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的成癮人生 逾半染毒女都遭家暴 悲慘遭遇連諮商師都心碎|女性藥癮者|露德協會|鏡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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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呂苡榕    繪圖|鄭雅紋

(2006年台北師範大學一項針對女性藥癮者的研究發現,56%的藥癮女性遭遇伴侶的暴力對待。(示意圖,非當事人,東方IC)

帶著傷痕的女性,只能向外追尋新的關係。但尋愛的路上佈滿荊棘,尤其當這些女性若同時遭遇經濟等不利因素,提早離開學校,又無一技之長,能找的工作不多,隨之發展的人際網絡便跟著侷限。受限的人際網絡,成為女性陷入藥癮的第二層風險。

阿文16歲那年離家。她的母親在她年幼時就便離家出走,爸爸則常年在中國工作,她和哥哥大多時間都交給奶奶照顧,「小時候我奶奶常跟我說,我長大一定會像我媽一樣,跟別人跑掉。」

家裡重男輕女,她和哥哥總處不來,「我爸是只要覺得我達不到他的標準,就會打我。小時候在家家,怎麼說呢,裡總會覺得心裡的話好像沒人可以講。」多年以後阿文才理解,自己很在乎、也很愛父親,只是當年兩人都不懂怎麼表達,才讓她總覺得哥哥得到了關愛,但她的付出,卻像投入空洞裡沒有回音,心裡有很多不平和怨氣。

為錢入八大 爛關係當作浮木

阿文國中開始自殘,離家後輾轉在加油站打工、到網咖當櫃檯服務生。問她都在哪棲身,她說有時寄住在朋友家,有交往對象時便與對方同居。20歲左右,阿文和交往對象分手,生活需要錢,但她不願回家,只有身無分文時才回去,「但回家嫂嫂總覺得家裡多一個人,彼此為了錢的事不愉快。」

偌大的家裡仍是無處容身,阿文回到街頭自己生活,「後來一個認識的姐姐找我去萬華的越南店——每次坐檯300元,小姐得在不同桌之間輪流坐檯。」做了一陣,阿文仍缺錢,再後來,阿文被半哄半騙的帶進酒店工作。

在台式酒店當了5年經紀人的阿德(化名),見過無數如阿文一般的少女,未成年便進入這行。阿德說:「一個人離家,什麼花費都得靠自己,但能找的工作卻有限,當服務生1個月2萬多,月休4天,還整天被老闆罵;在酒店工作,1週就可以賺到2萬,而且經紀或主管會給你很多關懷和溫暖,讓你感覺這裡是個大家庭。」

一個需要親密關係的女性,碰上願意提供關愛的酒店經紀,加上經濟誘因,「兩邊迅速接上,她們就這樣進入這行。那你在酒店工作日夜顛倒,能維繫的朋友也就更侷限了。」阿德苦笑了一聲。

在酒店工作那幾年,阿文總被推著上「搖桌」,陪客人用藥吸毒。阿文13歲時曾試過K他命,也曾因失戀用過安非他命,中斷用藥幾年,直到進入酒店工作,又再度接上。幾年後,阿文和一位客人交往,「對方說他想試著進入酒店業當經紀人,我就成了他旗下的小姐。」

在全台唯一安置觸法少女的彰化少輔院協助諮商輔導工作的郭綺苑見過不少女孩與阿文有相近的生命經驗,「很早便進入八大行業,認識的人有限。」郭綺苑嘆了口氣說,「聽這些女孩分享,會發現她們交往的對象,泰半是客人或酒店經紀。」

這親密關係中的伴侶樣態,成了女性成癮的第三層風險。法務部一項《女性毒品施用及其處遇之研究》中指出:女性毒品犯中,配偶或同居人有用毒情形者佔了五成,配偶或同居人曾入監服刑的比率高達四成,凸顯女性藥癮者的親密伴侶,普遍存在物質成癮問題。

「我們有時會看到一些進入這行的女生,選擇跟道上兄弟——俗稱兄弟客——在一起。因為兄弟客常常讓她們有『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覺,言談間能找到彼此生命經歷相似的共鳴。」阿德苦笑,另一個現實因素在於,酒店這行難免會有人想佔女生便宜,「男朋友是兄弟,比較好喬事情。」

「但不少兄弟的事業就是販毒,跟兄弟交往,接觸到毒品的機率當然高。」阿德說,且一起用藥、幫對方賣藥,更會有一種共同體的緊密連結,「有種『我們一起做什麼』的感覺,讓這些對關係充滿渴望的女性覺得與伴侶更親近。」阿德苦笑:「就會看到很多兄弟在賣藥,女友就當他的行政或會計。」

