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昆氣候會議：緩不濟急的坎昆談判

　　圖／氣候危機，是否真能透過國際談判解決?(UN Climate Talk上傳至Flickr)

　文／譚偉恩(低碳生活部落格志工寫手團)

　如果貨幣危機與景氣低糜是歐美大陸目前的頭號難題，那境內通貨膨漲就是印度、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崛起罩門。兩位數的通膨率和飛馳的糧價，已讓印度或中國的政府感到吃不消。儘管今年國際糧食供需不如2008年的糧食危機來得嚴峻，但本年5、6月之後全球的農作產品，幾乎都呈現出價格上揚的走勢。聯合國糧農組織(UNFAO)表示，國際糧價在可預期的未來已不太可能回復到2008年以前的水準。毋寧，人類社會繼「高油價」之後，又旋即進入了「高糧價」的時代。

氣候變異 驅動糧價高昇

　高糧價的問題以及由此而生的糧食危機(food insecurity)，其實與全球氣候的劇變脫離不了干係。提到氣候變遷(climate change)，就不能不討論一下目前在墨西哥坎昆(Cancun)舉行的全球氣候談判會議(COP16)。

　這個會議承載了無數環保人士與地球公民的期待；倘若談判有成，則可稍彌補去年哥本哈根會議的失敗，為2012年之後的全球減碳新策略定調。有助於各國調適氣候變遷下的新生活模式與經濟型態，同時提升國際氣候建制中的公平性。然而，美中兩國目前推諉責任的態度，以及科學界必然存在對不確定性的討論，幾乎已可讓我們預見一個失敗的坎昆會議！

　地球暖化的科學爭辯，在過去幾年間越演越烈，姑不論「暖派」或「冷派」孰者正確，全球均溫的微量增減，其實都會對貧窮國家或經濟弱者構成災難性的衝擊。然而，已開發國家或少數經濟起飛的國家，以及資本豐厚的企業卻可以在「總量管制與交易」(cap and trade)的原則下，以節能減碳之名賺進大把鈔票。舉例來說，中國政府刻意在《國家通訊報告》中低估其控制碳排的技術，藉以利用京都氣候建制中的清潔發展機制(CDM)吸收外資。

新版草案 義務未明

　就在上個週末—COP16第一週的尾聲，聯合國公佈一份內容33頁的草案，當中提出兩個接替《京都議定書》的減碳措施；一是延長《京都議定書》的效期（例日本、墨西哥、加拿大堅持反對，並言明要把印度與中國列入義務國名單），一是權利義務尚不明確的新協議文本（即北方國家是否向南方國家提供援助，以及如何提供？目前有兩個可能性：一是自2020年起每年援助1000億美元；一是由北方國家拿出GDP的1.5%用於援助）。

　中國參與氣候會議的談判代表蘇偉在上述草案公佈後指出，「我們致力尋求一個全面性和對等性的談判結果」。這句話其實已隱約透露南北國家在哥本哈根會議之後的一年裡，根本沒有在溫室氣體減量和資金援助這兩個關鍵性問題上努力設法形成共識。而美國的談判代表潘興(Jonathan Pershing)表示，草案內容對若干關鍵議的規範還不夠完整，例如發展中國家（暗指中國）應該承諾減緩其碳排放量。除了美中兩個碳排大國目前意見相左之外，代表小島國家聯盟的格瑞納達(Grenada)也有不同立場，即認為草案根本沒有顧及島嶼國家和其它正蒙受氣候變遷威脅地區的人民需要。

　坦白說，2005年生效的《京都議定書》過於偏重以經濟方式來因應與遏制氣候變遷，就目前地球生態惡化的程度觀之，京都氣候建制可謂成效不彰。倘若本週COP16各締約國的部長級會議依舊沿續京都模式，那麼無論最後是延長效期，還是另訂新案，在實然面都將無益於人類適應和減緩氣候變遷帶來的風險或實害。事實上，對平民百姓而言，有無針對乾旱、洪水、沙漠化、豪暴雨等威脅身家性命與糧食農作的因應政策，才是談判過程應予著墨之重點。可惜，工業國家眼中狹義的公平，發展中與第三世界國家對經援的執著，讓本次氣候會議再度失焦。不但自始即預告坎昆會議的無解，更揮霍了全地球人因應日後極端氣候的時間與資源。

作者簡介

譚偉恩，政治大學外交學研究所博士生，專長於國際公法、國際關係理論與現實主義。在校期間受國際環境政治課程的啟發，主要關注氣候議題與國際安全間的相互牽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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