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出境出海」法制化

【新聞疑義1784】「限制出境出海」法制化

文 / 楊春吉**

 (筆者聲明:新聞事件，或充滿著各種政治人物之政治算計、個人利益的考量及利益團體之介入，但新聞事件中事物本質【含事實之認定、證據取捨與肇證責任之分配等】及法律依據的探索，仍有賴大家一起努力，以企細辨曲折，供為政者及大眾參考，減少社會成本及公器的浪費)

【新聞】

現行「限制出境」未明定期限，未充分制度化，學界有聲浪要求修法，賦予法律上的明確性，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今舉辦公聽會探討，前台大法律系教授陳志龍直指，現制是將限制出境當成限制住居的延伸，但兩者概念根本不同，是戒嚴時代的舊思維，牽涉到轉型正義的層次，有必要法制化。

陳志龍指出，現行限制出境有行政法與刑事法兩種，民眾欠稅達一定金額就可能被境管限制，目的只在保全租稅，卻欠缺目的性，行政權恣意踐踏人權，有必要接受司法拘束，應增訂目的性，例如增設「欠稅且有逃亡之虞」的前提，才可以行政限境，否則不讓欠稅者到國外賺錢，更無實益。

立法院法制委員會邀請司法院和法務部和專家學者，舉行「限制出境法制化」公聽會，法務部代表檢察司長林邦樑認為，限制出境是限制住居的方法之一，實務見解上並未違憲，若採法官保留原則，會造成實務操作困難，實務將限制出境當做取代羈押的配套處分，但林邦樑也認同，境管不應毫無節制，應要審慎運用。

民間司改會人權律師尤伯祥表示，限制出境法制化，在法學界已有修法的高度共識，實務上動輒好幾年甚至長達十年的境管並非罕見，限制出境、出海應該要有法律明文，定期由法官審查，才能督促檢審加速辦案，不要因為案件拖延而影響人民出國的權利。

前移民署長謝立功說，人民對司法的信賴取決於細小環節，人民打官司時在意的是能否速審速結，限制出境時間過長，又欠缺告知，民眾直到出境機場時才被攔下，不僅難堪，也影響工作權，在檢討修正刑訴法時，也應同時修正入出國及移民法。

陳志龍教授表示，整部刑事訴訟法就是人權保障法，立法院面對法律侵害人權，以行政權恣意凌駕人民，應該站出來幫人權說話，修正過度保守且違憲的限制出境規定；限制住居與限制出境出海，是兩種不同的法律概念，限制出境屬轉型正義層次，實務上都以最高法院於73年戒嚴時期的刑庭決議，動輒輕易剝奪人民的遷徒自由，是「泡水的公權力」，已到迫切修法的必要時刻了，「法律應該要跟人民做朋友，為人權把關」。

  (自由時報2017年12月07日報導: 限制出境無限期？法律學者籲法制化)

【疑義】

壹、人民居住自由及人民遷徙自由

一、人民居住自由及人民遷徙自由，兩者有別，及對其等之限制

按釋字第443 號解釋理由書係云「解憲法所定人民之自由及權利範圍甚廣，凡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保障。惟並非一切自由及權利均無分軒輊受憲法毫無差別之保障：關於人民身體之自由，憲法第八條規定即較為詳盡，其中內容屬於憲法保留之事項者，縱令立法機關，亦不得制定法律加以限制（參照本院釋字第三九二號解釋理由書），而憲法第七條、第九條至第十八條、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二條之各種自由及權利，則於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條件下，得以法律限制之。至何種事項應以法律直接規範或得委由命令予以規定，與所謂規範密度有關，應視規範對象、內容或法益本身及其所受限制之輕重而容許合理之差異：諸如剝奪人民生命或限制人民身體自由者，必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以制定法律之方式為之；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者，亦應由法律加以規定，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若僅屬與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則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雖因而對人民產生不便或輕微影響，尚非憲法所不許。又關於給付行政措施，其受法律規範之密度，自較限制人民權益者寬鬆，倘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者，應有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為依據之必要，乃屬當然。憲法第十條規定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係指人民有選擇其居住處所，營私人生活不受干預之自由，且有得依個人意願自由遷徙或旅居各地之權利。對此人民自由權利之限制，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應以法律定之且不得逾越必要之程度。…」。

