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名氏分享園區轉--真誠的磁能研究學者葉政秀來信 看西方醫藥的官商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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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名氏分享園區轉--真誠的磁能研究學者葉政秀來信 

我個人從事磁能的應用-正磁能用於環保、節能、減碳;負磁能用於養生、促進、健康和治病將近20年,其基本精髓是以正磁能的氧化作用;負磁能的還原作用,取代所有有副作用的化學藥劑。雖然一直是叫好不叫座,但是我仍樂於當做我的志業。  

又個人因為沒有任何做「研究」所需的客觀條件的軟、硬體,因此乃抽空翻譯完以下數本的英文書,供自己精讀:  

1.      Codes for Longevity, living well beyond 80.90.100 years.

2.      Politics in Healing

3.      Death by Modern Medicine

4.      The Medical Mafia

從而瞭解到為什麼學理清楚、效果極佳的磁能科學不受重視還被視為偽科學!

上述#2書中涵蓋了「10大可治癒的良方」,在美加受盡FDAAMA打壓和封殺而幾近失傳的故事。其中第三章的Dr. Koch後來被迫流亡到巴西,於19676月中風12月過世。有一位Larry Thatcher,像Koch療法的教徒似的,奉獻於助人的聖業,到90歲還在全力地對人們喚起Koch的成就,於19974月過世,享年94歲。

謹將Koch的故事列於附件1供您分享!

只要看完在最後一頁,兩位諾貝爾獎得主分別指出:Dr. Koch早在1920年代就說過也發表過同樣的結論(與他們的研究結晶),大概就同意他是一位先知研究者,世人卻無緣分享其成就。

1是在加州的老友Phillip Schaeffer去年85歲時所出版,該書第14章收錄了我的一篇小文,列於附件2供您指正。

 

葉政秀

一門科學的新生-抑或一門科學的消逝?           葉政秀  譯BIRTH OF A SCIENCE- OR 
DEATH OF A SCIENCE?               DANIEL HAELEY

 

1949年8月在俄亥俄州Columbus地區,有一天,就讀於該州州立大學的一位19歲的金髮女生,Mary Lou Barnes患了頭痛和喉嚨痛,她的右腿感覺怪怪的,接著就癱在地上。驚叫之餘,她的母親打電話給她們的家醫Dr. Harold Wilson,他在當晚就趕到她家。第二天早上,他發現她的右腿完全地癱瘓,並告訴她的母親說恐怕是小兒麻痺症。在小兒麻痺早已大部分絕跡的1990年代,大部分的人已忘了這種病的可怕,會有各種不同程度且日益惡化中的跛腳,甚至於會致命的。

        Dr.
Wilson於是給她靜脈注射2cc名叫Glyoxylide的藥物。翌日清早,他發現他已可以移動她的腳,雖然她還無法自行動。那天晚上,他的母親以電話告訴醫師說Mary Lou已開始可以自己動她的腳,且正恢復感覺中。Dr. Wilson儘快地趕過去,發現真是如此。她的狀況很快地開始改善,翌日可以自己下來用晚餐了。

Mary Lou是一位就讀於一般男女合校的女生,各種報紙都想報導她的故事。Dr. Wilson要求它們暫緩24小時,以便他取得官方醫療單位准予用這種藥在更多的小兒麻痺症上。結果他的申請未獲核准,當時他才知道該藥不僅未獲AMA(美國醫學會)的核可,居然還被他們列入黑名單(禁藥)。

不過各種媒體已在全國和遠在加拿大大肆報導,其中多倫多每日星報甚至於在1949年8月22日以大幅版面詳盡地報導。

 

在1980和1990年代,我們都早已習慣於聽說凡未經美國FDA核可的藥物不得販售。被列入黑名單?那是什麼?怎麼被一家私人機構AMA所操縱?到底是誰授與AMA可以在美國對藥物擁有核可與否的權利?看起來權利似乎是當時他們自己給自己的。他們透過種種的影響力迫使醫療局遵照他們的決定,還有權譴責或吊銷那些使用非FDA核可藥物的醫師們的執照。1949年Dr. Harold Wilson發現自己與當地的醫學會(AMA的支會)有麻煩,他曾經合法以市售的藥,救回Mary Lou Barnes免於終身殘廢,但是那是未經FDA核可的藥物。Dr. Wilson的執醫生涯中第一次用到Glyoxyide,而其療效卻被全美各報以頭版報導。數年後於1952年,當地醫學會還開除他的會籍。這一制裁讓他失去在醫院的行醫權。他不能在當地的所有醫院為病人看病和治療。雖然未被吊銷醫師執照,但是他的名譽已大受傷害。 

倖免於難而回到學校上課後,Mary Lou Barnes才驚奇地獲悉那救她免於殘廢的善舉,竟然引起醫界高層權威人士的不悅。

她回應說:那真的對我有效!她的母親說:那是奇蹟的。根據多倫多星報報導:“Glyoxylide乃是一種氧化作用觸媒,用以促進人體的氧化作用,那是生命的基本作用。它是底特律的Dr. William Frederic Koch所發明的”。當Mary Lou Barnes受惠於他的療法時,Dr. Koch已經不在底特律了。他關閉那行醫30年專以Glyoxylide給病人服用的診所,而搬到巴西里約熱內盧謀生去了。

那造成他離開的長期抗爭,乃是美國醫療史上最戲劇化的一次。所有他開給病人的這一他自行發展出來的藥所得的療效,他都極詳盡地記錄。在兩次受審庭,他所呈報的200例治癒的癌症,大部分都附有醫院的各種診斷書和活組織檢查報告。他曾經被FDA以提供無價值的治療為由,而告上聯邦法庭。得因FDA兩度無法證明他的不法而獲判無罪。法院的紀錄和獲得康復的患者的證詞在在都顯示Koch的Glyoxylide,一種FDA宣稱不存在的化學藥物,是不容質疑的。

為什麼像這麼一種珍貴的成就卻未獲得公開的讚賞呢?怎麼一種合法地施用了30年的有效療法已經失傳呢?

 

Dr. William
Frederic Koch(1885-1967)於1909年畢業於密西根大學,1910年得到碩士學位,並於1916年得到同校的生化博士學位。1910-1914他擔任組織學和胚胎學的講師。Koch的化學老師就是那位早已發現自由基的Dr. Moses Gomberg,Dr. Koch師承Dr. Gomberg的研究,更進一步弄清楚自由基,在適當的條件下,可以證明有助於治病。1914年他成為底特律醫學院(現今Wayne州立大學)的生理學教授,並於1918年取得醫師資格。1919年他離開學院並自行開業執醫。由於他的雙親移民自德國,因此他的名字依德語的說法唸起來像“Coke”。

Dr. Koch以調查甲狀旁腺開始他的研究生涯。這些腺體往往在為甲狀腺腫大(一種缺碘的疾病,在鹽中加碘之後就很少見)而開刀時被切除。1912年和1913年他將他的發現:甲狀旁腺的切除會加重威脅患者的生命,發表於生理化學期刊後,該切除手術就停止了。JAMA(美國醫學會期刊)於1913的9月27日期刊上,編輯對年輕的William
F. Koch的輝煌發現大加讚賞。當年他才28歲,在未獲得博士學位和醫師資格之前就被JAMA譽為研究員。

以從甲狀旁腺的研究所得的結晶為基礎,他又進而提出驚人的假說:

