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志業的斯堪地那維亞典範
在八頭里仁我們很幸運，一路走來擁有許多志同道合的「揚特夥伴」（Yante partner）相助，雖然我們也曾，未來也將面臨許多考驗與挑戰。事實上我們也經歷不絕如縷地測試，如何一本初衷而且與時俱進地實踐社區志業的理想。當我們張開雙臂歡迎新夥伴的加入，同時也迎進了風險、不確定性、差異以及嶄新的能源、智慧與資源。當我們在不同的議題與不同的個人、組織互動時，八頭里仁正也在更新、擴充、淨化、學習，隨時都有可能引發組織的危機，或是開拓八頭里仁的新機。
■作者：吳哲生 本會監事
謙卑的信任
當全世界正為金融海嘯所帶來的衝擊而殫智竭慮時，有識之士也正集思廣益，為人類的未來籌謀劃策。其中有人反省：自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興起以來，我們習慣於接受「代理人」（agent）來為我們經營企業與國家。最高經營者（CEO）、總統、總理、首相、國會議員、董事、經理人等等「代理人」，在所謂的「合法性」與「正當性」的基礎上，成為股東、員工或人民的代表，負責決策，制定規則，維持秩序，以促進或確保利害關係人的福利與權益。數百年來，謙卑的人民、股東與員工深信這些代理人應該能夠不負所託，一路挺代理人到底。如今，事實讓普羅大眾覺醒了。
專業的傲慢與權力的腐化
從這次金融海嘯所追查出的事實看來，接受委託的代理人，不論是所謂的金融專家或財金當權者，即使如曾令人景仰的葛林斯潘，也都因為過度自信而錯估事實，甚至有些人師心自用，昧著良心做出令人髮指的勾當，讓多少人的終身積蓄泡湯或大幅縮水。這一連串的事件與災難，讓許多原本主張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的所謂「大師」啞口無言，連帶地「盎格魯薩克遜資本主義」（Anglo-Saxon Capitalism）紛紛遭受批評，而「萊茵模式資本主義」（Rhein model）又因緣際會地受到重視，連英美政府也都調整政策，以國家之力，出面挽救部份金融機構。令人不齒的美國國際保險集團（AIG）高層的自肥舉措，也在眾所嘩然之下無疾而終。這些曾經叱吒風雲的天之驕子，暴露出人性中貪婪與無恥的黑暗，也為代理人的「受託人責任」（fiduciary responsibility）吹響了嘹亮的號角。傲慢、腐化、自私自利在照妖鏡下，越發無地自容。代價雖高，但是專業的倫理與道德卻因此得到尊重與讚揚，讓21世紀的普羅大眾更加體會到自我提升與建立主體性的重要。
「揚特法則」的出線
主體性的突出，讓德國企業由員工參與「監察人會」選出董事會成員的實務更進一步，社群成員對重要的社群事務有更直接而充分的參與。作家阿克塞‧桑德默斯（Aksel Sandemose）借用「揚特村」村民的共同規範—「揚特法則」（Yante Law）來描述組織整體的智慧如果有效地運用，將可發揮遠大於個人的成效。「揚特法則」被作家隱喻為斯堪地那維亞（Scandinavian）社會有別於其他社會的特色，比如：強調組織比個人更聰明，組織比個人知道得更多，組織比個人更重要等等。這與盎格魯薩克遜資本主義易流於自我中心，重視個人利益的典範，相較之下，頗相逕庭。曾有專家轉化「揚特法則」的內涵，顯現斯堪地那維亞社會成員相互依存，彼此尊重的特性，列舉如下（derivative Yante Law）：
一、我們看重也依賴你，而最起碼有四到五位你身邊的人依靠著你而存在。
二、你的身上有一些我們所需的好而有價值的內涵，以及一些我們喜歡也羨慕的特質。
三、你與我們很適配（belong with），而且我們也將為你做許多事。
四、我們也能深刻體會失敗、孤獨、失去價值感與重要性的感受。
五、我們—你和我，可以共同解決問題，而你的生命與我們的社會都依賴你的努力，在這樣的社會裡，每一個成員都有機會當家作主，而且對社會有所貢獻。
社區志業的斯堪地那維亞典範
在八頭里仁我們很幸運，一路走來擁有許多志同道合的「揚特夥伴」（Yante partner）相助，雖然我們也曾，未來也將面臨許多考驗與挑戰。事實上我們也經歷不絕如縷地測試，如何一本初衷而且與時俱進地實踐社區志業的理想。當我們張開雙臂歡迎新夥伴的加入，同時也迎進了風險、不確定性、差異以及嶄新的能源、智慧與資源。當我們在不同的議題與不同的個人、組織互動時，八頭里仁正也在更新、擴充、淨化、學習，隨時都有可能引發組織的危機，或是開拓八頭里仁的新機。
想想「衍生性揚特法則」，原來我們與夥伴之間是那麼地親密而相互依存，雖然環境多變，錯綜複雜，但是夥伴們各有所長，可以相輔相成，共同解決問題。而在這樣的社群內，我們可以沒有後顧之憂地選訂共同關心的主題來投入，這是相當幸福的事。斯堪地那維亞在歐洲雖非主流，但在全球競爭力的排名上卻常是名列前茅的國家群，而且以國家幸福指數來評量，她們也是如此，「揚特法則」或許是重要的因素之一。社區志業的基本性格與斯堪地那維亞典範十分相近，如果有機會將斯堪地那維亞典範深入探討，對於社區志業的內在動力與影響力可能有所助益，甚至對其他型態的志業也能有所啟發。
從小國寡民到世界大同
近年以來，部分專家如戴夫‧羅根等（Dave Logan）對於原始部落的運作與領導機制投注關心，發現一些部落典範對於廿一世紀的我們也相當有參考價值。在部落中立身行事講求信用，彼此之間相互信任，雖有競爭但也願意共同合作，促進了部落的凝聚力與競爭力。於是【Me】翻轉一個字母，從個人躍升為組織的【We】。對於其他部落也能先待以誠信，一段時間驗證後再共同合作。似乎以往老子所傳述的小國寡民典範，與孔子在【禮運大同篇】所描寫的社群典範並非遙不可及：選賢舉能，講信修睦，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讓所有的資源在誠信的平台上，消耗浪費最小而發揮最大的價值。如果行有餘力，進一步貢獻給社群社會，協助他人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這與斯堪地那維亞典範恰有異曲同工之妙。
領導學者華倫‧班尼斯（Warren Bennis）也認為：領導者的行為，是由對於個人與部落絲毫不動搖的奉獻塑造而成。領袖們應當效法的典範是：巧妙建立自己的部落，然後退居一旁，讓人們去達成偉大的志業。而領導人其實也從屬於社區志業與部落，因此也變得比任何獨力奮鬥的人有更高的成就。這與孔子詮釋大易乾卦的「群龍」天下，領導人能「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的胸襟，以及老子所推崇「元德」領導人—「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而弗居」，正好遙歌相和。從社區志業的斯堪地那維亞典範來進行跨越時空的印證，廿一世紀似乎是一個可以充滿著人性光輝的天下，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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