可見(一)憲法第10條規定中，係將人民居住自由及人民遷徙自由併列，兩者不同。

(二)所謂人民居住自由，指人民有選擇其居住處所，營私人生活不受干預之自由; 人民遷徙自由，則係指人民得依個人意願自由遷徙或旅居各地之權利。

(三)國家固得對人民居住自由及人民遷徙自由予以限制，惟仍憲法第23條及第7條所揭示之公益原則、比例原則、法律保留原則及平等原則。

二、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

(一) 釋字第443號解釋層級化保留

又所謂法律保留原則，釋字第443號解釋係揭示「憲法所定人民之自由及權利範圍甚廣，凡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保障。惟並非一切自由及權利均無分軒輊受憲法毫無差別之保障：關於人民身體之自由，憲法第八條規定即較為詳盡，其中內容屬於憲法保留之事項者，縱令立法機關，亦不得制定法律加以限制（參照本院釋字第三九二號解釋理由書），而憲法第七條、第九條至第十八條、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二條之各種自由及權利，則於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條件下，得以法律限制之。至何種事項應以法律直接規範或得委由命令予以規定，與所謂規範密度有關，應視規範對象、內容或法益本身及其所受限制之輕重而容許合理之差異：諸如剝奪人民生命或限制人民身體自由者，必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以制定法律之方式為之；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者，亦應由法律加以規定，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若僅屬與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則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雖因而對人民產生不便或輕微影響，尚非憲法所不許。又關於給付行政措施，其受法律規範之密度自較限制人民權益者寬鬆，倘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者，應有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為依據之必要，乃屬當然。」。

從而，涉及限制人民居住自由及人民遷徙自由者，應由法律加以規定，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

(二) 法律明確性原則

又法律明確性之要求，非僅指法律文義具體詳盡之體例而言，立法者於立法定制時，仍得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用於個案之妥當性，適當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而為相應之規定。在罪刑法定之原則下，處罰犯罪必須依據法律為之，犯罪之法定性與犯罪構成要件之明確性密不可分。有關受規範者之行為準則及處罰之立法使用抽象概念者，苟其意義非難以理解，且個案事實是否屬於法律所欲規範之對象，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認定及判斷者，即無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註一）。

三、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之要求

(一) 比例原則之要求

按所謂「比例原則」，除「目的正當性原則」（註二）外，其內容，主要明定於行政程序法第7條:「行政行為，應依下列原則為之：一、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二、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三、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

(二) 平等原則之要求

至於所謂平等原則，其精義為「等者，等之；不等之，不等之」，即「性質相同者，應相同之處理; 性質不同者，應為不同之處理」。 換言之，平等原則是要求「性質不同者，要有合理的差別待遇」。至於有無違反「平等原則」?則端視「差別待遇有無合理理由」及「其正當理由，與目的之達成有無合理關聯」而定（註三）。

(三) 平等原則與體系正義

法律係由各編、章、節及條文構成，此一法律整體即該法律之「外部體系」。惟法律之制定，係用以達成一定之立法目的，實現一定之法律價值。該等表現法律價值之法律原則整體，即構成該法律之「內部體系」或「價值體系」。惟法律非單一孤立之存在，故又可構成法律之「上位體系」、「下位體系」及「同位體系」。在整體之各部分間，應協調一致，始能成就該整體。故在法學方法上，一般所重視者，為構成一法律之內部體系。一法律規定，對所規範之事物，不能貫徹其法律原則或法律價值，形成相同事物之不同處理，如無正當理由，即構成違反憲法平等原則之差別待遇。故立法者對特定事物或社會生活事實，已為原則性之基本價值決定後，於後續之立法中，即應嚴守該基本價值，避免作出違反既定基本價值之決定，導致法秩序前後矛盾，破壞法律體系之一貫性與完整性。此即體系正義（Systemgerechtigkeit） 之思維。故在學理上已普遍肯定，得依據法律內部體系之一貫性要求，審查法律是否違反平等原則。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亦常以法規範是否存有違反體系之情形為據，進行平等原則審查（註四）（註五）。

