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先？誰後？誰被冤枉？誰在剽竊？

「誰先？誰後？誰被冤枉？誰在剽竊？」在2018年2月4日發表於風傳媒，下文修正部分筆誤，且做一些補充、整理。

圖1、圖2、圖3左、圖3右是四篇學術論文頁面截圖，分別來自：諾斯（North, 1990）、亞瑟（Arthur, 1994）、葉崇楊與施世駿（2009）、張廖萬堅（2015）。為何要討論這四篇文章？因為依照部分台灣立法委員與大學教授的標準，Arthur (1994)具有抄襲 North (1990)的嫌疑，North (1990)也具有抄襲 Arthur (1994)的爭議。

圖1. North (1990, p. 94)註腳2說明利用自Arthur (1988, p. 18)的內容

圖2. Arthur (1994, p. 112)是收錄自Arthur (1988)研討會論文

更重要的是：葉崇楊與施世駿（2009）引用 North (1990)與 Arthur (1994)，然後，張廖萬堅（2015）將葉崇楊與施世駿（2009）「條列」在參考文獻第32項，卻沒有在內文中「引用」，而且是大規模、連續地「抄錄」前者文句，導致內文出現抄錄而來的「(Arthur, 1994: 112; North，1990)」，即張廖萬堅（2015）「聲稱」利用North (1990)與Arthur (1994)，但參考文獻卻沒有條列 Arthur (1994) 與 North (1990) 書目資訊。圖3左與圖3右是這二篇文章的關鍵畫面，呈現「(Arthur, 1994: 112; North，1990)」的表達接續在圖3左與圖3右內容，讀者可自行搜尋、驗證。

圖3: 張廖萬堅EMBA碩論p.3（左圖）葉崇楊、施世駿論文p.7, 8（右圖）

補充：圖1、圖2、圖3、下文圖5的彩色底線與文字是筆者註解

經濟大師諾斯（North）與亞瑟（Arthur）

圖1內容來自 North (1990)，他是1993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斯（Douglass C. North，1920-2015）代表作。諾斯是中國最推崇的西方經濟學家，推崇諾斯的制度經濟學理論。台灣研究生使用中文撰寫的論文，也甚多是利用（拷貝）中國各新聞、學術網頁的內容。

North (1990, p. 141) 「參考文獻」的第3篇是Arthur (1988)，第4篇是Arthur (1989)；前面說的亞瑟（William Brian Arthur，1946年出生）就是這二篇論文的作者，他在1994年將過去的論文集結成 Arthur (1994)，其中的第七篇〈經濟的自我增強機制〉（Chapter 7 Self-Reinforcing Mechanisms in Economics〉是Arthur (1988)原文。

請注意圖1與圖2的逐字重疊敘述 “where increased prevalence on the market enhances beliefs of further prevalence.”共11字重疊的句子！若是在台灣，以上就成為政治人物與部分教授的炒作亢奮劑！因為他們抓到 Arthur (1994)抄襲諾貝爾獎得主 North (1990)的證據，然後，會有三位立法委員排排坐地聲討，搶鋒頭，聲稱抓到諾貝爾獎得主（或台大校長候選人）抄襲，好不威風！

但是，如果用心查證，就會發現：North (1990) 引用 Arthur (1988)。為此，台灣的部分「教授」一定會聲討說「North (1990)抄襲Arthur (1988)，因為連續利用他人敘述超過10個字，卻沒有加上引號或括號明示，就是抄襲。」甚至有些「學者」主張連續6個字重疊就是「抄襲」。圖2說明，North (1990)已經開宗明義的陳述 “Arthur has in mind…” 也在註腳2標明 “Arthur (1988), p. 16”（未呈現在圖2），但許多台灣學者會持續堅持「連續利用超過6個字就是抄襲！」網路充斥很多這種論調，這種人忘卻學術的實質交流與激盪本意，只顧聲嘶力竭於這個所謂「天條」！

它不是「天條」，它是偵測抄襲軟體演算法的經驗（heuristic）通則。偵測到和雲端知識庫文件有「連續利用超過6個字」者，就會標示，然後需要人工判斷。前段作業是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利用，一定需要後段的人腦智慧判斷！但，部分台灣學者只專注在利用前段的「標註」結果，慷慨激昂於拋棄人腦智慧，篤信人工智能的輸出。

