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舉浮濫撕裂台灣社會互信 企業界：台北國稅局長凌忠嫄鼓勵抓耙子風氣 應究責

檢舉在政府大力宣傳及推動下，成為台灣社會特殊文化現象，包羅萬象的檢舉內容，從稅務、環保、選舉、交通、貪污、瀆職到使用盜版軟體等，應有盡有 ，讓社會失去信任感，不論是對人、對政府甚至是非營利組織都充滿了不信任感，也因此付出龐大的社會成本，修補信任感刻不容緩。

美商愛德曼公關公司曾於94年7至9月與亞太地區10大國家541位，包括政府官員、資深企業主管、非政府組織與同業公會、精英消費者、媒體與員工等6大利害關係人族群，進行面對面的深度訪談調查，結果顯示：在中國大陸受訪者對政府的信任度達6成7；在日本，受訪者不管對媒體、企業或非政府組織的信任度，都是亞洲國家中最高的；而相較於其他國家，台灣民眾對公眾事務抱持高度懷疑的態度，是亞太地區10個國家中最不相信政府、企業、非營利組織及媒體的國家（行政院研考會 2008 社會信任指標及其調查機制之建構）。

造成這這樣的原因當然很多，但不良的檢舉文化也是重要關鍵，據前台北市議員柯景昇研究室統計，台北市兩年19萬件檢舉案中僅有5.14% 具名投書，九成以上都是以電話、匿名信件、電子郵件方式檢舉，檢舉人隱身幕後，不必為誣告、不實指控負責。這樣大量的檢舉案件不但耗費龐大的行政資源，更使檢舉成為挾怨報復、整肅異己的最佳工具，進而降低社會的信任度。立法委員康世儒、羅淑蕾等主張應該「具名檢舉」，以避免浮濫、冤獄、浪費資源，造成人民痛苦。

日前 立法委員楊瓊瓔質詢財政部時放了一段YOUTUBE影片，「台北市國稅局長到政大吸收學生當眼線」，凌忠嫄局長到政大演講時使出渾身解數高唱「你是我的眼」，鼓勵學生當眼線幫國稅局「抓逃漏稅」，還強調可賺檢舉獎金，最高有480萬。稅法學者認為：凌忠嫄貴為國稅局長，重複強調最高獎金480萬，顯見其思維乃是企圖利用人的貪念以達到矯正逃漏稅的問題。當立法委員楊瓊瓔憂心忡忡的質詢財政部長李述德：到學校鼓勵檢舉到底洽不洽當？李述德的回答竟是：我們只是做租稅宣導。

曾任上市公司財務長的政大資深校友表示：「這是『教壞囝仔大小』，我對凌忠嫄這種作風非常失望，她是留美回來的，美國人也不會這樣做。奉勸學校要邀請來演講的人還是要篩選一下，不要因為她的頭銜，就找她來學校演講，她要傳授經驗給學生，應該要先了解她的思維與各方面風評，才可以邀請來學校演講。財政部高官把檢舉當做一種租稅宣導，等於污辱了學校，污辱了所有學生，污辱了這個社會，污辱了這個國家！事實上這個不叫政令宣導，因為二十歲上下的學生，個性各方面還沒有完全成熟，很容易受到不良影響，這個時候就來給他錯誤的負面教育，那不是對他們太殘忍了嗎？」「480萬對一個大學生來講，是非常有誘惑性的，如果個人意志稍不堅的話，很容易就走上抓耙子的不歸路，這不是做人應有的態度。」「這種局長應該要下台，因為她既然敢用這種人性的弱點來推行政令，這是最可怕的地方。」

法界人士認為：利用人的貪念，去矯正另外一個錯誤，是一個荒謬的行為，政府的高階官員對於鼓勵「抓耙子」完全不覺不妥，顯見財政高官還是把人民當「刁民」在管，台灣還是個講人權的國家嗎？

一位政大畢業在企業界任職的財務主管忿忿不平說：「這不是在砸我們政大招牌嗎？以後企業界都會懷疑政大學生會進來當抓耙子，有誰想『養老鼠咬布袋』，政大學生誰還敢用？」「若是基於社會公益與正義感而提出之檢舉，對社會發展有其正向之意義，但若以「檢舉檢金」作為鼓勵檢舉，讓人不敢苟同，檢舉不應該推廣成為一個主要的、甚至唯一揭發違規違法事件的途徑。」

龐大的檢舉事件，讓政府公務員疲於奔命，以台北市政府為例，據前台北市議員柯景昇研究室統計，從88年度開始的兩年半期間，台北市政府接獲各類檢舉案件約超過19萬人次，此次調查資料，係由市府一級局處彙整提供其所屬次級單位、附屬單位自88年度以來所受理市民檢舉次數，但學校不在統計範圍，所以實際案件可能遠高於19萬 ，這些檢舉案件不但讓公務員耗費長時調查、處理、回應，且讓社會的信任感逐年下滑。

不當的檢舉，將會造成行政資源的浪費與社會成本的耗損，而其所獲得的成效，在有形資產上可能遠低於付出，在無形資產上，喪失社會信任感後所造成的損失更是難以估計。信任失去後，重建是艱難的歷程，媒體的爆料、政府的檢舉獎金，把民眾帶向一個彼此不信任的氛圍；日裔美國學者福山十多年前指出，信任是重要的社會資本，信任度較低的社會將較難發展。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信任度不足將會使交易成本增加，嚴重時甚至可能使交易或合作無法進行。 希望政府部門用智慧提出有效措施，不要再把檢舉獎金當成解決問題的萬靈丹，而社會各界也要努力思考，如何在這些衝擊之後，重建我國的社會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