對君主政治力量的支應。這明顯的反映在整個歐洲，更進一步地因彼此間頻繁攻伐引至的民生貧弊，進而對外擴張，尋求東方財富的夢想。不過，不須等到到達遠東，歐洲便已因非洲的殖民，以及更往後新大陸的發現，逐漸富裕起來。歷史紀錄顯示，歐洲人隨著勢力的逐步擴張，形成了以宗教傳佈在先，商業開發隨後，必要時軍事武力伺候的步調，達到政治掌控所達新邊界的目的，為獲取財富，不顧一切的霸奪原住民土地與自然資源，甚至將人當牲畜般販賣，形成慘無人性，血腥遍布的全球殖民史。與此同時產生令人疑惑的現象: 基督宗教裡，神愛世人的慈悲，似乎並不顯現存在那些令人髮指的眾多事件中。歐洲人並非沒有禮儀文明，只是諸多混和的因素，不將非我族類視為平等的人而已，因此展現的所作所為，不過是假借上帝之名，如野獸一樣以遂行人之所慾罷了。由是來看，近代西方文明的發展，因此純然是人類慾望驅動，建基在多種不同力量交互作用的產品：因相互鬥爭而展現積極、強而有力的求生意志；因人類好奇心驅使，以及務必有效掌控物質工具以勝敵手的理性思維；和為求滿足人類貪慾本性，產生的商業乃至經濟發展算計；在這種算計中，產生了利益追求極大化的資本主義精神。過去五百年間，西方這種利益極大化的「商道」，伴隨政治勢力的擴及，迫使全人類，進入全面精神物質化的快車道上。

但是，也如先哲所言：「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倉廩實而後知禮儀」般，從十七、八世紀起，先有少數西方哲學及宗教學家開始討論人性關懷的開展，漸次擴展至人權平等、社會正義等議題，然而必須到了上世紀二戰後，上述的關懷才逐漸被及世界其他人種。至此，西方文明也才逐漸走出白色人種一貫地自視、自戀境地。這情形，彷彿三千年前的東方神州大地，從商代跨入周代一般，才真正走進對普遍人性的體悟，產生實質的「人本」思惟。

終於，在資訊科技創新普及，世界市場扁平化下，上世紀末開始，人類社會的發展到使得人際間觀念互動進入「秒達」的世代。傳統以國土作為人群邊界的政治概念，不意間，隱然產生質變。國際性企業組織的興起，漸次打破了國籍的限制。為了有效掌握各地不同的市場需求，「適才」，是企業用人的主要考量。於是，跨國企業所擁有的生產基地、營業大樓，變成了該企業的領土；而有能力、願意進入該企業謀生的各地人士，形成企業領民，他們被依能力分工，各據其職，塑造出領內新階層；管理階層化變出新貴族；總其事者乃成新君主。這類全球性企業體，其經濟影響規模，早就遠超出許多傳統以土地為邊界的小國。「商道」再次轉化，進一步追求的是企業的永續，因此必須凝聚一切與之交作人群－其領民以及產品消費者－的向心力，而非「國土主權」，形成這類企業運作的靈魂所在。「商道」也融合「人本」思維，孕育出企業形象與責任的概念。然而其存有的核心根本，則是上述管理階層乃至引領者新君主，協力以獨有的創新力創造出企業賴以生存的能力，並依此力量安頓她領民的一切生息。這不就像商代末期周國諸侯－－文王，以世襲稷官所擁有農業耕作技能，漁牧山林產作專職，去安撫救濟遠近不分的族裔群民，使其近悅遠來，並得安頓身家，因而傳頌史籍，崇隆其德義而尊為聖王的現象類近嗎？

上個世紀末以來，上述可喜的現象逐漸擴散。多個跨國企業體，甚至地區內獲利豐厚的企業，走出了不完全只顧及資本家投資獲利的舊路，而是將其業內員工的安頓與福利，視為更重要的企業責任。除提供合於人性的工作環境與措施外，願意以更多的企業利得在原薪資之外有效嘉惠其員工。這群企業「商者」所創造出來的希望，是高遠且面向未來的。其德行遠勝過區域內執著於偏狹政治私念、操弄傳統政治的惡客，更遑論那群挾持政治幫派勢力，不斷撕裂族群情感製造分裂，以攫取少數人群利益的昏庸政客。當全世界的人類因資訊傳播的「秒達」效應，使思想觀念漸趨同步而不斷的融合，同時交通運輸的發達，也使得人從事遠距離的流動常態化，如此一來，地域性區分的國與國將逐漸模糊，取而代之的，便是上述「商者」們所創造出變形蟲似的新王國。這些「商者」們很快會發現，那個能虔敬一心，以應天道，順地則，用以安撫黎民，在古代被稱為有德聖王的條件，才是號召企業領民前來聚積的重要力量，而戮力奉行。當如是，「商者」便是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