「而女性一旦進入這樣的親密關係後,就會更難脫離。」李俊宏分析,由於女性的社交網絡較男生狹窄,不容易認識藥頭、毒友,往往需要透過伴侶得到藥物,陷入藥物成癮後,為了取得藥物,反而不易脫離伴侶。因此即便遇上不健康的親密關係,也很難離開,或者再選擇的對象,也是同類型的用藥者、藥頭。

「更不用說這些個案都很需要『關係』,即使是一段爛關係,都比沒有關係來得強。」在台中進行藥癮者家庭支持的露德協會專案社工張雅玲嘆了嘆氣。她曾見過不少個案就算遭受家暴、虐待,仍不願輕易離開伴侶。林楊林也常常詢問進行戒癮治療的女性,「男朋友這麼渣幹嘛不分手?但他們都會說,『就沒辦法』。」

靠藥獲喘息 忘親情愛情的痛

年近50歲的阿桃(化名)也曾是那不斷「找愛的女人」,因而深陷親密暴力。住在中部的阿桃,年幼時家裡開麻將館,她從小幫著打牌的客人端茶送水來賺小費,麻將館休息時,她要負責把麻將牌洗乾淨。「我媽總說我不用讀什麼書,反正人生這樣就好。」

還未成年,家人便催著她去工作,無一技傍身,阿桃只能進入八大行業。拿出年輕時的照片,及腰烏黑長髮配上靈動大眼,纖細身材貌似時尚雜誌裡的女模,當年阿桃很快就成了頭牌小姐,賺的錢大半都給了母親,「我只留個3千、5千塊錢吃飯。」

在酒店裡,阿桃的熟客後來成了男友,男友終日吸毒,用阿桃賺的錢買藥,「有天我不想上班,故意自殘,把身體弄的全是傷,他把我打一頓,因為不去上班就沒有錢。」

「還有一次,我生病躺在家,我媽催著我『走啦,去賺錢啦』,還騎車把我載去酒店。」再提起那些以斷絕往來的家人,阿桃早沒了憤恨,語氣平和。「過去我人生裡最想要的兩樣東西,就是親情和愛情,你問我為什麼不離開那些爛男人?因為只要他們還願意施捨我一點好臉色,怎樣對我,我都可以忍。即使被打,也好過孤獨一人,阿桃用安非他命,也反覆進入勒戒所。她說只有用了藥,才能忘了關係裡的痛和那巨大的黑洞。

親密關係裡的暴力對待,成了藥物成癮女性的日常,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特聘教授李思賢曾在2006年進行一項女性藥癮者相關研究,針對270位女性安非他命戒治者進行訪問,研究發現56%的受訪者曾經遭受主要性伴侶的暴力虐待。

「而且兄弟本來就習慣用這種方式解決問題,他們的衝動控制也比較差。每次打完就會跪求女生原諒,女生也通常會願意再給一次機會,就一直這樣反覆輪迴。」阿德說,另一個現實是,當女生企圖離開這樣的親密關係,選擇逃跑時,「酒店或警察還會偷偷告訴兄弟這女人在哪裡,讓對方可以去把女人抓回去。因為跑不掉,所以女生只好繼續留在這種關係裡。」

「在這樣的關係裡,女生更會覺得自已就是爛,只能這樣過生活,然後繼續選擇跟類似的人在一起。」阿德苦笑說道。

內在持續的低自尊、低成就,讓這些女性不斷尋求關係和愛,但對關係的索求,卻也讓關係無法正常發展,加上親密關係裡的負向回饋,回過頭來又加深了挫折感與衝突,反覆輪迴,不斷向下墜落。

有時只能依靠運氣或是陌生人的善意,才能讓女性脫離毒品成癮的輪迴。(東方IC)

人生是一連串的禍不單行,每一道風險,都增加女性陷入藥癮問題的機率。從事少年觀護工作二十多年的桃園地方法院主任調查保護官王以凡,最能體會這種奮力往上卻不可得的無奈,「加上她們承擔意外的能力比較低,只要遇到一點風吹草動,很容易迅速墜落。」

她曾遇過1位女孩,母親在八大行業工作,有過幾任男友和婚姻,女孩的兄弟手足全來自不同的父親。女孩從小由阿嬤扶養,阿嬤過世後,則由阿嬤的同居人接手照料,兩個孤單的人相互作伴。女孩國中時就離開校園,在外頭認識了一些朋友,跟著朋友開始用藥,心情不好時習慣自殘、飲酒過量。

安全網脆弱 靠己新生成奢望

「女孩長得很漂亮,幾任男友都會供應她毒品。」幾次進出法院,交由王以凡保護管束。王以凡問她未來想一直這樣過下去嗎?女孩搖搖頭。幾年後女孩開始當店員賺錢,兼做網拍,「她很喜歡賺錢,也很努力賺錢。」王以凡笑了笑說道。女孩和王以凡維持斷斷續續的聯繫,慢慢長大,到了二十多歲的年紀。

