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富士康調薪看中國產業與管理典範的轉型

世事難料，沒有人想到策動中國產業以及管理典範轉型的，竟是富士康的十三條年輕生命！

全球消費性電子最大代工廠富士康，為其接二連「十三」的員工跳樓或割腕自殺(第十三起為割腕，前十二起為跳樓)，採取超殺狠招—一周內兩度調薪--全大陸八十二萬的鴻海民工大軍，許多人自十月起月薪可達兩千人民幣，這是他們目前薪水的兩倍！

有學者認為此舉是郭台銘董事長精算過的策略布局，因為富士康早佔盡成本與利潤上的競爭優勢，他以調薪「百分百」的手段，一可迫使本錢不夠雄厚的同業退場、或更好控制上下游協力廠商；二可舒解政府及蘋果等國際大客戶壓力；三則博得優遇員工、善盡社會責任美名。

但此消息一出仍然引發台港兩地的富士康相關股價大跌，香港富士康一度停止交易；同屬台資大廠美律電子的員工也罷工要求比照；日前已遭罷工的日廠本田不得已宣布調薪三十%，才解決罷工紛爭；甚至最新消息傳來，長三角、珠三角、渤海灣等三大產業區都有罷工事件傳出。顯而易見地，富士康事件已起了領頭羊效應，將全中國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汙染，低產出、低質量、低效益」為特色的廉價勞動力結合加工貿易出口的超速經濟成長模式，逐漸轉型為精緻化研發-生產-配銷的內需/出口平衡的穩健成長模式；並朝「改善勞動條件」及「注重員工情感」的管理典範轉移。

 其實中國政府對於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其應變堪稱相當靈敏；因而在2008年初開始實施「勞動合同法」、「企業所得稅法」，藉以改善勞工的工作基本條件，並且收回地方對企業租稅減免的權限，讓中央對全國的經濟發展有更強勢的規劃主導權力；同時，對於高污染、高耗能的產品，也取消出口退稅項目、降低出口退稅比例。中國政府的戰略規劃，除了藉上述措施，讓產業升級、讓勞工獲得更好待遇、讓1949年「建政」以來最嚴重的貧富不均現象得以改善之外，並規劃以內陸地區相對較低的最低工資，及以勞動合同法規範在內陸地區可以較為寬鬆等誘因，吸引原先群聚在珠三角、長三角、渤海灣等沿海地區的勞力密集產業，因成本因素而移往內陸，以配搭其「開發大西北」的長遠發展策略。 這些勞動條件及環境的轉型，背後還有一項難以迴避的現實：由於八0後「一胎化」政策的成功，使得中國從今年起就面臨沿海缺工的窘態，再也無法享受以往豐裕的勞動力所帶來的超高速成長。這種人口學因素的劇變，使得中國政府不得不運用勞動條件及環保、徵稅法規的趨緊，逼使前述之「三高三低」產業自我了斷求變，更刺激了以往全球依賴中國低生產成本創造的低通膨環境有升溫趨勢。 《一件T恤的全球經濟旅程》作者美國喬治城大學里佛莉教授就指出，成衣業可能被迫往中國西部、或越南、孟加拉等地遷移，但智慧型手機等高階電子產業，將受惠中國成熟的基礎建設及品管系統，繼續享有不錯的毛利。而且隨著民眾收入增加，產品總成本中的勞動力成本只佔了一小塊，而設計、行銷、及複雜的通路系統—那些氣派精緻的店面將佔成本的關鍵。 又誠如瑞士信貸首席經濟學家陶冬的看法，「那些賺取微薄利潤的業者，自己會找出接近終端消費者的路子！」；陶冬進一步指出，中國產業正進行一場「重組」工程，這會讓中國龐大的「流動農民工」人口享有更好的薪資成長，進而帶動國內消費市場。 再就富士康調薪對管理典範轉移論，現代工廠管理學奉行「泰勒制」、「福特制」，將生產流程拆解為標準化、規範化、計件化、強勢工頭化等裝配流水線制，個別工人在整個生產線結構中的疏離支解角色，是絕對無法分享產品最終在消費市場上的高額利潤的。大陸《南方週末》記者潛入富士康臥底28天後，一句經典的描述是：「每個人像紙片般活著！」；台灣《商業周刊》採訪到一位富士康員工的告白： 「每天晚上八點下班，走半小時的路回到宿舍，眼睛一閉起來，耳朵裡就傳來轟…轟…轟…的沖床聲音，要持續一個多小時，就好像還在車間裡一樣。每天回到宿舍，人都覺得有些恍惚，心裡總覺少了點什麼。一天最少十二小時在工廠，一小時恢復聽力，一小時吃飯，一小時來回工廠，一小時作些梳洗，十六小時已經去掉了，我一天還有多少時間想其他事、做其他事情呢？」 這種枯燥單調的生活流程，或許無法解釋接連的自殺事件，但台大工商管理系教授陸洛表示，覺得自己沒有用的低自尊，和覺得自己未來沒有任何前途的絕望感，會讓人出現自殺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