1)      癌症和其他疾病導因於人體內的氧化系統(細胞從食物和氧產生能量)崩潰。

2)      有健全的氧化系統之處就無疾病。觀察到心臟和腦組織特別地能夠抗饑餓,他推論它們必定富有某些可以生產能量的物質。他發現到這些物質就是羰基化合物(Carbony Compound),於是他明白這些相同的化合物都是人體的氧化作用的根本。他發現當毒素干擾到或消耗掉羰基,那麼氧化作用即刻減弱而易生病。他推測假如有辦法將這些失去的或受損的羰基物加以替代的話就能恢復氧化作正常,從而使疾病痊癒。

 

在證實傳統治療方式會造成傷害後,Dr. Koch決定開發一種不具破壞性的藥物。他必須要有可以補足身體正常化學的東西,像是自然發生的羰基物。

        1917年11月,他正好得有機會,在底特律的聖瑪麗醫院,為一位患肝癌末期,有轉移現象的婦女做試驗。醫生還告訴他,患者大概活不過一星期。這一病歷的提供乃方便他屆時可以做驗屍之用。這樣他就可以看到他的療法的效果,他所用的是以從心臟和腦萃取出富含羰基的東西。當他過了一星期再去探訪她時,他看到床位是空的,以為她死了,那大概醫院內有什麼複雜的因素,才沒有通知他來驗屍。翌年六月在路上,那位婦人突然展開雙手擁抱他,感謝他救命之恩,令他大吃一驚。原來她曾試圖到醫院找過他,但是醫院的執事者說他已離開,轉到陸軍醫院服務了。醫院卻沒有人告訴他說她已復原回家了。在那之前,他的療法一直是未經試過的理論,卻在第一次嘗試就成功!

        他將這一成功的病例加上其他相似的數個結果,整理成“新的癌症康復療法”乙文,發表於1919年7月的底特律醫學期刊。更詳盡的資料,則刊載於1920年10月版的新紐約醫學記錄。不幸接著麻煩開始了。

 

        在第一篇文章發表不久,代表JAMA當時的總編輯和20世紀AMA基金會創始人Dr.
George Simmons,的一位Dr. Henry Cartnes來詢問Dr. Koch。後來Dr. Koch告訴他的朋友們說:“Dr. Cartens先稱讚他的成功治癌法,接著語出驚人地建議:Koch,你才正要開展著輝煌的生涯,而我們已經有過好多年了。我們準備為你鋪路。你的新治癌良方我們可以幫你大力推薦,讓我們經營,我們會使你成為世界名人!”Dr. Koch回答說這聽起來很有意思。不過他指出,他的化合物很難做而且很快地會壞掉。他還需要再多花點時間讓其作用更加充實,所以還有待進一步加強研究。此外,他要求備有一些配套以便讓無力負擔者能夠免費地接受治療(這是他一向的行醫法)。“AMA代表拒絕考慮此種配套措施,他強迫我必須將所有的研究資料,包括製造方法都要給他。我加以拒絕。”(1960 Dr. Koch著的身心診斷)。Koch與AMA的長期戰爭就從那一天開始。掌控Koch療法的意圖被拒絕數個月之後,Dr. George Simmons竟然反而在JAMA期刊上,公然抨擊那位原本在1913年受他稱讚的年輕醫生為庸醫。

 

        在這一段遭遇過後不久,Koch發現一個更簡單的方法可以供應羰基。這點很重要,因為要從心臟和腦組織萃取,既費時又昂貴。受過良好化學訓練的他,懂得如何從價廉的化學物中去製造合成羰觸媒。對於體內氧化作用的過程中羰物失去或阻滯時,這個東西具有能加以取代或修復的效果。羰物的修復可以促進氧化作用再啟動,而恢復製造有益健康的能量。這乃意謂著健康與疾病之間的差異,有了強而有力的氧化系統的重現,就有健旺的能量生產力,當然可以消除疾病。(1990年代的研究指出:氧化作用可以啟動免疫系統,誘發殺手細胞攻擊腫瘤和其他感染源。)

Koch最常使用的兩種結合羰的觸媒分別是Glyoxylide和Malonide。

Dr. Koch很快地曉得他拒絕賣斷給AMA後,為什麼一再地受到衝擊。首先他注意到他的科學理論和結果不再容許刊登於各種醫學期刊上。於是他向Wayne郡(位於底特律)的醫學支會(他曾經為會員)提出要求,指定五位會員組成委員會,由委員會選定五位經確定診斷為癌症末期的患者,以他的觸媒治療而追蹤其療效。Dr. Koch在身心診斷中說的故事如下:

委員會選定5位經診斷為無法存活的癌末患者。在我治療之前,所有的委員都必須在患者的檢驗報告上簽名。所有的患者都躺在擔架上,正面臨死門關,他們將在病房接受為期三週的治療….我要在收到所有委員們,在患者的檢驗紀錄上都簽署後才能著手幫他們治療。眼看著他們的死亡危險性愈來愈迫切,我不得不懇求該會的會長出面要求那些委員們善盡他們的責任,我才好為患者們治療….。他命令委員們翌日早上10時都必須到醫院來。結果,只有兩位委員現身為一位患者做檢查。他們在該患者的紀錄表簽名時,咸都認定為時已晚了….他們離開之後,委員會應在患者們的報告上簽署的職責完成了。我即刻為5位患者治療並祈禱主的幫忙,但是我並沒有花很久的時間。不到三週,這些患者都可以起床,四處走走、沒有出血、沒有疼痛,很愉快地,有體力地並且高興地互相勉勵。

Koch又述說:委員會不相信地看到患者的進步狀況,就要求患者各自回很遠的家(他才注意到他們都遠居在數百浬外)並禁止他們再找Koch看病。其中一位70多歲全身長滿惡毒性而且在轉移中的神經肉瘤的患者,竟然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快速地改善,其中一位委員卻警告他應該要儘速地趕回家去。要不然的話,如果再打一劑,我相信它們都像腫瘤一樣地消失。五位受到我治療的患者,其中三位完全痊癒,令我自覺好似他們自己的醫生。第四位,那位神經肉瘤好轉患者,似乎也會康復,因為5年多之後有同樣病情的患者,接受我的治療之後療效都極佳。之後,該委員會卻以我對患者疏忽為由停止調查。並以無結果的報告結案。

 

Dr. Koch在美國以他的療法行醫30年期間,這是唯一“官方”做過的試驗,其他Koch要求再做的試驗全部遭到否決。

有關Wayne郡受審記,Dr. Koch在1955出版的“長壽之道”中描述接受他試驗的一位患者,Edith Fritts女士,經醫院診斷為子宮癌並已延伸到腹部,且穿透胃而引起嚴重的胃出血。在接受他的治療後,安然地活了十五年,卻不幸因車禍而往生。經驗屍的結果發現癌症不在,其死因是腦受傷所致。令他好轉的該療法只是一劑Glyoxylide。

1923年Dr. Koch向Wayne郡醫學會癌症委員提出訴願,請求改變1919年所做的錯誤報告。他們不但拒絕受理,甚至於連1919年官方委員會所做的診斷都總結地加以否定。1923年要求覆審的訴狀中新增15個口供宣誓書。密西哥大學的同類療法教授,Dr. W. A.Dewey醫師,曾以獨立觀察員的身份參與癌症委員會的官方覆審,他於1924年10月25日寫信與Dr. Koch如下:

