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創傷療癒之路 蒲公英專業陪伴30年

【記者吳宜蒨、謝逢晏、林筠珈／台北市報導】佳佳（化名）在捷運站內被一名男子靠近聞了她的頭髮，該男子甚至誇她頭髮好聞，佳佳當即感到不適，回家後也連日噩夢；小希（化名）的父母因為工作關係，經常將她交由叔叔照顧，但叔叔常對她毛手毛腳，後來甚至性侵她，讓小希在心中留下陰影。佳佳和小希在後來的生活中，經常會因為回想起這樣的經歷，而感到恐懼、夜不能寐，並且對於與異性接觸感到排斥，糟糕的經歷成為「性創傷」，影響著她們的生活。

勵馨基金會在早期救援雛妓時，發現了少女們多半都存在「性創傷」問題，因此於1994年設立「蒲公英諮商輔導中心」，為性創傷者提供關懷輔導服務，至今已邁入第三十個年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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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公英諮商輔導中心李如玉諮商心理師（左）與謝宛霖諮商心理師（右），談論蒲公英三十年歷程。攝影／謝逢晏

1988年勵馨基金會因為關心台灣少女人口販運議題而成立，為這些少女們提供中途之家，後來持續將服務擴展到家暴、性侵等性別暴力問題，並於1994年設立「蒲公英諮商輔導中心」，為性創傷者提供專業的心理諮商治療。

蒲公英的諮商心理師李如玉，在求學階段受輔導老師影響頗深，立志大學也要考取諮商輔導系，結果因為沒考上而打算重考，但在家人的勸阻下，最後選擇就讀幼教系，同時輔修諮商輔導系。李如玉分享：「在讀幼教系時，其實讓我更確定自己將來想往諮商輔導發展，也因此我修了諮商輔導的課程。但幼教系一些關於發展的課程，也為我之後在擔任心理師工作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礎。」她曾在社福單位實習過，當時因為接觸到性創傷個案而有了相關的訓練和學習，希望自己能為性創傷者再多做些什麼，因此來到蒲公英服務。

另一位蒲公英的諮商心理師謝宛霖在大學時期選擇商管科系，卻在就讀過程中發現自己對於心理、性平教育更有興趣，便修了社工系的課程，進一步考取諮商研究所。謝宛霖的第一份工作是社工，當時雖接觸到性創傷個案，卻因為職務是社工而非心理師，而難以與性創傷者有更深入接觸，也因為這樣她在六年前考到心理師執照，進而到蒲公英擔任心理師，期望能為更多性創傷者提供協助。

熟人性侵的隱形傷口 「加害者」藏在親密關係裡

不同於法律上對於性騷擾、性猥褻、性侵害有明確的定義及情節輕重差異，「性創傷」是非常主觀的，經歷性騷擾甚至性侵害後產生的感受及情緒影響到正常生活，都可能成為性創傷。在許多性創傷的案例中，儘管個案之間的經歷各有不同，但熟人性侵、性騷擾卻是這些故事中反覆出現的關鍵因素，更是許多創傷的共同源頭之一。

李如玉分享，有位個案在小學三四年級時，父母因忙於工作而無法時常陪伴，他的叔叔成為唯一的照顧者，起初，叔叔以和他看電視、聊天的方式建立關係，讓他感到親近與安全，這份陪伴也彌補了爸媽不在身旁的空虛、寂寞。直到叔叔開始以請她「吃宵夜」為藉口靠近，並漸漸地增加不當的肢體接觸時，她才明白這份「親密」的意圖。當時年幼的她不明白這些行為的意義，只是隱隱覺得不安，這樣的情緒持續埋藏於她心中多年，同時也讓她深陷孤立與困惑中，一直到成年後才驚覺自己曾遭受性侵害。

謝宛霖也說到另一位孩子在小時候，也遭到堂哥以「遊戲」的名義與她發生不適當的身體接觸，雖然當時有和母親傾訴，但換來的是母親的不以為意，認為不過是哥哥的玩鬧罷了，甚至覺得她太小題大作。這導致個案內心的困惑未能釋放，多年後才認清這段經歷的傷害性。這些忽視與漠視，往往讓受害者承受更深的心理創傷。

這些案例雖然在細節上不同，卻告訴我們，熟人性侵的複雜性和普遍性，特別是對於年幼的受害者，無法清楚表達或理解事件的嚴重性，由於加害者往往是「熟人」或親密的人，以至於更難以得到家人的支持，甚至必須面對指責和誤解。李如玉指出，這類創傷通常持續影響到受害者的成年生活，成為無形的心理負擔，且常在深層心理留下無法抹去的陰影，進一步影響人際關係和心理健康。

解構性創傷迷思：心理師談療癒之路

在性創傷治療的過程中，心理師的「態度」是關鍵，謝宛霖表示，在會談室裡，我的表情、姿態、眼神甚至是整個人的狀態，都在傳達著對個案的理解，除了口頭表達支持外，心理師真誠的態度更能讓當事人接受到「這不是你的錯」的訊息。當個案感到被完全支持，才能逐步放下戒備和羞愧，將壓抑的情緒釋放出來，和心理師分享。