葉崇楊與施世駿（2009）的草率引用

說明圖3右的台大國發所葉崇楊與施世駿（2009）論文，正確引用方式應該是Arthur (1988)，這對於極度在乎「引用」是「影響力」與「榮耀」指標的學者，會如此堅持。但因為該文的流通性與取得性不如已經集結成冊的Arthur (1994)，所以，較適切的引用方式是（Arthur, 1988；Arthur, 1994, p. 112）；若要再進一步表彰North (1990)對該理論的發揚，應該引用為（Arthur, 1988；Arthur, 1994, p. 112；North, 1990, p.94）。可惜的是，台大國發所教授表達成「（Arthur, 1994, p. 112；North, 1990）」，這太過粗糙！

至於圖3左的張簡萬堅（2015），他只顧抄襲，包含抄「（Arthur, 1994, p. 112；North, 1990）」，卻沒有在參考文獻列入。順便說明，「引用」是影響力（impact）與榮耀（honor）指標；但它的本意是促進資訊的交流，推升學術的發展，這是為何我說圖3的引用方式應該使用「（Arthur, 1988；Arthur, 1994, p. 112；North, 1990, p.94）」取代僅引用最早的原典「Arthur (1988)」。

諾斯與亞瑟的重要性

North的制度經濟學是被中國最推崇的經濟學家，中國不全然採取西方的資本主義，卻是從North的理論獲得正當性解釋，認為這是鄧小平政策與西方的交集。他們認為有效率的制度決定國族興盛，中國再衍生解釋，有效率的制度未必要依賴選舉，可以透過菁英官僚體系領導。中國政府宣揚政策理論基礎的人民網，出現最高頻率的西方經濟學家，應該就是North，案例之一「基於“諾思悖論”對於媒介產權制度的再思考」。

中國如此積極推崇與利用 North 等學者倡導的制度經濟學，台大國發所教授與台灣立法委員又是如何闡述North的理論？以下是真正精采的分析。

張廖萬堅的抄襲與傳遞錯誤知識

我是因為 ptt 網友爆料，才注意到圖3左與圖3右內容：「回饋遞減」（diminishing return）、「採取單一的策略」（taking similar action）、「自我實現的預期反應」（enhances beliefs of further prevalence）... 念過 North 論理的人，都知道這是荒腔走板的翻譯或闡述。

經濟學原理教「邊際報酬遞減」（decreasing marginal return），這是標準的、主流的、常識性的新古典經濟學用語，它的意義完全等同學新制度學派的「遞減報酬」（diminishing return）。去查一下這兩個「遞減」的解釋："Decreasing: becoming less or fewer."以及 "Diminishing: causing to seem smaller, less, less important, etc."也就是說“diminishing”隱含邊際導致（causing）遞減。

台大國發所的教授不熟悉經濟學，而將”diminishing return”錯譯為「回饋遞減」（feedback decreasing），聽來像「反饋遞減」！不能使用「回饋」翻譯 "return" 的原因有三：第一、「效率資訊回饋」（efficient information feedback）也是North (1990)理論的重要成分；第二、「回饋」通常是指絕對量，不是「報酬」表達的相對量概念。第三、回饋最常用於兩主體的互動過程，所謂「學生對老師的上課內容 feedback」，大家都心知肚明它的意義，絕對不是財貨的 "return"老師。以上是我在圖3與圖4標示的兩個「抄襲與傳遞錯誤知識」。

至於 Arthur (1994, p. 111)敘述的負向反饋（negative feedback）與正向反饋（positive feedback），是經濟學理論（微積分）的二次導函數概念。我翻譯以下內容解釋：傳統經濟學理論通常是建立在邊際報酬遞減（局部負向反饋）；所以，正向反饋，或邊際報酬遞增，應該很罕見（Conventional economic theory is built largely on the assumption of diminishing returns on the margin (local negative feedbacks); and so it may seem that positive feedback, increasing-returns-on-the-margin mechanisms ought to be rare.）