一日女孩上班滑手機,被老闆發覺,女孩隨即遭到開除,之後王以凡陪著女孩向雇主追討資遣費。再過一陣,她接到女孩訊息,女孩心裡鬱悶,「這樣的孩子,你可以理解生活有多少事,能搞的她情緒低落。那天她在租屋處燒炭自殺,後來被救了,緊急送醫。可炭火沒熄,房子被燒掉,房東要跟她求償百萬。」王以凡嘆了口氣,生命不外乎是機會和命運,但這些女孩,卻怎麼抽都只能拿到鬼牌。

那已是女孩脫離保護管束的年紀,法規上王以凡再難有強制介入的空間,她知道女孩能有的選擇不多,重新走回頭路的機率也不低,但她只能等待女孩再次和自己聯繫,聊聊生活裡的蒼白和荒涼,短暫的陪伴女孩的生命。

缺乏一技之長的女性,因經濟壓力而進入八大行業工作,更加深接觸毒品的危機。(翻攝臉書)

無數過往的女孩臉孔,王以凡感覺有時她就是這些如落水般的孩子身邊唯一可以拉住的絲線。「這些孩子,你可以看到她們的原生家庭狀況大抵都不好,家人用藥、雙親入監⋯⋯,情感與物質的貧乏,幾乎沒有親族的支持系統。她們還未成年時,至少有兒少保制度撐著,一旦成年,那就是孤身一人面對這世界了。」

身後無人,眼前也無路,一個意外就可以擊垮生活,但現行的制度,卻僅有一張脆弱的安全網,接不住她們。

這幾年搭配法務部「科學實證之毒品犯處遇模式」進入監所協助女性受刑人的露德協會社工張雅玲,對於現行的更生復歸同樣有許多無奈,「你要他們脫離原本的日子,卻又沒有足夠的資源支撐她們脫離,她們真的只能留在原本的環境中。」

她記得自己7、8年前剛入行時,曾接手一個個案:出監的單親媽媽在酒店工作,有天施打毒品被孩子撞見,孩子告訴了社工,最後社工帶著警察上門,強行帶走孩子進行安置,「那時我跟她說她得先安頓好自己的生活,等3個月後社工評估,或許小孩就能回來身邊了。」張雅玲還記得,這名個案非常疼愛孩子,孩子是她更生復歸路上的重要支柱。

只是3個月後社工評鑑仍不允許孩子回到個案身邊,「因為她在八大行業工作,社工會覺得環境對孩子不好。後來她就自殺了。」張雅玲說道。

這故事是一荒謬的套套邏輯,捆綁著每個掙扎的女性。協助受刑人家庭的紅心字會主任李怡穎舉例,雖然近年監所提供職業訓練,包括鼓勵女性報考居家照服員執照,但不少機構聘僱時仍要求「良民證」,讓曾有犯罪紀錄的女性第一關便碰了壁,難以靠職訓技能尋找工作。

「像我之前協助一個個案,她很努力的上課,也拿到居服員執照,老師都覺得她表現很好,結果去找,工作卡在『良民證』問題,一直被拒。怎麼努力都徒勞,她最後又回去吸毒了。」李怡穎苦笑。也有個案好不容易找到工作,但每個月假釋報到與工作日衝突,假釋官又不給換時間,老闆也不願給請假,讓李怡穎好氣又好笑,直言「這假釋制度真的有想助人復歸嗎?」

求職不如預料中順利,法務部的更生人就業調查就顯示,女性更生人僅不到7成順利就業,相較之下,男性則超過8成有工作。張雅玲瞪大了眼說:「萬一個案本身還有小孩、有卡債,她又只能找一些臨時工或勞力工作。突然被派工時,沒錢找保母,也沒有親人幫忙,那就只能請朋友幫忙照顧孩子,可身邊朋友,大多只剩毒友,她該怎麼辦?」

收入還不穩固,但日常卻處處都是支出。例如2006年試辦至今的美沙酮替代療法,「第一次療程就要付3千塊——掛號費跟美沙酮費用,喝1個星期。後面複診才只要付幾百塊掛號費。」對一個沒有支持系統的女性而言,要同時維持生活又戒癮,著實有一定的難度,「而且醫院還不接受欠費喔。」張雅玲邊說邊搖了搖頭。

社會給予的機會稀缺,更生復歸的路上簡直寸步難行。「有時候酒店更像是某種社會安全網。」擔任酒店經紀5年的阿德語帶嘲諷地說,在酒店裡,只要痛下決心不跟客人攪和,認真賺錢、存錢,許多女性都能賺到足夠的薪資來支付房屋租金,甚至是保母費用。