我有收到以你的療法為名的最新報告書。這是1923年11月5日所舉行的會議記錄,我有出席並且對每一案例都很注意地勤加記錄。經一種苦心設計過的偽造,而預設立場的譴責,然後在一種不科學地,非美國式的前提而安排的裁決、陪審團和原告證人,這一『委員會』的報告充滿偏見、不公和虛偽,在我行醫42年中看過很多。

在所有呈給委員會的這些案例中,你坦白地將有關的細節和原始紀錄和可供諮詢的家庭醫師一一列出,在在地顯示你非常懇切地盼望你的療法能受到一次誠實的調查。

委員會的成員大部分是外科的和放射或X光的“專家”,都是一群相信唯有用這些方法才能治癒癌症的,這是最不幸的第一點。其次,依我看來,委員們不論是在教育、經驗和權利各方面,都沒有人夠格可以坐下來評判你的療法。我希望有一天你的療法將有一些追求真理的人來加以調查。在這只圖保固既得利益的現有美國官方醫療體制之把持下,這是不可能的。

 

紐約鐳研究院的Dr. C. Everett Field對Dr. Koch的療法感到興趣。在看過鐳研究院於1923年10月所做的“34個Koch案例的調查報告”後,Dr. Field指出:“該療效毫無疑問的是我醫學生涯中最顯著的經驗”,從此他開始支持Koch的新科學論述,著手整理他的文獻,花很多年將從Koch無數的案例中所發現的種種故事加以出版。在“抗毒和血清療法可能治療癌症?”
乙書中,Dr. Field針對Koch觸媒的特性描述如下:

1)在病情不明的案例中可供做診斷,有助於其尚未顯露在局部之前,判定

出發癌前兆的存在。

2)它不只摧毀那些會致病的霉菌,也會使它所形成的癌腫和轉移物加以分解,經由其強力的抗毒作用,連續地中和血毒症,而使癌症痊癒。

3)病灶的位置或二次轉移與否都不會影響其成功性。

4)對各種型式的癌症、肉瘤和上皮癌都有效。

5)只要按照其指示使用,絕對沒有不良反應。

6)對於潛伏期的疾病,當作預防的目的而使用,可以避免疾病發展。

7)善用它可以救回數百萬人的生命,並終止這一人類最大禍患之一。

 

Dr. Field遭受AMA嚴厲的譴責,而他的醫療業務也因為支持Dr. Koch而受

到負面的影響。

        1924年Dr. Morris
Fishbein取代Dr. Simmons接任JAMA的總編輯,實際上成為AMA的會長。延續Dr. Simmons的敵對政策,Fishbeine更高分貝地抨擊Dr. Koch,一而再,再而三地又重提1919年 AMA出版的無效試驗。Koch和底特律地區的人們都不太理它。Koch的觸媒的療效口耳相傳的結果,他反而從不缺少患者。

        在救命因子書中,Dr. Koch報導指稱:1920年到1929年十年間,費城和洛杉磯的癌症死亡率上升30%,底特律卻下降20%,而這是全美癌症死亡率有下降的唯一大城市。這些數據中的唯一不同的是我們自己的療法,我們將底特律的死亡率下降歸功於我們的療法。

        在他們行醫的這些年來,Dr.
Koch證明他的推論:細胞的種種功能完全地取決於它所能製造的和吸收到的相互一致的能量。一旦中斷就會生病,且其致病模式相同,所以要使其逆轉的模式也是相同。所以他說,不管是氣喘、過敏性鼻炎、結核病或癌症,他所治癒都一律是注射一劑他的羰觸媒。第二劑則在3個月後才做。

 

        Dr. Koch相信人體必須滋養和排毒才能使觸媒啟動正常的催化作用。因此在給病人注射之前,他都先花一星期的時間,向病人宣導嚴謹的養生之道。該療前課程還包括一系列的灌腸,以便將堆積在腸道的腸壁上的毒物加以清除乾淨。同時患者必須食用以新鮮水果、蔬菜和全麥為主的食物。某些食物,特別是像動物性蛋白質、咖啡、茶、汽水和任何加工食品,都應該禁忌。而為達到Dr. Koch的觸媒成功地反應,患者也被警告切勿曝露於像香氣、香菸、溶劑、松節油、化學要劑、香水和酒精等的化工製品。疏忽而違反上述指示者,通常其成功率乃大幅地下降。Dr. Koch解釋這些禁忌物都會干擾身體的氧化機制而無法發揮出最大作用。

        偶而,碰到一位病情危急,無法上課的患者,Dr. Koch則先打針急救再說。

George Grove夫人,經俄亥俄州Dayton的邁阿密山谷醫院診斷為淋巴肉瘤。於1937年4月27日在頸部經手術後切除一棵櫻桃大小的肉塊,不過三週內在同一位置又再生出比原來的5倍大的肉瘤。當她1937年5月17日抵達Koch的診所時,它已經長得約半顆蛋那麼大了。當天Dr. Koch馬上幫她施打一劑Glyoxylide,而3週後複查的結果,已看不出長過什麼東西啦。Grove夫人一直保持很健康,不幸4年後因車禍往生。驗屍結果看不出有癌症。

        Dr. Koch領悟道:一旦有毒物干擾到人體的正常氧化作用時,癌和各種疾病才得以出現。補足缺乏的羰酶,其催化作用會使那受損的氧化作用重新啟動,因此毒物受到摧毀後的分解物(譯者註:通常釋出O2)被癌組織完全吸收,相關病灶的局部身體乃逐漸地修復而痊癒。一個康復而旺盛的氧化系統則可以避免其復發。另外以Sparling夫人的病例而言,在經過為期3天的前置課程後接受羰酶的注射,她是因患一種可能立即致命的淋巴細胞的淋巴性肉瘤,而痛苦不堪。在看過Dr. Koch的其中一位助理後,吃了三天的生食並接受一天2次的灌腸,然後才於1944年10月27日晚上深夜由Dr. Koch幫她看病。在她的頸部和腹部分別有很大的腫瘤鼓起,很明顯地這種病況已拖了好久。在1946年Dr. Koch第二次受審的法庭上,Sparling夫人作證說:“當時我在晚上11時接受第一劑注射,到了翌日下午2時,我那長期僵硬的頸部就感到輕鬆極了。”一週內腫瘤就真的縮小,而癌症末期的典型惡體質也隨著改善。到了六個月時,Sparling夫人身體檢查時完全感覺不到腫瘤。惟在第三週、第六週、第九週和第十二週、二十四週及三十六週時都分別有嚴重的反應。包含寒顫、發燒以及患部有疼痛和紅腫。


Dr. Koch說以上種種反應都顯示其療法正在作用中。有時患者會打電話向他抱怨說他們感到很糟,害怕會再復發。參照病歷資料後,Dr. Koch回答:“發作時機是對的,你的狀況完全是療法的反應,這是一定會的,忍耐一到二天就好了。”各種反應的嚴重程度逐漸減弱,直到毒物完全地排出或連鎖反應中斷為止。而中斷的情形也可能是因為違反Koch的禁忌所引起的。

