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愛滋病學會HIV科技研討會(IAS Conference on HIV Science)於7月18至21日舉行，在開場論壇中，研討會共同主席同時也是國際愛滋病學會的會長，Adeeba KAMARULZAMAN表示，愛滋疫情歷經四十年，受益於科學，每年愛滋的預防及治療都在進步，逐漸揭開愛滋的神秘面紗，透過這次COVID-19的疫情，大家也了解和社群夥伴一起透過研究及服務輸送因應公共健康的重要性。感謝露德協會陳政隆研究專員協助整理紀錄，本場論壇由Elizabeth Taylor的愛滋基金會籌組，她從1980年代到90年代便開始投入愛滋工作，當時社會仍對愛滋懷有強烈的恐懼，因此決定在1991年創立了基金會，期待創造一個愛滋友善的世界。
從第一起愛滋病患發現至今已經四十年了，由於醫療科技的進步，目前愛滋已經是可控的疾病，但即便如此，仍有超過一百個國家使用HIV罪名化的法律或是使用其他法律懲罰愛滋感染者。本場論壇由Elizabeth Taylor的愛滋基金會籌組，她從1980年代到90年代便開始投入愛滋工作，當時社會仍對愛滋懷有強烈的恐懼，因此決定在1991年創立了基金會，期待創造一個愛滋友善的世界。
關於全球愛滋罪名化的情形，國際愛滋人權指引及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UNAIDS)的愛滋策略中都倡議反對愛滋罪名化，針對那些極為罕見的蓄意傳染，相關指引都建議只需要以一般法律處理即可，但這樣的建議鮮少被採用。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也提供指引給檢察官參考，避免不正義地使用將愛滋犯罪化的法律。
在Edwin所追蹤的案例中，許多已經接露疾病身分且告知對方感染風險的感染者仍被控訴，而感染者要以什麼方式「證明」自己已經告知，且性行為中有使用保險套，或穩定服用藥物達到U=U便顯得重要。講者也提及在伴侶關係中，第一個感染HIV的人往往容易被視為罪人，甚至女性感染者哺餵母乳造成傳染也會被視為有罪。
HIV罪名化最早從美國開始，但現在已經成為全球性的現象，其中又以東歐、中亞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北美及西歐也是如此。在2020年，25個國家共有90起案例遭受不正當的HIV罪名化，俄羅斯和美國又是其中罪名化最為嚴重的國家。美國有30個州有相關的法律，也因為相關的政策強化了其他非白人族裔、性工作者、跨性別、移民及男同志遭受他人暴力相向的風險。而美國CDC的Johnath在刺胳針期刊中寫到，要終結愛滋，需要社群支持、制度及政治的信任等，為了公共衛生及愛滋感染者的健康，應該修改目前相關罪名化的法律，所以維吉尼亞、內華達及伊利諾伊州將會是第八、第九及第十個除罪化的州。
21世紀初非洲許多國家並沒有HIV罪名化的相關法律，但受到美國的影響，在2000年中期，許多國家開始發展有效應對HIV的對策，卻也包含罪名化愛滋感染者，其中許多女性被這些「視為是在保護女性」的政策影響。終結HIV的罪名化，除了相關工作者致力推動政策修改外，大家一起了解HIV相關的知識也是十分重要。
在美國，跨性別黑人女性也深受罪名化政策影響，許多跨性別女性或跨性別青少年因為家人排斥而流離失所。受到歧視難有穩定工作處境，讓許多跨性別女性從事性工作以求溫飽，但卻也再次讓跨性別有色人種的女性落入更艱難的情況。在美國相關數據嚴重缺乏，研究者理應投入調查，了解跨性別族群、遊民、性工作者的HIV感染率，但現實生活許多跨性別黑人女性因為擔心遭受HIV及性工作相關法律的懲罰，或是可能會面臨入監服刑被男性的方式對待等緣故而害怕接受篩檢。因此，講師希望研究單位能聘僱跨性別女性，使其投入研究，才有機會透過相關制度的倡議形成跨性別友善的社會。
關於美國男男性行為的處境，美國每年的感染者中，南方各州佔五成，其中二分之一是黑人或非裔美人，四分之一是西班牙或拉丁裔的男男性行為者。在美國黑人及拉丁裔的人受種族歧視有很高比例會被認為是犯人，這樣的狀況在愛滋感染者身上更為嚴峻，當被控訴蓄意傳染時，在司法系統中可能很難獲得平等的對待而被判有罪；被定罪且服刑後，也有可能因為犯了性相關的罪面臨求職困難，或是在接受教育、租屋上被社會嚴重排除，如同終身服刑。為此，HIV的除罪化同時也能改善特定族群被不合理判刑的可能性。
在2016年馬拉威法院關於EL的判決，因為她哺餵他人小孩母乳而被判有罪，被監禁九個月，但由於相關的專家及馬拉威的相關指引都寫到，正在接受治療的感染者，是可以哺餵母乳，傳染病毒的機率極小，因此EL不可能是「意圖」傳染病毒給小孩，後來法院考量了這些科學知識，了解這是起意外事件，因此EL獲得釋放，這個案例也近一步促使馬拉威思考相關法令的修改。這樣的案例，源自於個人經驗敘述，而非僅僅專業語言，同時幫助更多人了解罪名化相關的問題如何影響到像EL這樣的女性，幫助倡議及政策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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