貳、目前現行限制出境或禁止出國或限制居住之規定

一、稅捐稽徵法第24條(限制出境)

依稅捐稽徵法第24條:「(第1項)納稅義務人欠繳應納稅捐者，稅捐稽徵機關得就納稅義務人相當於應繳稅捐數額之財產，通知有關機關，不得為移轉或設定他項權利；其為營利事業者，並得通知主管機關，限制其減資或註銷之登記。(第2項)前項欠繳應納稅捐之納稅義務人，有隱匿或移轉財產、逃避稅捐執行之跡象者，稅捐稽徵機關得聲請法院就其財產實施假扣押，並免提供擔保。但納稅義務人已提供相當財產擔保者，不在此限。(第3項)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其已確定之應納稅捐逾法定繳納期限尚未繳納完畢，所欠繳稅款及已確定之罰鍰單計或合計，個人在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營利事業在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者；其在行政救濟程序終結前，個人在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上，營利事業在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得由財政部函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限制其出境；其為營利事業者，得限制其負責人出境。但已提供相當擔保者，應解除其限制。(第4項)財政部函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限制出境時，應同時以書面敘明理由並附記救濟程序通知當事人，依法送達。(第5項)稅捐稽徵機關未執行第一項或第二項前段規定者，財政部不得依第三項規定函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限制出境。(第6項)限制出境之期間，自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限制出境之日起，不得逾五年。(第7項)納稅義務人或其負責人經限制出境後，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財政部應函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解除其出境限制：一、限制出境已逾前項所定期間者。二、已繳清全部欠稅及罰鍰，或向稅捐稽徵機關提供欠稅及罰鍰之相當擔保者。三、經行政救濟及處罰程序終結，確定之欠稅及罰鍰合計金額未滿第三項所定之標準者。四、欠稅之公司組織已依法解散清算，且無賸餘財產可資抵繳欠稅及罰鍰者。五、欠稅人就其所欠稅款已依破產法規定之和解或破產程序分配完結者。」之規定。

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其已確定之應納稅捐逾法定繳納期限尚未繳納完畢，所欠繳稅款及已確定之罰鍰單計或合計，個人在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營利事業在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者；其在行政救濟程序終結前，個人在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上，營利事業在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得由財政部函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限制其出境(其為營利事業者，得限制其負責人出境;但已提供相當擔保者，應解除其限制)。

惟(一)財政部函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限制出境時，應同時以書面敘明理由並附記救濟程序通知當事人，依法送達。

(二)稅捐稽徵機關未執行稅捐稽徵法第24條第1項或第2項前段規定者，財政部不得依稅捐稽徵法第24條第3項規定函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限制出境。

(三)限制出境之期間，自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限制出境之日起，不得逾五年。

(四)有稅捐稽徵法第24條第7項所定各款情形之一者，財政部應函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解除其出境限制。

(二)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6條(禁止其出國)

