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記者:朱水文
奪回人民的司法主權
--從威權式司法
轉型為服務型司法！
重效能、品質、親切！
2023年3月17日上午曹興誠先生及一群具改革意識的人士成立台灣公民人權聯盟！
曹興誠表示民主國家的進步，有賴行政、立法、司法都具備效能。具備效能，處理公務或案件的速度和品質，能符合民眾期望。
台灣目前司法案件堆積如山，處理進度緩慢龜速，而且許多判決缺乏品質，不符常識和民意，使民眾對司法普遍感到失望。
要改進司法效能，需要運用一些基本的科學管理觀念。
一、「第一次就做對」[檢察官地院一審敗訴，不得再上訴。]
物品製造或事務處理，應該盡量要求「第一次就做對」。第一次做不好，以後不斷修改，產品品質一定越改越差，連帶地會減低生產線的流速，增加成本；這是造成效能低落的第一元凶。
台灣現在刑事訴訟完全違反「第一次就做對」的原則，使刑事案件的地院一審形同虛設。檢方在地院敗訴後，竟然其一審的起訴內容原封不動，就可以自動上訴到二審。這種已經被地院法官否決的「瑕疵起訴內容」，從此就長期流浪在法院中，像無法治癒的皮膚病定期出現，癱瘓司法效能，醜化司法形象。
英美海洋法系強調「一事不得再理」原則。檢方敗訴，除非舉出新事證或者新罪名，否則不能再度起訴被告，以免造成被告的二次危境（double jeopardy)，而侵害其人權。
聯合國人權公約第14條第7款亦規定了「一事不再理」原則。但因其條文以「終局判決 ( finally convicted or acquitted )」作為「案件處理完畢」的標準，國內司法界遂將「終局判決」曲解為「定讞」，而任令刑事被告在「定讞」之前，不斷處於二次危境或多次危境之中。
「 聯合國人權公約」第14條第七款以「終局判決」來代替「一審而決」，無疑是海洋法系和民主國家，對大陸法系和極權國家的妥協和讓步。
台灣已經從威權獨裁體制進步成為有民主、重人權的國家，自然也應該還原落實真正的「一事不再理」原則，即檢察官地院一審敗訴，不得再上訴。
三級三審制的目的和用意，是為了保障百姓人權，而非容忍檢察官濫訴。相對於檢方和法院所具有的強大公權力，個人百姓處於極端弱勢。當百姓可能被公權力剝奪自由、生命、或重大財產時，以三級審判求其毋枉，自有必要。但檢察官擁有極大的權力，可以依法取得足夠的資訊，如果還沒有充分理由說服法官定罪，當然不應再隨意上訴。
有人可能會擔心，如果地方法院一 審而決，遇見恐龍法官胡亂判決無罪，豈非縱容？其解決之道，應由檢察官當場起訴該法官「枉法裁判」，方為正解。
刑案決戰於一審，才能讓法官、檢察官審慎將事，免得司法淪為兒戲。
二、注重專業和分工
亞當斯密斯曾經舉例：別針製作，如果由一個工人從頭包辦到尾，一天只能產出一隻。如果由五個工人專業分工，一天可以產出數千隻。
台灣的警官，都受有偵查訓練，而檢察官訓練的重點，則在法律。警官、警察數目約有七萬，檢察官人數不到兩千。由此數據一看即知，目前由檢察官全權主辦刑案偵查，完全不符專業分工和資源有效分配的原則。
依現行刑事訴訟法，檢察官為偵查主體，司法警察機關居於協助偵查之地位。從強制處分之聲請，到微罪案件現行犯之移送准否，均須先經過檢察官之審核。如此不僅造成檢察機關龐大的案件量，同時壓縮了警察機關辦案時間，更讓民眾感覺，台灣檢警偵辦刑案經常捉小漏大，避重就輕。
目前槍毒走私，擄人詐騙、黑道圍事，政商勾結、盜賣情資等等重大案件，經常受到忽視或輕縱，導致重大犯罪肆無忌憚，司法效能普遍遭到質疑。
2017年總統府召開的司法改革國是會議中，眾多法界人士提議參考日本做法，建立「檢警雙偵查主體分工」制度。結果會議議而不決，一拖六年，至今沒有改善。
最近「山水民意研究公司」的民調顯示，民眾對警察的滿意度，高達七成以上；而對檢察官的滿意度，不到五成，遠低於警察。可見由警官分工偵查，不會違反民意，卻能大幅提升刑案偵辦效能。
將輕微刑案偵查與處分權交給警方，讓檢察官專注於重大刑案的追訴和法庭訴訟，如此專業分工，就可以立即大幅提升治安效能。又檢、警分權後，也可增加彼此的監督、制衡，減少吃案或濫權起訴的機會。檢察官專注於法庭訴訟，也會大幅提升一審水準，讓「一事不再理」原則得以落實。
對警方主辦輕微刑案偵查，或有人顧慮地方民代甚至黑道介入。此問題的解決方案，應該修法，去除地方民代對警方預算與人事的干預權，如此自可正本清源，還警方公正執法的空間。
三、除罪化、民事化，減輕司法體系工作負擔。
要減低警力負荷，立竿見影的方法，就是針對一些刑責，予以除罪，或改為民事賠償。例如，2011年性交易已經除罪化，但除罪僅限於性產業專區內；而各地方政府迄未設立專區，以至於許多警力仍然消耗於取締性交易，形成無謂的浪費。針對此問題，中央似應協助地方政府推動性產業專區之設立，以免警力資源捨江洋大盜不理，而浪費於管制鶯鶯燕燕。
又如選舉期間，政治人物忙於互控誹謗，亦無謂消耗許多司法資源。目前誹謗罪尚有自由刑責，但法官為免影響言論自由，多予易科罰金，使自由刑責如同虛設。因此宜將誹謗罪改為民事案件，一則節約司法資源，二則可予違犯者財務上之嚴懲，因此而更具遏止誹謗之效果。
四、運用「八十、二十」原理
大多數的品質瑕疵，係由少數原因造成，此即80/20原理；或者可以用俗話說，少數老鼠屎會壞掉大半鍋粥。任何國家的司法體制內，都難免有恐龍法官與濫權檢察官。這些劣質司法人員雖為極少數，但一旦出現，會嚴重影響司法效能和威信。
刑法124條、125條分別訂有「枉法裁判罪」和「濫權追訴罪」，前者約束法官，後者約束檢察官。然因官官相護，此兩條款對制衡劣質法官和檢察官，至今未能發揮效果。權宜之計，應該運用80/20的品管原理，針對風評不佳之法官、檢察官，推動陪審制度，以免其專擅，而減少司法官枉法或濫權之現象。
過去司法改革進度緩慢的原因之一，是建議司法體系自行改革，如此係屬緣木求魚，當然成效不彰。
改善司法的主戰場，不在司法院，而在立法院。
因為司法、行政都需要「依法辦理」。司法不彰等於侵害百姓的司法主權。因此立法委員盡速修改刑事訴訟法和其他妨害司法的不當條例，讓其跟上民主和科學的腳步，實在刻不容緩。
在民主社會裡，我們都是國家的主人； 基於這樣的信念，成立了「臺灣公民人權聯盟」，結合了熱心的學者、律師們，提供免費的法律諮詢服務，希望協同立委們和社會大眾，共同推動司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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