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越南山區聚落的梯田，越南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稻米出口國。(Source:United Nations Photo flickr, CC BY-NC-ND 2.0)
文／譚偉恩（政治大學外交所博士生）
儘管農業是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相當傳統與原始的經濟活動，但目前仍然提供全球40%人口的生計，而之中有高達70%是發展中國家的人民 (註一)。此外，世界銀行(World Bank, WB)的報告指出，目前農業活動的溫室氣體排放約佔據了全球溫室氣體的30% (註二)，而溫室氣體的負面影響之一就是減損糧食的產出。政府間氣候變遷專家小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更進一步指出，東南亞、中亞、南亞，以及次撒哈拉非洲地區(Sub-Saharan Africa，即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整片大陸)都將面臨農作生產減少的危機 (註三)。
上述這些數據皆透露著一項訊息，即農業與人類安全 (human security)的關係十分緊密 (而人類安全的匱乏是諸多人權危機的肇始) (註四)，以及農業活動與環境惡化具有顯著的關聯性。國際上廣大人口目前面臨的飢饉、經濟困頓和結構性的社會不平等，似乎也可以在瞭解農業活動的過程中得到一些解答。依據2009年WB與聯合國(the United Nations, UN)共同發表的評估報告，人類必須修正已經過度工業化的糧食生產與消費體系，而最近一份UN人權理事會 (Human Rights Council)特別報告員 (Olivier De Schutter)的調查文件指出，既有的人類農牧經營方式不利於解決氣候變遷帶來的環境衝擊 (註五)。此外，糧農組織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的報告進一步將農業與氣候變遷的互動關係加以凸顯，指出極端氣候對於農業是一大威脅，而目前傳統農業的運作方式卻加速氣候變遷的不穩定性，使得極端氣候越來越頻繁。相較之下，這份報告建議，有機的農業經營模式是因應目前乾旱或洪水等氣候災變較妥適與可行的方法 (註六)。
本文主旨不在於討論有機農業的本身或是如何應用有機農牧策略於目前被過度工業化的農業實踐。本文側重的問題面向在於—何以目前工業化的農業及相關的官方政策或私人計畫都不適合國際社會用來調適與減緩氣候變遷？「共生」與「非商品本質」這兩項因素是回答此疑問的關鍵。
沒有人能夠反駁農作物的生產必須建立在安全的生態環境這個基礎前提上；進一步說，農業活與環境生態兩者間一定要維持平衡關係。剝削環境所取得的農業獲益，必然要在某個時間與空間以更高的代價向地球進行償還。地球生態本身是一個環環相扣的系統，複雜度與牽連性遠超過人類目前的知識所及。因此，表面上或短期間看似與環境不相關的問題，經常都會在一段時間後浮現，而那時的結果也往往是難以收拾或控制的。公地悲劇 (the tragedy of commons)的理論精準地反映出農業與環境的共生現象，而這個悲劇卻是目前人類社會普遍面臨的危機，其中極端氣候導致的災變和破壞力最為顯著。
工業化的農業是一種侵略性的經營方式，欠缺「共生」的思考。工業化過於強調生產效率，但沒有考慮到農業經濟行為背後的外部不經濟(external diseconomy)問題。詳言之，農業供給與消費鏈的前端生產者在經濟行為中把許多應承擔成本轉嫁給他人和我們的大地；例如密集使用農藥可以確保作物免於蟲害、外觀精美、產量提升，但也同時減損生物多樣性、消費者健康、土壤永續力，這些對人類與環境造成的不安全都未由風險製造者承擔。經濟學把外部負面效益的行為歸類為是一種市場失靈，認為可以透過政府公權力的介入(市場干預)加以解決。但事實上，許多國家的政府並沒有意願將外部不經濟的問題內部化。換句話說，能夠解決市場失靈的管理者不重視外部不經濟所帶來的問題；相反地，許多國家農業上的補貼政策證明，政府不但沒有以課稅或罰則處治破壞環境的農業生產者，反而提供更多經濟上的誘因讓外部性的問題讓更形嚴重。