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6條:「(第1項)國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入出國及移民署應禁止其出國：一、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但經宣告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或緩刑者，不在此限。二、通緝中。三、因案經司法或軍法機關限制出國。四、有事實足認有妨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重大嫌疑。五、涉及內亂罪、外患罪重大嫌疑。六、涉及重大經濟犯罪或重大刑事案件嫌疑。七、役男或尚未完成兵役義務者。但依法令得准其出國者，不在此限。八、護照、航員證、船員服務手冊或入國許可證件係不法取得、偽造、變造或冒用。九、護照、航員證、船員服務手冊或入國許可證件未依第四條規定查驗。十、依其他法律限制或禁止出國。(第2項)受保護管束人經指揮執行之少年法院法官或檢察署檢察官核准出國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得同意其出國。(第3項)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禁止出國者，入出國及移民署於查驗發現時應通知管轄司法警察機關處理，入國時查獲亦同；依第一項第八款規定禁止出國者，入出國及移民署於查驗發現時應立即逮捕，移送司法機關。(第4項)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應禁止出國之情形，由司法、軍法機關通知入出國及移民署；第十款情形，由各權責機關通知入出國及移民署。(第5項)司法、軍法機關、法務部調查局或內政部警政署因偵辦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六款案件，情況急迫，得通知入出國及移民署禁止出國，禁止出國之期間自通知時起算，不得逾二十四小時。(第6項)除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八款規定禁止出國者，無須通知當事人外，依第一款、第三款規定禁止出國者，入出國及移民署經各權責機關通知後，應以書面敘明理由通知當事人；依第十款規定限制或禁止出國者，由各權責機關通知當事人；依第七款、第九款、第十款及前項規定禁止出國者，入出國及移民署於查驗時，當場以書面敘明理由交付當事人，並禁止其出國。」之規定。

國民有入出國及移民法第6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入出國及移民署應禁止其出國。

惟(一)受保護管束人經指揮執行之少年法院法官或檢察署檢察官核准出國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得同意其出國。

(二)司法、軍法機關、法務部調查局或內政部警政署因偵辦入出國及移民法第6條第1項第4款至第6款案件，情況急迫，得通知入出國及移民署禁止出國，禁止出國之期間自通知時起算，不得逾二十四小時。

(三) 其與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0條:「入出國及移民署在國家發生特殊狀況時，為維護公共秩序或重大利益，得對外國人依相關法令限制其住居所、活動或課以應行遵守之事項。」，對外國人限制其住居所有別。

三、刑事訴訟法第93條第3項(限制居住)

依刑事訴訟法第93條第3項:「前項情形，未經聲請者，檢察官應即將被告釋放。但如認有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或第一百零一條之一第一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而無聲請羈押之必要者，得逕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如不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而有必要情形者，仍得聲請法院羈押之。」等規定。

在符合一些要件下，得限制住居。

惟刑事訴訟法並未有限制出境之用語，但從刑事妥速審判法第5 條第5項：「犯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十年以下之罪者，審判中之限制出境期間，累計不得逾八年。但因被告逃匿而通緝之期間，不予計入。」、入出國及移民法第6條第5項:「司法、軍法機關、法務部調查局或內政部警政署因偵辦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六款案件，情況急迫，得通知入出國及移民署禁止出國，禁止出國之期間自通知時起算，不得逾二十四小時。」之規定觀之，刑事實務上，確實有限制出境或禁止其出國之情形。

參、小結

憲法第10條規定中，係將人民居住自由及人民遷徙自由併列，故兩者不同。

所謂人民居住自由，指人民有選擇其居住處所，營私人生活不受干預之自由; 人民遷徙自由，則係指人民得依個人意願自由遷徙或旅居各地之權利。

是禁止出國或限制出境，應屬人民遷徙自由(人民得依個人意願自由遷徙或旅居各地之權利)之限制；而限制居住，則屬人民居住自由(人民有選擇其居住處所，營私人生活不受干預之自由)之限制；兩者本質上，確實不同，不容混淆。須基於平等原則，為不同之處理。

然刑事訴訟法並未有限制出境之明文，也未明定「限制出境之適用要件」及「限制出境之期間上限、時間上限」，僅解為「限制出境，係限制住居之延長」，或將「限制出境當做取代羈押的配套處分」，恐非長久之計。