        1942年在一次FDA的控告法庭上,一位患者Abram
Johnson描述他於1932年接受Dr. Koch的療法時的反應說:“接受注射後約第三天,我感到非常地不舒服。我一直發冷,我以為我即將凍死。還好我太太讓我躺在床上,將家裡所有的熱水袋連同毛毯一起蓋在我身上,持續地約一小時。大約三週後,我又再一次的發冷,不過不像第一次那麼糟。接著在六個月內又交替地發冷好多次。大概每三週一次,不過程度愈來愈輕。”他又作證說:挨過了那段時期,原本長滿在口腔上方硬顎的一些小腫瘤開始消失,並在6-8個月完全不見。

 

        這種現象得回顧1920年代,Dr. Koch曾觀察、預測並研究的人體自身的能量週期,亦即現代人所謂的生理節律。在救命因子乙書中Dr. Koch觀察到一般西方醫學所不曉得的好轉反應。

Dr. Koch所發現的新科學的根基乃在於連鎖反應,這是觸媒的催化作用,引發一個細胞,使其細胞內的毒物分解然後一個接著一個,誘導相同的作用一直到所有的毒物都受到摧毀。Dr. Koch解釋如下:

毒物---經由一連鎖反應,使毒物分子去氫化(亦即失去一氫原子)而形成自由基,再與氧結合而成過氧化物自由基,後者又能使下一個毒物分子去氫化,並又形成另一個過氧化物自由基。這種氧化連鎖永續地作用,直到所有毒物都受到改變為止。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毒物轉化成抗毒物;致病原轉化成治病劑。(載於Dr. Koch的羰酶療法)

Dr. Koch的催化劑貼切地將毒物化成可自我崩解,亦即功過相抵。在1942年的第一次受審庭上,公訴律師問Koch:光是一劑針怎麼能夠發揮那種可治癒那麼多的疾病:癌、小兒麻痺、甚至痲瘋病的作用呢?Dr. Koch回答:“只要一支火柴就可以引發森林大火。”以森林火災的確是很好的比喻,因為他所做的就是要點燃那可以啟動身體的氧化系統的火花。他所推薦的新鮮蔬果,備有足以啟動森林大火所需的催化劑和氧氣。Koch療法所嚴禁的那些食物和化工食品,就相當於做為點火的樹木,務必經脫水乾燥,才得以確切地點燃一樣。

1926年安大略省倫敦市的Dr.
David Arnott訪問Koch後就頻繁互動。他開始在他的診所施用催化劑的療法,並成為Dr. Koch最器重的合夥人之一,而在加拿大廣為傳播該療法。當他那位患有心臟血栓症的弟弟,Dr. Henry Arnott經他注射一劑Glyoxylide後就完全康復,他乃為文證明Koch催化劑的廣效性。

 

隨著Dr. Koch的名聲日益升高,來自AMA會長Dr. Morris Fishbein的負面影響的程度也跟著嚴重起來。1927年在紐奧爾良的Dr. Carrol Allen的一位患者,患子宮癌而長年臥床的老婦人,經Mayo診所宣告她已治癒無望後,接受Koch療法轉而康復,Dr. Allen大感驚奇。接著另一位因癌症開刀,而在結腸連結於腹腔前壁的開口上留有多根引流管的患者,躺在擔架上被抬進Koch在底特律的診所。三個月後,他的傷口癒合,不用引流管而恢復自然的正常功能,並得以自行提著他的手提箱回家。Dr. Allen決定自己該到底特律一趟,並花了兩週的時間向Dr. Koch學習其療法。身為紐奧爾良的新浸信會醫院院長和Tulane大學外科教授,他希望將Koch的新發現廣為發展。在治癒過很多原本宣告無救的病例後,他所撰寫的一篇探討有關Koch療法的有效性的文章被迫撤回,否則他的教授資格和醫院職務將不保。Dr. Allen的朋友,Dr.Bryan , Vanderbilt大學的外科教授,也像Allen一樣地施用Koch療法,治癒了很多位原本宣告無望的癌友,也因為使用Koch催化劑而被撤職查辦。

1934年8月,Dr. Koch的兒子John突然罹患小兒麻痺症,他的療法在自家派上用場後,證明有效。當時Koch遠離家門,只好拜託Dr. Arnott往診。當他從安大略趕到時,John全身已癱瘓,將近死亡的樣子,無法吞食也沒有呼吸跡象。Dr. Arnott馬上給他注射一劑Glyoxylide。

10分鐘不到,John就開始有氣息,數小時後除了右手和右腳之外,全身不再癱瘓,翌日早上他可以吞嚥和說話,不過還是像似瀕死的樣子。最後終於復原得很好,幾乎可以正常地走路。

 

1935年Dr. Koch,應魯汶大學癌症學院的一位全球著名的癌症權威Dr. W. Maisin之邀,到比利時訪問教學。Koch早在1920年代就久仰Maisin的研究成就。

在Koch到達後約6週時,好多位有錢的美國醫師盛裝地到比利時,公開地揭發他為全球最厲害的庸醫,試圖說服魯汶大學將Dr. Koch遣送回底特律,甚至於美國的駐比大使也出面干預。但是Dr. Maisin不為所動,加以拒絕。他說大學校長指示:如果Koch療法是真的有效,那就力挺Koch到底。Dr. Maisin受訪時說:“我相信其科學論述很健全,而且臨床效果很有效。”他又補充說:“假如有比利時的庸醫去到美國,絕對沒有比利時的醫師會花錢想辦法要他回來的。”後來才曉得是因為其中一位美國人,已投資鉅款在鐳(放射療法),擔心受到Koch療法的競爭。

在魯汶大學的研究成果,由Maisin教授和Koch合著,而發表於當年被尊為全球最優的科學期刊C.D, de la Societe Francaise, 1935年7月號分兩篇登載。這兩篇報告均收錄在1939年出版的“Koch自然免疫化學”乙書中。

由比利時政府,針對與各種感染病有關的,像是痲瘋病、睡眠失調症、結核病和性病,而以動物做實驗,都證明Koch療法的有效性。結果,Maisin就直接用於當時的比屬剛果,治療痲瘋病人,達到87%治癒率的佳績。

鑑於1937年在剛果治療痲瘋病的良好療效,前美國軍醫署副署長和一些傑出公民,要求當時的署長Parran准許Dr. Koch,在位於路易斯安納的Carville痲瘋村,治療痲瘋病人。但是Dr. Parran回信說因為他的技術顧問,Dr. Voegtlin,告訴他並沒有什麼Koch療法,所以他無法核准。五年後,在Koch的第一次受審庭上,著戎裝的Dr. Voegtlin原本是要以不利於Koch的“意見”而出庭作證,卻在宣誓後承認當年他向Dr. Parran說謊。不久他就升官。

也同時認識Dr. Maisin的Dr. Arnott,於1939年向安大略癌症委員會報告Maisin跟他說的話如下:(載於安大略癌症委員會報告)

Dr. Koch的配方乃是治療疾病的一種新方法。它啟動抵抗疾病的免疫發展的大門。Koch配方不應該只是治癌良方而已,其臨床效果之優異無異是重要的一大步,足以使整個醫學和病理學全面改觀。我不知道Dr. Koch到底是如何達成我們已在施用的這一新化合物。它不只是在醫學上是新的,在化學上也是新的。

 

而1939年9月Maisin也修書與安大略癌症委員會如下:

我以Koch療法,在治療動物的過敏、感染和試驗性癌症方面,所做的研究與發展已經有5年。我想要聲明的是在這短短的五年,我看過動物和人身上的癌不見,結果都恢復健康。有時這些結果令人驚奇到讓我願意繼續地再研究下去。

