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過社工？社會事件層出不窮，應立即強化基層通報聯防機制。

針對北部「8歲女童餓死事件」，日前行政院長江宜樺表示，將責成地方政府強化社工通報體系。諸如，早先的南投縣曹小妹事件、新北市新店區發生震驚全國的男童虐死案，年僅2歲的幼童，遭到母親同居人及3名友人，涉嫌以毒品餵食且毆打，導致男童不幸身亡；一名已18歲的女子「小美」指控，自己3歲多就被生父猥褻、性侵，生父還向她求婚事件震驚社會等，社會事件的層出不窮，往往身為第一線的社工，所獲得的社會關注及壓力特別大，甚至出了狀況，社工人員往往是被社會大眾及政府官員指責的對象。針對類似事件，甚有社工呼籲，要強化社工勞動條件，應當避免將社會事件責任，強加在社工體系。身為社區工作者又有基層鄰長身份的簡宏哲秘書長，對於社工通報問題，提出了自己的部分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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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擔任臺中市都市原住民族部落文化發展協會的秘書長，身在都市部落當中，還能看見原住民社區，保有部落互助及文化約束的道德感，就算有家暴問題、不當管教事件，在緊密的家族生活關係下，仍會有監視與勸說的網絡存在，大幅減少社會問題的產生，加上位處都會區，對外聯繫也比在原鄉部落迅速許多。像我小時候，父親會說他小時候的在地互動，認為早期社會，人心比較純樸，加上農業社會有幫工的關係，地方鄰里都很熟識，誰是誰一見面幾乎都叫得出名字，以前的人都不敢輕易做壞事，因為一旦違犯法律或是抵觸道德，很容易在鄉里間被傳開了，成為八卦事件。這樣的關係容易產生一種道德約束，因此在地人想做壞事，還要再三衡量，以免丟了家族或父母的臉面，會一生都抬不起頭來。

曾經住過公寓大樓的簡秘書長也提到：都會區的家庭事件，若位處於公寓大樓，集合式住宅雖然有管理委員會，但是垂直的生活環境，破壞了傳統農村或非都會區的橫向鄰里關係，直接解體了人類最自然的互動方式。加上住戶來自四面八方，平日幾無往來，就算某一住戶有任何狀況，除非是火災、竊盜等問題會引起眾人關注，反而如夫妻爭吵、子女管教不當或打牌賭博、不明人士的往來等等，基於自保與不要惹火燒身的心態，通常不是視而不見，就是隱忍到一段時間，趕緊搬家了事。所以問題來來去去，一樣無解或沒有改善。

近年來，基層出現有關家庭暴力、生命安全的社會事件，一旦被媒體批露，若輿論不利政府，當權者首要想到的是如何檢討社福體制，一次又一次的強化社福通報機制。問題是公務體系的社福通報，有其依法行政的僵化不便；民間福利單位的第一線社工，也只能依附在機構網絡及法定的通報程序上，在既有個案數量的管理壓力，還要兼顧行政庶務等壓力，面對快速變動的社會變遷，不用說先如何維持現有預防能力，還要擔心社工能量被無止盡的消耗，很快就陣亡。政府的體制若不改善，再多的社工投入第一線，也只能依照法定程序與體系分工來辦理，至於如何運用社會關係或社會網絡，來進行最基層的社區安全預防，現階段都還遙不可及。

政府為什麼不去檢討及加強，比如民政、家政（教育）系統的通報機制呢。就算補足法定的社工人力，政府同樣可以推諉於案件太多，可以往下追究「委外」的社工人員責任，通常先模擬焦點，等待社工成為擋箭牌後，再來發表檢討體系能力不足等聲明。說穿了，就是社工體系比較「細漢」。一個國家可以被執政到「很需要社會工作」的體系，成為另類名副其實的福利國家，也算不簡單了。就算投入社會福利服務的民間團體不計其數，照樣無法彌補基層通報的責任失衡。

像最瞭解在地的民政系統，則有村里幹事，但是村里幹事往往是鄉鎮區公所、民意代表或里長的自己人，甚至擔任樁腳都有可能，怎麼會去檢討民政體系，向上延燒不就自找麻煩。更何況村里長系統與社區發展協會往往有派系問題，要這兩個一向相處不易的人馬，在通報體系上整合或互通有無，那絕對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還有，家政（教育）系統，比如國小、國中等學校，幾乎是隸屬公部分教育單位，出事要身為公務人員的教師、校長扛責，通常要面臨家長的反彈，除非是學校的老師或校長本身施政不力，或本身就得不到學生家長的支持，要不然究責學校人員，等同打了政府一巴掌；看來看去還是社工體系最好欺負，尤其是社會福利計畫委外多如牛毛，等同分擔了政府應當落實的責任，卻順理成章擔任政府面對責任的防火牆。長期以來，社工被標籤化了，一有不如預期的事故責任，就被當成善後的垃圾桶，如此常態，再不加緊倡導及思考修正，再多的社工加入通報，只靠社福系統，也無法提高社會事件的預防靈敏度。

我認為完善三角聯防（家政、教育、社政等）機制，是當務之急，學校社工師也應當深入社區組織及瞭解鄰里系統的運作方式，推動社福機構、社區組織、村里辦公室及學校等多元通報與關懷系統，讓不同單位的垂直網絡，直接在社區進行橫向的通報整合，甚至可由警政單位，固定時間或不定時在區域內，召開警政治安及家庭安全聯繫會報，讓基層單位如警察、社區組織、村里長、區公所人員（社會課、民政課）、縣市政府社福單位人員、負責兒少婦女及家暴之福利機構人員，能夠共同參與，將各種危安資訊與可能的事件資訊加以流通，並交換經驗分享，更能達到第一線實務預防的機動力及資源聯結的最大彈性。

當然，盡可能減少社會事件的發生，是任何助人工作者的盼望。我認為在體制內，最主要的改善方式，還是要政府面對通報機制，應該要有合理的配套措施，而不是遇到問題，首先想到最簡單的思維，先把責任都推給社工體制，這不是政府應有的政策道德。我也在此呼籲，立法委員應當以身作則，可以思考把社工背景的人力，納入部分國會助理的運用人選，加強基層社會服務與地方民意的蒐集，更有利於社福政策的健全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