第二個有關「非商品本質」的問題是對氣候變遷與人權更為理論層次的反省；長期以來，農作物的商品化 (commodification or commoditization)甚少被國際法或國際政治的研究者關切，但這其實是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目前幾乎八成以上有關環境安全和人類安全的研究文獻，都抱持要強化農作物的產出或增強農作物的生命能量，讓農作能夠適應氣候變遷，讓農作產量不要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此種思考的背後有一個深層的預設價值，就是農作物是一種市場上的標的(target)。無論是貿易上的還是人道援助上的，農作物的流轉都被以市場交易的方式在進行，唯一有彈性的變化是在不同的交易對象或是時空裡，作物的價格會有所變動。然而，農作物的本質並不是商品，它不是為了在市場上交易而存在的，而是為了滿足人類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而存在的。進一步說，人類所以發展農業，進而生產作物只是為了「使用/食用」它們，而不是要去交換它們。農作物的本質因此是實用性的價值，而生產它的過程是人和自然之間的互動（也就是先前提到的「共生」特性），即生產農作者和自然資源兩種要素的結合。因此，將本質上的實用性轉換成市場交易關係中的「商品性」，不但是對農作物的一種扭曲，也是對人與自然互動過程的否定。當人類把農作物簡化成是一堆貨幣與數字，然後不去思考作物來源與其生產過程，自由地（其實應該說是恣意地）在市場上進行交易時，威脅人類安全的風險就必然尾隨而至。以Karl Marx的概念來看，農作物的商品化是一種拜物性質(commodity fetishism)的體現；一旦把原本實用性的「需要」變成商品後，農作物就不只是用來滿足人類生活的基本需要，還可以用來滿足交易上的需求，像是獲利。這也是為何工業化思考下的農業活動總是直接或間接的強調要大量生產，蓋生產越多就是獲利越多，生產者可以用更多的作物在市場上交換成更多其它的商品或是貨幣上的獲利 (註七)。
綜上所述，被扭曲的當代農業實踐在後果上映射出對氣候變遷負面衝擊的加劇，以及導致人權危機的頻生。可悲地是，我們雖然從研究結果中知道，改善農業並使之朝向逸脫經濟發展與工業化迷思的方向修正是有利於環境與提升人權的方法，但實際上幾乎無法期待國際社會改變目前錯誤的農業經營方式。
【註釋】
註一：IAASTD, Agriculture at a Crossroads: Global Summary for Decision Makers, publication,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2009, p. 8.
註二：Dipti Thapa and Marjory-Anne Bromhead, The Hague Conference on Agriculture, Food Security and Climate Chang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a Converging Agenda: Country Examples, issue brief, Conference ed., World Bank, 2010, p. 2.
註三：IPCC,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II to the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n: B. Metz, O.R. Davidson, P.R. Bosch, R. Dave, L.A. Meyer (eds.), Agricul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7.
註四：目前國關領域中對於人權問題研究較全面和稍具系統性的代表應該是人類安全(human security)。詳見：G. Oberleitner, “Human Security: A Challenge to International Law?” Global Governance, Vol. 11, No. 2 (2005): 185-203；隨著1994年UN提出「人類安全」這樣的政治話語(discourse)，政治科學漸漸開始對以國家為中心的各種傳統思考進行反思，甚至一些較為批判的學派(critical schools)援引或倡議人類安全來協助被國家壓抑之弱勢群體得到解放(emancipate)。 換句話說，人類安全這種將「安全」的指涉對象盡可能歸附於個人(individual)的研究立場，是一種更為直接與積極的人權研究途徑，強調建立起基本權（安全）與個人的關係。
註五：United Nations Standing Committee on Nutrition (下載PDF)
註六：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Servi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Organic agriculture, environment, and food security, Hattam, C. and N. Scialabba (eds.), FAO, Rome, 2002.