 

        1939年Dr. Koch接到一通來自英國皇家的貴族的電話,要他即刻動身到倫敦。在那兒他治療好一位要求隱名的著名人士。不過當他入境時,卻受到海關當局的留置並密集詢問,一直到他的重要患者的司機來載他。Koch猜測他們已預先被警告說有一位“危險的庸醫”來到英國。1941年5月,Dr. Koch搭船到巴西做研究同時休個短假,船開航前一小時,才聽說船上的醫師臨時有事,無法同行。所以Dr. Koch,船上唯一的醫師,被徵召到醫務室值班。翌日有一位重要的巴西外交官患了嚴重的胃出血,當Dr. Koch到診時,脈搏已測不到了。Dr. Koch發現在他的胃部有一塊腫瘤,隨著患者確認說他早已被診斷為胃癌末期。在美國人的診所被告知他的病況已無救後,他正準備回巴西。Dr. Koch為他注射一劑,並幫他開食譜。而在抵達里約前,該患者已出現在餐廳用餐。他的康復情況令他在里約的醫師,Dr. Renato Souza Lopes,大感驚訝。Lopes對Koch的療法從此大感興趣,乃邀他再為其他患者治病。不久各種原被視為不治之症,包括一位政府高官,都漸漸地好轉而康復。國防部長乃邀Koch到里約的一家大型軍醫院,教醫師如何臨床應用和教化學師如何配藥。一大群痲瘋病和結核病人也都治癒,連一些精神病患者也都好轉。

        在察覺出因毒性藥劑引起的急性腦痴症患者,Dr. Koch施打一劑Glyoxylide,預期恢復其氧化作用即可將毒素加以分解。5天後病人正常地康復而出院。

        Dr.
Koch一週後再次到醫院時,他遭到一位男士以拳頭揮擊他的臉上,並口出惡言威脅。Dr. Koch說:“我不曉得這些患者都會說英文。”那人回應說:“我不是病人,我是(某製藥公司)的業務代表,我這一拳是要你再也不要妨礙我們在南美洲的生意。”

 

Dr. Koch繼續地施行其幫助病人痊癒的醫術而很少去擔心可能衍生的事件。數週之後,他接到美國FDA的通知,要他親自去討論他的標籤。Koch於是結束他在巴西的研究工作,而於1941年回到美國。

FDA的主要任務之一是確保食物和藥品上的標籤不得是騙人的。1942年2月,Dr. Koch到華府會見數位FDA官員,並提出一些足以確認他的標籤所示的悉為正確的證明,但是FDA卻警告他準備上法庭見。

在此同時,安大略省的Dr. David Arnott,在承受鐳利益團體的相當大的敵對下,仍然更加成功地將koch療法擴展到其他很多省份。1942年3月中旬,亞伯達省執政黨的組織發展協會同意邀請Dr. Koch和Dr. Arnott一起去亞伯達。在亞伯達省的成功可見一斑。所需的設備在政府全力配合之下,他們開設診所示範Glyoxylide的療法。這一決定讓他們在首府Edmonton的政治圈內變成極為出名,人們一大早就排列等掛這兩位醫師的門診。一旦加拿大有一省,出自官方的接受並核可Koch療法,那就不再可能是秘密了。

FDA曾警告過Koch,要控告他,而他可能以為應該會有正式公文要他上法院出庭。但是他一直沒有收到。當他決定接受亞伯達的邀請後一週,在1942年4月4日(五)晚上,在他來不及從銀行提款付保證金時,他突然在佛羅里達州的Delray海灘上被捕,旋即被關進邁阿密監獄。翌日在傳訊庭上他要求保外出國,檢察官要求保金一萬美金。在不景氣的1942年這是一筆龐大的款項。法官問為什麼保金那麼高?這又不是謀殺罪,只不過是標籤有爭議罷了?檢察官於是承認他是應那位在底特律受理FDA控訴的檢察長,來電要求他堅持保金要1萬元的。

Dr. Koch療法最早從巴西開始,他在底特律的同事告訴他,他們不要他回來就可以結案。於是他補充說:“當美國政府消滅掉Koch療法,那我就筋疲力竭,那兒也去不成。”後來有高層官員告訴Koch,政府要從國外捉他,以標籤的策略最為簡便。他乃是第一位被依那原本用於摒除“不安全”藥物而於1938年定的第一條聯邦法律---聯邦食物-藥品和化妝品條款,與予起訴的。FDA從未聲稱過Koch療法是不安全的,卻以管制標籤的公權力追究他。

Dr. Koch的標籤述明:Glyoxylide和Malonide專為癌症和氣喘;兩者僅限售與醫師。22年來AMA認為他的產品對癌症或其他的都無任何效果而否定他。附和AMA的說法,FDA以他的標籤是不忠實的、詐欺的和騙人的,而控告他。FDA宣稱其處方的成分與蒸餾水無異,因此對任何其所述的疾病都無效。

這種類似蒸餾水的指控引發出一有趣的觀點。在製造他的催化劑時,Dr. Koch首先準備一種叫做“母酊”的材料,一種在他早期的研究所發現的多種化學藥物加以混合而成的黑色液。然後他將該母酊稀釋一百萬倍,使得他的催化劑僅含有原液的百萬分之一。這一製作過程就是著名的同類療法,19世紀在美國普遍通行的一支醫學。也許因為同類療法避免使用有毒的藥物,在歐洲仍然廣受歡迎,政府的健康保險也可以給付。

19世紀,AMA率先認為同類療法乃非真實無欺的醫學而加以拒絕,並全力投身於“對抗療法”或使用往往是有毒的合成製藥。20世紀初,在AMA發動種種不利於同類療法醫學院的運作後,只剩下一間還在。同類療法的藥物都經過高度稀釋,在大部分為蒸餾水中的原物質往往不到百萬分之一。傳統的或對抗醫學承認同類療法的稀釋液是無害的,但是卻堅持它們是無用的,因為在它的成分中含有的真正藥物實在是太微弱了。換句話說,FDA認為Dr. Koch療法不過是蒸餾水,而與予控告。(迄今無人說過Dr. Koch的催化劑是有害的)

Dr. Koch,一位有執照的醫師,而非同類療法師,並無意宣稱他的配方是同類療法式的(雖然實際上是),卻因同樣的理由遭致困擾纏身,在救命因子乙書中他說明:身為實際的研究者,我只專注於其有效性。“問題不只是在於溶液如何地稀釋,也要敢訂出仍具有生理活性的濃度”,亦即達成預期療效的能力。經過長期研究後的解方是1ppm的溶液。他指出:這一稀釋度,每cc含有數千個ppb(數個ppm)分子,而只有需要一個分子,即足以啟動催化作用,並呈幾何級數的發展,亦即引起令人生畏的連鎖反應。

19世紀中葉,電學之父麥可法拉第(Michael Faraday)說:“每一位學生都瞭解任何化合物的重要性即在於其所具有的電荷。”
Dr. Koch非常瞭解他的化合物的電性。在自然免疫乙書中,他描述他所製造的催化劑的稀釋度時說:“稀釋後電子更加地活化。”只需要一個電子即足以啟動Koch的連鎖反應。具有活性電子的分子,就可以更有效地產生氧化作用。氧化作用衍生電子的移動,催化劑的目的就在於促進氧化作用