只是這不見容於社會的行業,碰上體制的各種條規時,靠著八大行業維生的女性重複被貼上墮落的標籤,再次形成負向回饋,「制度不要她們過那樣的生活,又沒辦法協助她們過別種生活,就是這麼矛盾。」談起現況的兩難,1位第一線社工聳了聳肩,無奈地說。

相較新加坡,會由個案管理師為即將出監的受刑人提供個別出監計畫,並共同討論受刑人的更生藍圖 ;美國亞利桑那州設置專門負責女性受刑人問題的部門,並與民間團體合作,協助解決住所、醫療問題。台中榮總嘉義分院精神科醫師陳韋伶前年拜訪洛杉磯的社區戒癮模式,發現國外在戒癮治療上已做得更細緻,「例如像他們很多戒癮課程都安排在晚上,配合個案作息來進行,避免影響個案白天的工作。」

累犯逾五成 出監銜接未完備

反觀台灣,雖然矯正機構裡有出監準備,「但有時家屬連受刑人何時假釋出獄都不知道,家人毫無準備下,個案就突然出現在門口,讓大家措手不及。」李怡穎苦笑,台灣的出監銜接,恐怕還有不少改進空間。也因為出監的支持尚未完備,回歸社會不易,讓台灣受刑人中再犯者高達3成,累犯則超過5成。而終能擺脫螺旋式下墜的,其中「運氣」佔了多數。

阿桃最後一次進勒戒所,待了1年多。出來半年後就遇上新冠肺炎疫情,派遣的工作沒了,她搬去和戒治所認識的好友同住,共同經營起手工藝品店。姐妹的情誼彌補了她內心的空洞,成為阿桃生命裡堅實且穩固的關係,「以前我賺錢,用錢去換我想要的(感情),現在我知道,找到自我以後,才能平等的共同生活。」她們還想著生意做大後,要把其他剛出來的姐妹接過去同住。

阿茹去年4月出獄,一出獄便碰上疫情高峰,剛剛找到的工作,老闆就以生意銳減為由開除她。「而且我家本來低收入戶的資格,也因為我回來,戶籍裡多了一個勞動人口,不符合低收標準,資格就被取消,補助、減免都沒了。」失業又少了補助,帳單卻仍是準時寄到。阿茹有時望著海岸,都想死,責怪自己出獄後反而讓家裡更難過日子。

北海岸的老家是50年以上的磚造平房,屋頂早已坍塌,每逢下雨屋內也跟著滴漏,外露的電線隨時可能泡水。社工幫阿茹媒合了慈善團體幫忙修繕,去年底老家不僅屋頂重整,室內隔間也重新改建,「我妹看到還說(老家)現在是豪宅了。」阿茹一臉欣喜。

只有低潮的日子裡,陌生人的善意扶了阿茹一把,「現在我只想好好工作,陪我的孩子。以前的朋友跟我聯絡我都拒絕,我真的沒有幾個8年可以再被關了。」早上10點,阿茹準備進房換裝去上工,剛剛睡醒的兒子步出房門,阿茹喚了聲「早安,寶貝。」兒子邊揉著眼邊跟她說早。這是阿茹重返日常的第1年,未來太遠,阿茹還不敢想太多,她害怕自己哪天還會再犯;她也想繼續這麼害怕著,讓自己不敢再回頭。

「聽她們的故事,這麼多的缺憾和無奈,以及看不見未來有一絲可能,真的也不能怪她們陷入藥癮問題。」曾在少輔院與看守所進行戒癮輔導的諮商師李慧芳無奈一笑,望著那些監所裡的女子,李慧芳總感覺一但她們出監後回到原本的環境中,多半又會陷入藥癮問題吧。「畢竟人際關係總是充滿挫折與衝突,但是和藥物建立關係沒有這些負面的回饋,藥物不會批判你、拋棄你,用了藥只有舒服,真的不會痛了。這種感覺,很難戒除。」

更生人相關資源不足,再犯率達3成。女更生人難以脫離原先生活和人際網絡。(翻攝台中女子監獄官網)

阿珠和2任前夫生的孩子,都由夫家來養大,與阿珠維持著若有似無的關係。入獄後,小女兒先是交由哥哥照顧,再輾轉交由社福機關安置,「和我小時候一樣,搬來搬去,沒有一個穩定的地方。」阿珠嘆了口氣。

像是有道詛咒在三代人之間流轉,阿珠的女兒再度複製了阿珠的童年:擁有同母異父的手足、漂泊不定的生活。阿珠總告訴自己,決不能走上母親的老路,照顧不好家庭,讓孩子流離失所,「但我怎麼越走,卻跟她越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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