還有一個重要課題是協助個案理解創傷發生的完整脈絡，但謝宛霖發現，社會常期待受害者要展現出某種「完美受害者」的樣貌，例如，認為他們應該表現出完全無辜、無懈可擊的形象，展現出明確的傷痛和符合社會對受害者行為的預期，但現實情況其實是很複雜的，許多真實狀況並非最理想的情境，舉例來說，受害者可能因為「年齡差距」而無法理解狀況，也可能在驚嚇下產生凍結反應，如人在面臨極度恐懼或威脅時，身體自動產生的一種防禦機制，讓人無法動彈。或是基於權力差距而一時無法反抗，這些反應卻常被外界質疑：為什麼不逃跑？為甚麼要和對方聯絡？李如玉強調，這些都不該被解讀為「同意」或「縱容」。

不過社會氣氛的轉變有給予受害者一些機會，謝宛霖以房思琪事件為例在2017年，作家林奕含的小說《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出版，揭露了補教老師性侵女學生的議題，引發社會廣泛討論，宛霖表示，與2023年5月興起的MeToo運動作對比。「在房思琪事件期間，權勢性侵害的議題開始受到關注，但討論往往無疾而終。當時許多個案的反應是驚恐的，有人想起自己的經歷，有人則對社會的不友善感到絕望。」

相較之下，2023年的MeToo運動：許多受害者勇敢站出來揭露性騷擾和性侵事件，帶動了社會對權勢關係和性暴力問題的更深層反思呈現不同面貌。各個領域都有人挺身而出發聲、聲援，支持的聲音明顯增加，酸民言論也受到更多制衡。這樣的改變也影響了個案的反應，有些人開始勇於向自己的社群揭露經歷，也確實獲得較為友善的回應。諮商室內的療癒工作固然重要，但改變社會氛圍更是關鍵，李如玉說，改變必須雙管齊下，一方面在諮商室內提供專業協助，另一方面也要持續影響外在環境，讓更多支持的聲音被聽見，這才能引導個案走出過去的創傷，重建自信，讓他們得以回歸正常生活，重新面對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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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公英關懷輔導中心諮商常見問題。製圖／謝逢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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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諮商除了透過談話，也運用繪畫、遊戲、沙畫等媒介輔助，讓心理師聆聽個案想法與感受，協助個案面對創傷。製圖／謝逢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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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諮商過程中個案可能會感到不適，這時需與心理師一同討論困難，避免創傷擴大。製圖／謝逢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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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案察覺自身內在世界與外在生活逐漸改變，此時心理師將與個案一同評估狀況，並結束諮商。製圖／謝逢晏

從救援到安置  勵馨看見更深層的需求

勵馨基金會在台灣深耕36年，從早期救援雛妓工作開始，逐步發展出完整的性創傷服務體系，勵馨基金會台北分事務所陳玉楨主任說到，當時投入雛妓救援工作時，發現單純的救援無法根本解決問題，因為生活困難，沒有金援，許多受救援少女往往會重返原本的環境。為了提供更完整的協助，基金會成立了無性少女安置家園，希望透過安置照顧與能力培養，幫助這些少女展開新生活。

但在安置服務的過程中，他們發現許多少女都有童年期創傷，包括家庭暴力或性侵害等經驗。有位少女在團體活動中畫下的作品，「 一顆紅色的愛心，中間卻有個黑點」，更讓當時的團隊意識到「即使提供了生活照顧與輔導，童年期未經處理的創傷仍然存在。」這個領悟促使勵馨成立蒲公英諮商輔導中心，開始正式投入童年期性創傷的服務工作。

目前台灣的性侵害防治體系主要服務於近期發生且已通報的案件，這些個案能透過各縣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獲得協助。然而，許多在性侵害防治法施行前發生的案件，受害者可能已經五、六十歲，卻因為事件發生太早而無法進入現行的服務系統。

有鑑於此，衛生福利部自2017年起推動性創傷援助計畫，透過補助各地諮商所與基金會，提供性創傷服務。這項計畫為經濟弱勢的受創者提供24次免費諮商，讓更多人能獲得專業協助。勵馨基金會作為台灣第一個提供童年期創傷之成年個案服務的機構，不僅填補了重要的服務缺口，也推動政府重視這項議題。

從諮商到全方位服務：蒲公英的未來展望

陳玉楨說：「性創傷本身其實涵蓋了多種議題，包含司法、生活重建、心理狀態、人際關係等，所以將來勵馨和蒲公英要思考應該如何做整合性的工作。」蒲公英目前仍只有專注在諮商層面，他們期望將來能整合不同專業網絡，提供性創傷者更全面的服務。同時，也要針對「重要他人」（即性創傷者的陪伴者，是性創傷者復原的關鍵，也能使其復原速度更快）投入更多相關工作及努力，期盼能讓「蒲公英諮商輔導中心」的影響力如同蒲公英一般散布並且幫助所有有需要的人。

採訪側記：

一開始在採訪時，我們稱呼受訪者為「諮商師」，被糾正應該要稱為「心理師」，如玉心理師說台灣其實並沒有諮商師，但大眾都容易稱呼錯，因此希望能透過我們的報導與大眾更正觀念，他們是「心理師」而非「諮商師」。另外，兩位心理師也與我們分享，身為心理師長期接觸各式各樣的個案，他們很多時候其實也會壓力大，但通常會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式來調劑身心、放鬆，這讓我對心理師工作也非常的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