        1942年2月在華府與FDA的科學家們會面時,Koch告訴他們:“所有癌細胞衍生物都可以被氧化的,這是我打從一開始的理論。”他說明他發現到羰基化合物,具有排毒作用而像是一種氧化劑,通常一般疾病的共同性質就是最缺乏氧;這就是為什麼它對這麼多不同條件的病情都有其療效的道理。

FDA的醫師們問他是否認定他的理論是同類療法的一部分,Dr. Koch回說:“是的。我的原則是;急性發病中的,我施打低稀釋度的。慢性或久年的則打高稀釋度的。

Dr. Koch也是一位很有自信的科學家,要他向其他的科學家說明可謂事半功倍,因此FDA從未質疑過他的科學論述。美國醫學會期刊(JAMA)總編輯,Dr. Morris Fishbein,在1942年4月18日的那一期,就在為他說服FDA抨擊Dr. Koch乙事而邀功不已。以當代的說法,我們說它早已預設立場。

第一次的審判從1943年1月開始,一直到5月23日為止。甚至於在這審訊期間,Dr. Koch還得面對第二波戰線。就在FDA起訴他之後不久,聯邦貿易處(FTC)也以事先仔細協調過的手段攻擊他。FTC質疑Dr. Koch以促進氧化作用使毒物瓦解的理論,並派出對氧化作用、Koch的配方或其追蹤記錄不懂的“專家”出庭。FTC要求聯邦法院強制對Koch的廣告物暫時禁止發佈,直到FTC加以調查釐清為止。這個強制禁止令獲准,這又是預設立場。

回顧當時美國正在為反對極權主義而進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實在令人感到很奇怪。同一時候,美國政府卻花納稅人的錢為“保護”美國人免於受到那曾經有數千人受惠而從未有任何人受害的療法之害,並且以政治力干預的官僚醫學和官僚科學矇騙美國人民。

假如沒有那些審判發生。並且假如當年,其療法可以成功地在已接受Koch的亞伯達省發展的話,那情況就大為不同。可惜兩次的審判的確發生,也正因為這樣,我們對Koch療法的有效性,才能夠大為瞭解。Dr. Koch被迫將其大量的案例中的病歷、診斷、活組織檢查和好多位能出庭作證的患者,整理出來。在兩次審判中總共呈遞出200個案例。

其中有一位政府調查員出庭作證,於宣誓後被問到有沒有人告訴過他任何Dr. Koch的好處。他肯定地回答。他又被問說那為什麼他的記事本上看不到其好的結果呢?他的回答很簡單;他只被派去找不利的評語。

有一位醫師作證指出他用過一次Koch療法的病例,但是無效。在交叉提問時,當被問到你不是有寫信給Dr. Koch說該病例已康復嗎?他說那他記錯了。

 

Rita Long的案例是由Dr. Koch提出的。1934年3月,14個月大的她,左眼視力正在減弱中。有一位專家診斷出她有視網膜神經膠質瘤(癌),而開刀去除。數個月後她的右眼也呈現相同的症狀,同一位專家又做同樣的診斷並建議再開刀,這樣的話Rita就會全盲了。她的父親乃尋求另外一位外科醫生的意見。這時候有人向他們建議找Dr. Koch幫Rita打一劑Glyoxylide。試圖避免女兒變成永遠的盲人,他們就帶Rita到底特律。

第一劑的Glyoxylide針是在1935年11月25日注射,第二劑則在1936年8月18日,結果是戲劇性地好。眼睛不再刺激、麻痺、眼液正常、視力恢復而康復。

        醫師的報告和醫院的就診記錄都當作呈堂的根據。另外,Rita的嬸嬸,Bonnie Mann夫人,她的雙親和她本人,也都出庭作證。她本人說:

                我是7年級生,學業成績一直都是A的,在班上常保持第一名或第二。

        因為在學校很用功,所以在家不太唸書。我很少有眼睛方面的困擾。我只唸

        老師們教過的。看電影並不麻煩。

檢方安排反駁的證人,Dr. De Long,無視於Rita實質康復的明顯事實,卻說:迄今沒有療法、X光或任何我們所曉得的科學儀器可以治癌。接著他又說:正確地診斷她的右眼唯一方法,是以表皮下注射針直接插入那生在眼球中心的異物,減緩其發展,並且同時抽取其組織供顯微鏡觀察。

Dr. Koch的反應吸引眾人的注意力。他指出Dr. Long所建議的技術會使癌細胞釋出,不但會進入血液和淋巴結,也會進入腦內,加速疾病的四處蔓延。他又強調那會使它殘留的右眼變盲。

另一位患者,Wesley Roebuck,因為胃癌而於1926年6月28日,將那令他飢餓的阻塞問題以開刀去除。數週之後,毛病復發,又有阻塞。於是他找到Dr. Koch並打了一劑Glyoxylide。很快地康復,並且在6~9個月內,那大塊的癌細胞不見了,所以胃也治癒。他出庭為其戲劇性痊癒作證。到了1950年,92歲的Roebuck仍很健康,據說還可以從他的農場走7哩路到城裡。他也出庭為他的奇蹟式痊癒作證。

 

Koch療法的驚人現象是,可以使因罹癌而嚴重損壞的組織和器官逆轉成正常地重生。出庭作證的William Schultz所做的不平凡闡述,於1941年5月下旬在Mayo診所因胃癌末期而動大手術。手術發現胃壁已有一半因癌症而破壞,並且已擴散到其他器官,X光片也確定胃壁已遭到破壞。Mayo診所認為他已無救而且不能再開刀,而退院回家,乃於1941年6月16日到內布拉斯加看Dr.
Mantor,為他注射一劑Glyoxylide 。疾病在6個月內好轉,他可以再到農場工作。在第9個月,他又回院注射一針。

接著,Koch的律師又提出好不容易收集到的骨、子宮、胃、肝、脾、胰、上顎、皮膚、胸、頸、視網膜母細胞等的癌症和淋巴性肉瘤、腎上腺瘤以及結核病、小兒麻痺、氣喘、心臟血栓、痲瘋病、關節炎、牛皮癬和風濕熱等症狀的痊癒證明。公訴律師所呈報的各類專家都承認對Koch療法沒有經驗,惟他們仍咸作證,說依“他們的意見”,Glyoxylide和Malonide不可能是有效的。

首度開庭的訊息,報紙都大幅版面的報導。1943年2月6日到3月12日的底特律時報和1943年2月10日到3月19日的底特律自由時報,分別連續地摘取如下的作證人證詞當作頭版,加以報導:

Koch審判庭交3個癌症痊癒例列入記錄……(以下略)

 

官方的指控很清楚;Koch的處方並不能治癌,因此其標籤所述的是騙人的。惟官方無法證明其指控,因此官司並未得逞。

從1942開始的審判,陪審團定而未決,令Koch無奈不已。當時美國正與納粹戰爭。大部分的陪審員必然想像不到政府會支持一種不真實的指控,或助紂為虐地要將那可以解除人類苦痛的良方加以消滅。因此儘管療效的證據確鑿,有些陪審員還是判他有罪。

未獲宣判無罪的被告仍然是官司纏身。因此Dr. Koch不得自由地出國到亞伯達,或回巴西去。

在1946年的第二次開庭前的這三年內,Dr. Koch並未閒著。有一本被查禁的書一度在波士頓曾經是最暢銷書。遭到惡意攻擊的Koch療法,反而因口耳相傳,不但吸引數百位患者,而且也有數位醫師的新力軍助陣。

