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不景氣下的生物多樣性保護作法

　當時，世界各國政府紛紛簽署了雄心勃勃的保育目標:至2020年時，世界陸地與海洋的保護面積須分別達17％和10％。此外，國際間需要達成三項生物多樣性的重要發展，包括有制訂新的生物多樣性公約10年策略計劃、資源調動策略以增加支持生物多樣性的發展援助，以及一個新的國際協議用以評定共享地球資源的好處。為了實現這些目標，各國政府必須大幅增加其預算以進行生物多樣性的保護。但就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機，這將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許多較貧窮的國家已表示缺乏資源(或資金)以落實會議目標，也由於各國已經承諾至2020年時，每年增加100億美元來因應氣候變遷的影響，因此未必能夠負擔得起額外的投資以支持生物多樣性保護。生物多樣性的保護預期將被無限延遲，慶幸地是，儘管面臨如此巨大的經濟壓力，生物多樣性公約會議中的成員們，仍努力地計算如何在當前經濟情況下仍然有機會採取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實施。

　集合了來自英國、南非、瑞士、加拿大與美國的科學家們，就此極其重要的支付保護經費資金來源，提出了21世紀可能的對應方式。他們主張非排他性的方式(亦即非直接挪用其他款項改為保育款項)增加自然保育以及生物多樣性保護上的開支，即使公部門預算下降，還是有機制可以讓政府在自然保護方面的資金大幅增加。這些科學家也希望透過這樣的主張，能夠再度激起保育議題的爭論，讓更多的民眾仍在經濟壓力的同時關注保育議題，並讓所有人能夠一起面對現今保育的裂口。科學家提出的對策包括：

(一) 刪除或重新調整在農、林和漁業的補貼。以歐盟為例，其花費了將近一半的年度預算（約430億元台幣）在支付農業與環境得以相互協調的計畫，儘管這些農業補貼目的在於提高生物多樣性，然而這樣的做法其實並無法確知真正受益的是否為生物多樣性。雖然仍需要更多的研究來支持歐盟的補貼理論，刪除或重新調整類似如此作法的補貼，尋找一個讓生物多樣性保護更有成效的做法，預計將可更直接使生物多樣性受益，同時也可以降低進行補貼時，農業活動對生物多樣性的破壞。

(二) 透過政府對監管框架的改變，以鼓勵私營部門對生物多樣性的支持與保護。對生物多樣性的保護也可以像是碳交易，納入生物多樣性至計算減排碳量成本曲線中。

(三) 制定稅收優惠，增加保育捐款。譬如對土地所有者的稅收優惠，鼓勵土地所有者遵行生物多樣性保護策略中對土地的要求；或是遺產的捐獻若有利於保護的目標，亦得以獲得稅收優惠。假設世界各地皆增加類似的機會，將同步獲得大量的土地保護與資金擴增。

(四) 已開發國家可以改變對海外國家援助的預算，以鼓勵對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支持。在貧窮和未開發國家中，人們越來越意識到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其生活需求亦多直接依賴生物多樣性。可以想見，鼓勵並促進保護生物多樣性將成為另一種可兼容國際發展的做法。

(五) 上述對海外國家的援助作為「生態系統服務的付款 (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PES)」。綜合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制訂重視生物多樣性的全球經濟利益，在此框架內，提供有償服務以實體經濟補償土地所有者，避免其將森林轉換為其他土地使用的類型，計算森林的碳儲量以及當森林喪失或減少時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將這些預期的排放量作為參考水平，並使其具有一個確定的金額。全球碳市場交易在2010年已經達到了驚人的1,420億美元，相信也可透過實體經濟計算的方法改善目前生物多樣性保育經費的拮据情形。

(六) 提供更多元的資助機會。生物多樣性不僅僅可透過政府預算支出或是富人捐款，也可鼓勵大眾從小額開始為生物多樣性保護盡力。

　儘管擁有了上述因應經濟問題所衍生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對應策略，對於如何調整或增加生物多樣性保護的資金以面對接踵而來的影響，我們仍有相當的知識缺口。例如，當重整或刪除前述所提的補貼方案時，是否真的可如預期達到更佳的保育效果，或者反而與生物多樣性的保護有所衝突，而遭致反對聲浪。

　也因此，我們需要更多的研究來獲得對生物多樣性保護和經濟之間微妙關係更好的理解。為了填補這些知識上的缺口，跨學科的合作與研究，包含生態學家、經濟學家、社會科學家和決策者，已刻不容緩。「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這個巨大事業的財務費用，有賴充分的社會和生態成本，才能真正有效而持續地保護全球生物多樣性。

作者簡介

柯佳吟，台大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博士，為已故氣候學者史奈德(Prof. Stephen H.Schneider)與其遺孀泰瑞茹(Prof. Terry L.Root)共同指導的學生，曾於史丹佛大學研修氣候變遷調適與減緩策略，以及生態系服務等議題。目前正處博士後研究期間，希冀透過國際合作方式，多面向探討氣候變遷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