因為「慾望」，所以吃了一顆蘋果後，它反饋（feedback）影響你吃第二顆蘋果的「慾望」強度。如果「慾望」強度變弱，這是負向反饋；變強，則是正向反饋。我認為，這是葉崇楊與施世駿（2009）論文錯誤的關鍵點。

其他的錯誤則是荒腔走板地曲解原意。舉一案例，圖1與圖2的“(3) coordination effects, which confer advantages to cooperation with other economic agents taking similar action;” 被台大國發所教授翻譯為（又被張廖萬堅抄錄）：

「(3) 合作效果：一個人在市場競爭的優勢通常是處在與對手的策略互動中，而此種效果會促使個人與其他行動者進行協調，採取單一的策略，來降低交易成本；」以上是極度的加油添醋，曲解原意。 給大家一個案例，USB規格就是 “coordination effects”，各廠商的 “taking similar action” 就是製造相同內部規格產品，非相同者是外觀還有連結的週邊設備。以上事實卻被曲解成好似聯合壟斷！

再舉一例：“(4) adaptive expectations, where increased prevalence on the market enhances beliefs of further prevalence.” 被台大國發所教授翻譯為（又被張廖萬堅抄錄）：

「(4) 反應式預期：更重要的是，自我實現的預期反應。」這也是嚴重加油添醋地曲解原意。所謂「制度者」包含法律、習慣、普遍信念。 "adaptive expectation"是漸進調整的期待，或簡稱流行的期待。使用 iphone 就是逐漸形成的趨勢，iphone使用者對apple產品愈來愈有信心，也愈來愈多人對 iphone 有所期待，這就是所謂的 "adaptive expectation"。我建議跳脫字面的拘束，翻譯成「消費趨勢的成形」。清大經濟系教授劉瑞華有翻譯這本書，不妨請國發所師生去參考劉瑞華的中譯本。至於張簡萬堅，你一定要去閱讀這本中譯本，因為你們在制訂與監督國家政策！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這本書內容有密切關係。

張廖萬堅（2015）違反著作權法

然後看圖5。張嘉雯、王惠玄與朱潓筠（2011）刊登在《管理與系統》的論文〈關係品質之前置與結果變數的探究－以醫學美容中心為例〉（圖5右）被張廖萬堅（2015）碩論大規模利用（圖5左），但後者沒將前者列在「參考文獻」，更沒有在註明利用的事實

著作權法第64條規定「利用他人著作者，應明示其出處。」立法委員張廖萬堅是否違反他們自己制定的法令？大家可以判斷。至於其他違背學術規範的內容，請參考「張廖萬堅的抄襲與傳遞錯誤知識」。

圖5:張廖萬堅EMBA碩論p.7, 8(左圖) v.s. 張嘉雯、王惠玄、朱潓筠p. 421, 422(右圖)

感謝師範大學圖書館呂博士提供Arthur (1994)著作

最近，我暫緩對學術倫理議題的關心，思考電子支付、勞動薪資、加密貨幣等議題。在此同時，立委張廖萬堅成為全台學術倫理議題的發聲焦點。

不是因為我過去對學術倫理的發聲音量被他掩蓋，而撰寫這篇文章，而是因為台大國發所的專業性，加上立法委員的權威性，會導致這種錯誤知識被博、碩士論文傳遞；而且，我要遏止這種學術不端模式的蔓延，否則，我過去撰寫關於學術倫理的評論，就等於白忙一場，

我人不在台北，不能利用論文電子檔，以清楚呈現圖1與圖2頁面，只能用拍照。更要感謝師大圖書館推廣服務組呂博士組長，對我這個非服務範圍內的讀者，掃描再傳遞給我Arthur (1994, p. 111-132)全文。

結論。誰先？誰後？誰被冤枉？誰在剽竊？在人類文明進展的洪流中，僅是飛鴻踏雪。我誠摯希望立法委員組成讀書會，研讀劉瑞華教授翻譯的North著作，為台灣的未來制定更好的政策，我們的政策制訂已經輸給中國太多了！立委或議員要服務太多人、太多事的選民，不要舟車勞動的去獲取虛華的EMBA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