在加拿大,Dr. Arnott早在1941年就引進Koch療法用於英屬哥倫比亞的養牛業。由於成效卓著,他成功地說服該省的農業主管從事一個為期5年(1943-1948)的研究計劃。隨著研究的進展,養牛業者發現Koch療法對於斑氏桿菌疾病(人體的波狀熱)、乳腺癌和不孕症都極為有效,因此使得高價乳牛可以連續地分泌更久。

 

又在兩次審案的三年間,道氏化工公司(Dow
Chemical CO.,)的總裁Dr. William Dow與Dr. Koch聯絡上。道氏於1946年6月2日寫給Dr. Koch的一位朋友Lawrence
Thatcher的信如下:

多年前,我們決定盡我們的所能,自行研究像禽流感的疾病的化學性問題的分析,完全是從化學的觀點,而非醫學的觀點時,我們的結論是具高氧化特性的藥物應該是醫療的治病良方。我們公司有人注意到Dr. Koch旺盛的活動,並發現他的療法所用的化學性正是我們一直有興趣的….政府花鉅額的錢試圖找出他的不當。看起來像是有某一集團正刻意要不合正義地迫害他。依我親自的感受,我肯定他是醫學界的傑出科學家之一,而他在醫界的深思遠見自然會成為被嘲弄的對象,我相信我們終將看到Dr. Koch療效的新紀元。

1946年2月第二次審判開始時,公訴律師指控Dr. Koch的化學是偽造的,並沒有這種的化學。(Koch列出Glyoxylide的分子式是O=C=C=O)他們的證人聲稱Glyoxylide和Malonide真正的是乙醛酸(CHOCOOH)和丙二酸(CH2(COOH)2)。來自道氏化工公司的科學家證實真的有這種化學,而且也確認在他們塑膠製品中有加入這種成分。道氏科學家又指出自由基化學(由Dr. Moses Gomberg發現,而由Koch使用的)就是塑膠工業之根本。其中一位科學家是Dr. William J. Hale,道氏化工研究主任也是道氏的妹婿。另一位是James Sheridan,道氏公司的專利律師。

Sheridan於1947年4月21日寫信給Dr. Arnott,談有關他使用Koch催化劑的經驗,並於出席作證時指出:

 

我們從1944年開始做。我們對氧化作用和聚合作用有興趣。當我們發現底特律的Dr. William F, Koch正在用的某些化合物含有這些構造並具有相同的理論基礎,自然引起我們的興趣。我們應用在於工業化學,而Dr. Koch則在生物系統方面,但是我們趨近於是同一類的。

我們分析過Koch的Glyoxylide濃縮液。該物質是含在水中,因此,依照FDA專家的意見應該含有乙醛酸的溶液。然而我們發現其材料實際上是一種含有一串羰群(:C=O)的聚合物,並不含乙醛酸。實際上溶液並不含任何種類的酸。即使利用光譜分析,我們也看不到什麼酸基。參與研究的道氏化學師於1946年春天在底特律出席Koch審案的證詞。官方並未提出反駁的證詞,這點是很有意思的。

FDA曾從Koch實驗室內取得與道氏化學師所分析的一樣的催化劑。然而FDA專家,Dr. Wirth在宣誓後作證時說FDA並未採用Koch所提供的材料。他說FDA決定以Koch所謂的Glyoxylide和Malonide自行生產。

以稀釋過的乙醛酸和丙二酸做的而聲稱那是與Koch的產品相同。FDA然後花納稅人的錢以這些偽造產品用在老鼠做試驗,毫無意外的,結果是無效的。接著又花納稅人的錢,在醫院主導一些以Koch催化劑仿造品用在病人的試驗,證明Koch催化劑是無效的。

Wirth作證完之後,Dr. Koch說明他的催化劑完全不含乙醛酸,Glyoxylide並不是乙醛酸,而是乙醛酸的酐(anhydride),因此取名Glyoxylide,亦即Glyoxylic和anhydride的縮寫。對於大多數的人也許沒什麼,道氏公司的化學師則很清楚地說他們對它非常地瞭解,而Glyoxylide能做到的確如Dr. Koch所謂的一樣。

實際上FDA在第二次對Koch起訴庭上,並未能遂行Dr. Koch的產品缺乏有效性的指控,其以仿造物的做法,反而是暴露出FDA的不誠實。在交叉提問後,FDA的證人不得不承認他們對Dr. Koch的真正產品並不瞭解,也沒有經驗,連對同類療法稀釋液一點也不懂。

曾在1942年作證過的William Schultz再度展示他的X光片。1943年4月的片子證實他的胃已改善75%。而1944年6月在內布拉斯加的Roche醫院所拍的,則是顯示正常的胃,比照1941年在Mayo診所所照的,胃壁已因癌症損壞一半的X光片,Schultz作證說經過Koch注射兩劑後,他的胃功能十分地正常。

那麼在2000年有哪種“核可”的療法可以達到這種成效呢?

 

除了第一次審判庭中呈現過的許多案例之外,Dr. Koch治癒好的所有案例中,有一最值得注意的新病例。加州Bakersfield來的Violeta Nicola無異於常人的走進法庭,她作證說她在18個月大時患小兒麻痺症,經過23次手術和54次的調整模型護具並且穿著夾衣。她說當她在1943年4月第一次去Bakersfield看矯正醫師,Dr. Wendell Hendricks,時她必須持柺杖,拖著裝有護具的右腿走路。Dr. Hendricks作證說,他於1943年4月7日為她打一劑Glyoxylide,到了6月8日,她開始不用護具,可以自行站起來,移動右腳並在房間內走動。8月13日,她則有刺痛、發燒和頭痛的反應。

Dr. Hendricks作證說:“不用藉助於柺杖或夾具,她的雙腳已完全可以運動自如了。”肌力已恢復,不再痙攣,體重也增加。1944年6月23日,Dr.Hendricks又幫她打一劑Glyoxylide。開始打針之前,她的右腿比左腿短了11/4吋。到了9月11日,兩腳不等長縮小為1/16吋  。1943年4月她的右小腿約4吋,現在則長到101/2吋,而左小腿則從10吋長成111/2吋。11月11日他又為她注射一劑,他作證說:“她已可以上下樓梯跑步了,她已可以像正常人一樣地走路、跑步或跳舞。”Violeta Nicola的一位好久失聯好久的親戚也於1998年確認Violeta的近況。

這一案例正足以確認Dr. Koch教我們領悟:遭病毒(像小兒麻痺症)侵入的細胞並非死亡的,而只是細胞的正常功能正受到病毒干擾不已。他的Glyoxylide提升那先前運作不順的氧化作用,而能將病毒從細胞中清除,於是恢復正常。

 

經由Dr. Arnott早自1943就開始在加拿大,鍥而不捨地努力研究成果,來自英屬哥倫比亞省政府和大學的多位專家,也出庭作證其催化劑治療畜牛疾病的成功案例。由於治療成果卓著,他們都依賴該劑藥物,除非注射有效,否則他們用不起Koch注射劑。

