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的限度與台灣的成長極限(下)

　圖／台中火力發電廠是全球碳排放量最高的單一電廠，有許多學者研究電廠週遭重金屬污染與環境風險。(照片作者為Flickr用戶台灣水鳥研究群/彰化海岸保育行動聯盟，依據CC BY-NC-SA 2.0原則分享)
　文／趙家緯(低碳生活部落格志工寫手，綠盟能源與氣候變遷小組召集人)

　若從70億人的地球限度，對應到兩千三百萬人的發展願景，我們又可得到何種啟示？

 尚待界定台灣的涵容能力

　日前馬總統在黃金十年的環境願景記者會上，明確宣示：「我們將來會很精確地訂出一個環境能夠承載污染的程度，然後據此進行相關政策。(註7)」而於民進黨的十年政綱之中，亦提出「落實政策環評，並進行全國環境資源盤點彙整」之政策主張 (註8)。從兩者態度看來，均知其認同國家永續發展綱領中「社會及經濟之發展應不超過環境承載力」的環境承載原則 (註9)。但是事實上，台灣官方關於環境涵容能力的鑑別與政策執行，均有相當大的問題。

　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2009年所公佈的永續發展政策綱領中，列出了「溫室氣體排放量」、「空氣品質」、「耗水量」、「垃圾清運量」等項目的量化目標。而環保署於2008年委託環工學會所完成的「台灣環境品質目標分析及改善專案工作計畫」研究計畫，則以「超日趕瑞」為原則，亦就戴奧辛與重金屬等有害空氣污染物的人均負荷量，提出目標 (註10)。詳細內容參見表三。

　與《地球的限度》研究相較，目前台灣環境涵容能力上，有具體關聯性的乃是在氣候變遷、水資源、空氣污染物以及化學物質等五項。然而對於生物多樣性、氮循環與磷循環此三項已超過或逼近限度之項目，則並未有具體的目標。永續發展政策綱領中，針對生物多樣性上，僅提出「有效保育每一類生態區至少10%的區域」的量化目標，而針對氮磷循環的影響，則未有完整的思考。

　且若分析已具有之項目，該目標是否有符合環境涵容能力之真義，則令人存疑。以減碳目標而言，目前所訂定的目標，僅是來自於馬蕭2008年的競選承諾，並未針對全球的減量目標，具有實質回應的效果。如筆者曾分析，若需控制增溫兩度以內，則納入歷史責任的觀點之，則減量目標則需修正為2020年時，台灣排放量不能超過1990年 (註11)。

　至於重金屬方面，環工學會所建議之數值，僅是依據「人均負荷量應達日本或瑞士的水準」此原則所提出。而未參考歐盟訂定重金屬負荷時所採用「臨界負荷」法(Critical Load)，依據人體健康以及生態系可承受的程度，訂定適切的負荷值，再轉換成整體排放量的削減目標 (註12)。但另一方面，從該計畫之建議值以及當前台灣的人均負荷量進行分析，則可知台灣的人均重金屬負荷量，遠高於日本，而此舉將會對大眾健康產生莫大負荷。但在實際環境管理作為上，除了針對戴奧辛有較積極的管制舉動，針對其他重金屬的減量計畫仍是闕如，甚至在個案開發環境影響評估作業過程中，亦未將重金屬排放列入評估項目之中。

台灣的成長極限

　若以前述IPAT公式，來分析履行「社會及經濟之發展應不超過環境承載力」之可能性，則可發現，當政府仍以未來15年間GDP成長率維持3.88%為發展目標下，我們唯有未來五至十年內，使水生產力以及碳生產力均加倍，以及大幅度將汞以及鎘的排放密集度削減至當前水準的17%、38%左右，方能維繫台灣的安全生存空間。

　但此般生產力的大躍進，卻將遭逢技術本身的極限，使其可及性甚低。因此，我們必須自問，每年3.88％的GDP成長，是否既等社會進步？是否願意為了增長，承受比日本高出五倍以上的重金屬負荷？且當所得分配與污染負荷均將邁向更不平等的狀態時，這又將付出何種社會代價？

　當地球進入70億人的這個時刻，也是我們生活在這島上的 2300萬人，思考該如何留下台灣的安全生存空間，重新定義「成長」，避免失控的進步的關鍵時刻。 (全文完)

表三、台灣現有環境涵容能力量化目標 (點圖放大)

關於作者

 

趙家緯，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畢業，現為台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參與台大環境系統分析研究室研究工作。研究興趣為生命週期評估、環境政策分析等，並積極參與民間團體於氣候變遷相關政策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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