註七：「交換」在本文指得不只是簡單的A與B的互換關係，而是廣義與跨形式的轉換。舉例來說，大量生產的玉米不見得是要作為糧食，而是為了要提煉能源。或是把原本該種稻米解決飢荒的農地轉換成種植市場上獲利可以更高的經濟作物，例如咖啡或甚至是提煉毒品的罌粟。
作者簡介
譚偉恩，政治大學外交學研究所博士生，專長於國際公法、國際關係理論與現實主義。在校期間受國際環境政治課程的啟發，主要關注氣候議題與國際安全間的相互牽連。
【延伸閱讀】
《兇手是誰？─經濟自由主義下的糧食危機與國際援助中的虛幻承諾》譚偉恩、謝函潔 20-June-11 低碳生活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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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過度工業化的農業」?何謂「商品化的農業」(或許也要加「過度」兩字)?
在討論作者的命題之前，可能無疑的將要面對這兩個很困難的題目。
或許在文中可以找到對工業化農業的「現象定義」；但是使用農藥、化肥、耕耘機械，甚至自動化生長環境控制系統的(舉例來說：萵苣栽培)，就一定是「過度」工業化嗎?
如果越南農村採大面積栽種，使用耕耘機、收割機，使得單位面積收成量更增加，是不是過度工業化呢?
同樣，對「過度商品化」農業的非議，也會遭遇到相同的難題。如果在期貨市場交易糧食，是一種「過度化的農業商業行為」，那在集中市場或零售市場交易青菓蔬菜、雞鴨肉類，是各國中大型農戶及小農常有的謀生方式，是否也很容易一不小心踏入了「過度商品化農業」的定義?
如果把高度從國內提升到「國際間」，這兩個定義問題更是無解。
「工業化」三個字，本身就代表有效率、機械化、提高單位生產量，同時代表了「務農者的收入」會增加。而單位生產量提高，代表了生產同數量的糧食，只需要比較小的面積，對地表土地的影響相對降低。
「高度使用工業化模式」來生產農產品的國家(除了美國以外，我們認為是模範生的德國、丹麥也是佼佼者)，太容易拿出一大堆數據告訴您：「這樣生產，使用的面積小，對環境衝擊最小」。
而且，每一國的國內農業利益，絕大多數都是該國的核心利益。在國際組織的談判會議中，要用「環境議題」去影響另一國的「農業生產方式」，顯然只能以「對其有何益處」出發，而非純以對環境友善即可遂行目的。
個人的看法，時至今日，人類的活動，不論「農業、工業、服務業」，甚至「學術研究業」所採取的作為，對環境均產生影響。所能盡力者，唯有在各種活動中，不斷「尋找環境影響最少的方法(找解答)、推展最可行的環境保護觀念(扭轉觀念)、實踐各種環境保護的方法(實行)」，才有可能讓環境的惡化逐步減緩。農、工等各種行業，甚至已經跨界分不清是何種行業者，均是如此。
討論這一個命題的方向，應該不是「農業過度工業化、過度商品化」對環境或人權有負面影響，而是「某種農業生產(或交易)模式」對環境(或人權)有什麼影響。
因為，您心目中所要非議的「某一種新的農業模式」，只是和「還沒改進的工業模式」一樣，都會造成環境的嚴重負荷。這種模式，用了很明顯的對環境不利的工業製造手段生產的東西(或許是農藥化肥)，但卻也有其他的「工業化手段」可以同時使農作更環保。
在討論不同行業的「人權」這個大題目時，在實證經驗上，廣義的農業工業化，不僅沒有使得農業從業者的人權減損，反而因為「農業的工業化、農業的服務業化或農業的商業化」，使農業這種行業與另一種行業的結合，因而使務農者的收入增加，提高農業從業者的經濟力。
「經濟力」，當然不等於「人權」，但在自由民主社會中，顯然是大大有助於務農者人權的提昇。