Dr. Arnott在第一次受審庭上的證詞對Dr.
Koch最為有利,因此官方刻意在第二次庭訊中,以安排他當官方證人的詭計,試圖阻斷他再度出庭作證。受到法庭規則之限,只要官方沒有真正地傳喚他,他就無法出庭幫Dr. Koch。除了轉而安排英屬哥倫比亞的眾多證人之外,他另外呈遞出約1,000頁的文件作為佐證。

在1946年的受審庭上,Dr. Koch發覺自己都坐在那位遠從華府蒞庭來指控他的助理檢察長的背後,當庭訊進行後,Koch注意到那個人的頸部有一棵腫瘤,而且每次見面時都在長大。最後,Koch告訴他:“我觀察到你的頸部長有一棵危險的腫瘤,雖然我們是對手,我還是樂意幫你治療,因為我相信你有生命的危險”。該官員回答:“我永遠也不會接受你的庸醫療法”。

 

有些證詞極為高分貝的。德州橘郡的醫學會前任會長,Dr. C.E. Phillips直言不諱地提出一具結書:我再也活不過幾年,而假如我能夠有辦法不讓這一藥物從地球上消失的話,我就不用指責它是危害美國人民和其他任何國家的最重罪

不像1942年,底特律的報紙完全不提第二次審庭中Koch這方所提的案例,而只報導有利於FDA的。只有那英屬哥倫比亞養牛業者、醫師和道氏科學家的證詞有在當天報導。在首度開庭時,FDA,也就是官方,要求法官,Ernest, O’Brien,指示陪審團,只要發現Koch療法對其中的一種癌症無效的話,就必須認定其對一般癌症是無效的。法官O’Brien拒絕接受FDA的要求,而第二次庭的法官也是一樣地拒絕,咸將責任推與陪審團。

這必定讓陪審團極為困擾,才會又是近乎懸案的傾向。有一位陪審員生病,遂於7月23日宣告為未決的審判(因陪審團意見不一致)。官方又再度無法成功地證明Dr. Koch療法非治療的解藥。但是Dr. Koch也再度未收到無罪的判決,所以仍然被起訴中。

 

不只是那樣,他又要窮於應付FTC的攻勢。FTC逮到他於1942所刊登的廣告(在醫療貿易期刊上登過唯一的一次),而在全國各地舉行一連串的公聽會,意圖對他發佈暫時禁止令。在當時,FTC的證據規則與法庭上大為不同。官方的證人得以對有具體事實的,像X光片、活體組織切片等,提出反駁的“意見”。于是Dr. Koch只好被迫放棄抗爭。

在第二審結束後2年間,Dr. Koch繼續幫病人治病。當那位攻擊Dr. Koch最兇,並對Koch要幫他治療的好意加以拒絕的助理檢察長,在庭訊結束後數個月死於癌症,他的對手們咸感震驚不已。

Lawrence
Thatcher,一位來自離底特律不遠的密西哥Imlay,從報上看到Dr. Koch的報導。他的姊姊被宣告患有子宮頸癌末期,只能存活90天。接受Koch的療法後90天內就康復而不是過世。雖然Dr. Koch有提醒她,如果不想生孩子要事先避孕,她不以為意,並認為她的子宮早已不能使用了。六個月後她卻懷孕了。

這是Dr. Koch在第二次審訊進行中,Larry Thatcher打電話告訴他的。他說:“我只不過是一位小生意人,但是我樂於幫忙人。”
Dr. Koch回答說他不認為他的訊息已廣為大眾知悉,所以他覺得做一些公關也許有點幫助。

在第二次審判和FTC的強制禁止令的餘波下,對Koch療法產生興趣的公眾反而大為增加。特別是一些教會的聖職人員們,認定Dr. Koch療法的長效性,有益於他們每一位。1945年一群路德教派的聖職人員,在Lawrence Reilly的帶領下組成研究會支持Dr. Koch療法。1948年北達科塔州參議員William Langer,將由Larry Thatcher所撰的有關Koch療法,列入國會記錄。訊息從此流傳開來。

 

在公訴律師們之間還謠傳說可能有第三次審案,但是因為仍在起訴中,因此政府另做打算。1947年有一位Koch的朋友問FDA局長說,那年FDA對Koch將有何打算時,他回答說:沒什麼,不過他即將倒大楣。1946年那位助理檢察長過世之後,接續他的那位是曾經在底特律做過FDA總局的處長,一向居心積慮地在攻擊Koch。他在第二審案後不久死於胃癌。另一個不幸事件是,那位主導過許多次聽證會,容許一些非專家證人,針對Koch的律師呈遞的許多具體案例,提出反駁“意見”的FTC的法官,不幸在他最後報告完成之後不久也死於癌症。接著擔任FTC的起訴律師,每次FTC法官到全國性的聽證會和審案他也都陪同。在完成其案情摘要後不久也死於腦癌。

也許是託這些不幸事件之庇蔭,案情急遽地大轉彎。1948年8月17日,Koch和管理Koch實驗室的弟弟,Louis一起獲得釋放。當Dr.
Koch聽到這一好消息,不禁跪下來感謝蒼天,同時預警地說:“即使這次過關了,我預感他們絕不會讓我好過的。他們必將持續見縫插針地找碴,再起訴我。”

真的就在第二天,Dr. Koch的預言成真。FDA檢查員以“例行性檢查”為由來到他的Koch實驗室,接著下來連三週,每天都來檢查,甚至於禮拜天和勞工節日都不休息。Koch堅持在檢查員在場時都安排見證人,並有速記員將每一問題和答覆都逐一記載。Dr. Koch深知稍一閃失就可能會被FDA當做新事證而再起訴。

FDA當局挑剔Koch實驗室的把柄是它有跨州交易之嫌。早在1919年Koch拒絕賣斷與Dr. George Simmons後,AMA就公開地威嚇他,而此時的Koch已不再年輕。到了1948年時,在家人印象中仍然不可思議地健壯的Koch已勞累不堪了。所以Koch告訴他的律師通知FDA,從1948年11月1日起,他決定不再從事跨州交易,而且Koch實驗室正在準備散夥中。

 

Dr. Koch結束跨州交易以免再受到FDA的控告後,那些缺少Koch的催化劑而無法為病人治療的醫師們,紛紛寫信、打電話、拍電報,甚至於親自拜訪他和路德研究會求救。在這個情況下,任何想尋求Koch療法的都必須到底特律來。

不久終於有解了!Larry Thatcher組織了一群聖職人員,成立一非營利公司,基督教醫學研究聯盟。董事會由一些各宗派的神職人員和一些生意人組成。新公司接管所有Koch療法產品的製造和跨州行銷、運輸。FDA控告Dr. Koch是單純的一件事,但是要追究一群聖職人員則又是另外一回事,因此FDA只得放手不管聯盟。

早在1942年,Dr. Koch就應邀回巴西重振他那中斷已久的研究,卻因為官司纏身無法出境。1948年感恩節當天,在對手毫無預警的跡象下,Dr. Koch突然離境到巴西。只有他的家屬和數位知己朋友到底特律的機場為他送行。他們都認為他會再回到美國才怪。

Koch也許不用擔心會再一次被起訴,不過誰也不敢打包票?之後他告訴朋友們說:為了保護我自己,我已經花費40萬美金(可能相當於2000年的4百萬)。我再也負擔不起訴訟費用,所以我在自己的國家再也活不起了。

 

在巴西Dr. Koch很快地重振他的研究,並且又再彙集許多顯著的療效,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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