這，可能又是另外一個需要更多的實證數據去檢驗與論證的大題目。
Ms. or Mr. Balance的建議很棒，目前初淺的回覆如下，再懇請指正：
「工業化農業」的所有過程與方法是不是「都」一定且「毫無例外的」是環境惡化的主因，或許還有待證明。但當聚焦在重型農具對於高碳排燃料的仰賴、生產者過度使用化學肥料，以及無效率的灌溉方式等實踐，我很難說服自己工業化農業不是惡化環境的原因。
農業機具的使用在當代確實是難以避免的，但是使用過程中對於環境的風險和傷害卻是可以控管的。就像一般人都瞭解開車會有出車禍的可能，但不可能因為如此而全部改用步行。然而，農業過度工業化和人類目前過度使用汽機車代步之間有一個重大的差別，在於後者有保險的機制可以稍微平衡車禍發生的風險，且國際社會對汽機車造成的環境污染問題有廣泛的討論和對策（至於實踐上效果的好壞，那是另一層次的討論）。相較之下，工業化農業的問題沒有類似的風險控管機制，並且是被國際社會「冷處理」。
至於「水牛耕作法」或「人力打穀機」是不是真正對環境友善，是一個相對與程度的問題。無數人類的日常活動都是有碳排的，人口越多，這些碳排的總和也越高，因此嚴格來說對於目前或未來暖化的控管皆是挑戰。但如果知道工業化的農業模式比水牛或打穀機「貢獻」了更多碳排，且衍生出更多棘手的環境與人權問題時，我們還應該靜默不語嗎？量化研究的精準度與說服力固然重要，但量化研究者本身在選取研究方法或判斷統計上是否顯著時，難道沒有社會科學中主觀層面的推演和偏好的考量嗎？
我非常同意Balance的說法，如果某項政策遏殺了另一個群體取得糧食的管道，在人權考量上就值得存疑與批判。但是，有兩個問題我們需要再思考一下：首先，理論上該被禁止的是不當的交易，而不是合理的交易。糧食在國際期貨市場上的交易與套利倘若能幫助丹麥或是芬蘭取得糧食，或是能解決剛果與埃及的飢饉問題，我絕對舉雙手贊成。其次，資訊或是進步的環保觀念不必一定得靠電腦，它是一種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況且，如果國際援助可以提供糧食，那為什麼不能提供電腦？UN或是NGOs有糧食援助計畫，為什麼不能有電腦援助方案？另外，跨國農牧企業的全球佈局已經嚴重侵害了發展中國家（例如越南）的小農，這些國家現在多數的農作生產者已是大型企業化的員工，而不是本土的小農。如果取得電腦這麼重要，那這是實證的研究結果，還是屬於另一個主觀的推測呢？又這些小農的人權是不是就不重要了呢？
有益的討論，但有幾個值得商榷的觀點 ：
有機農業，是對環境較為友善的方式，值得贊同。
但「工業化農業」是不是就一定是環境惡化的主因?就很有待證明。
如果說「工業化」是環境惡化的主要成因，相信實證的研究和一般人的感覺，都絕大多數贊同。
但是，「有機農業」甚或「自然農法 」，都無法逃脫「農業機具」的使用，這也屬於一種工業化農業。
如照片中的「水牛耕作法」；或「人力打穀機」，大概只能在懷舊之旅下偶一為之。
那種方式的農作是不是真正的對環境友善?可能很需要環境研究者對「排碳量」進行研究之後，才能得到證明。
而非以「社會科學式的演繹論證」方式即可確知。
另外，要把糧食用途真正回歸「填飽肚子、杜絕交易」，在理想環保主意下，似乎是一個可以努力追求的理想，
但是可能性很低，而且對於並不適合生產糧食的地區(丹麥、芬蘭、剛果、埃及、非洲草原國家等)，是不是遏殺了他們經由交易取得糧食的管道?
對文首照片中的越南，似乎也奪去了他們用「稻米」交換「進步資訊」(例如買電腦建網路，瞭解進步的環保觀念)。
這樣，對環境和人權比較有「正面的影響」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