另司法、軍法機關、法務部調查局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6條第1項第1款至第6款：「一、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但經宣告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或緩刑者，不在此限。二、通緝中。三、因案經司法或軍法機關限制出國。四、有事實足認有妨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重大嫌疑。五、涉及內亂罪、外患罪重大嫌疑。六、涉及重大經濟犯罪或重大刑事案件嫌疑。」及第6條第5項:「司法、軍法機關、法務部調查局或內政部警政署因偵辦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六款案件，情況急迫，得通知入出國及移民署禁止出國，禁止出國之期間自通知時起算，不得逾二十四小時。」之規定所為禁止其出國之通知，固得認就「禁止其出國之適用要件」及「禁止其出國之期間上限、時間上限」似有明文。

但只有急迫時，才有「禁止其出國之期間上限」，急迫者以外，則未有「禁止其出國之期間上限、時間上限」之明文，實有不足。

爰本文也贊同「限制出境出海」予以法制化。在刑事訴訟法及入出國及移民法內，區分「有無急迫性」，予以明定「限制出境(禁止其出國)之適用要件」及「限制出境(禁止其出國)之期間上限、時間上限」，以符法律明確性、平等原則及法秩序安定性，保障人民遷徙自由及工作權。

至於陳志龍所指出，現行限制出境有行政法與刑事法兩種，民眾欠稅達一定金額就可能被境管限制，目的只在保全租稅，卻欠缺目的性，行政權恣意踐踏人權，有必要接受司法拘束，應增訂目的性，例如增設「欠稅且有逃亡之虞」的前提，才可以行政限境，否則不讓欠稅者到國外賺錢，更無實益。本文認為有其理，也予以贊同。

【註解】

註一: 釋字第432號、第521號、第594號、第602號解釋參照。

註三:近年來受到美國三重審查基準的影響，比例原則也做出了調整：在三大派生子原則外，增加了「目的正當性原則」，意即國家所欲達到的目的須正當。創造不同的審查密度，針對不同的案件採取不同的審查密度：強烈內容：措施必須要非常合目的、侵害必須非常小。可支持性：措施與目的間之關聯須合理、侵害須合理。明顯性：措施不可明顯與目的無關聯、侵害不可明顯非最小。由此可知，比例原則的審查密度事實上並非獨立於比例原則而存在的檢驗模型，而是揭示了針對不同案件，違憲審查者將採取不同密度的審查標準而已。針對較輕微的基本權侵害採取較寬鬆的審查密度，針對較重大的基本權侵害則採取較嚴格的審查密度（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F%94%E4%BE%8B%E5%8E%9F%E5%89%87）。

註三:大法官會議釋字第635號、第624號、第618號、第614號解釋等參照。

註四：大法官陳敏、林錫堯667號解釋協同意見書參照。惟大法官陳敏、林錫堯也謂，不同法律體系之規定，因各法律體系各有其追尋之目的與價值，故不同法律體系之規定有不一致時，可否仍依據「體系正義」，經由所謂之跨體系比較，而論斷其中一規定為違反平等原則，則有待商榷，也應注意，大法官陳敏、林錫堯667號解釋協同意見書：「……惟不同法律體系之規定，因各法律體系各有其追尋之目的與價值，故不同法律體系之規定有不一致時，可否仍依據「體系正義」，經由所謂之跨體系比較，而論斷其中一規定為違反平等原則，則有待商榷。因本號解釋涉及行政訴訟法與民事訴訟法有關寄存送達生效規定之歧異，性質上屬於同位體系之跨體系比較，以下即限就此一範圍為說明。二、同位體系「跨體系比較」之困難   固然，學說上有主張跨體系比較者，認為不同法律體系之規範，若彼此間有一定關聯，亦有必要進行「跨體系」之比較，以探究相關聯之不同體系是否依循相同處理之要求（註六）。按不同事物亦仍大約其相同之特徵，不同法律體系所規範之事物亦屬如此。惟如該特徵已與各法律體系所追求之價值及目的相距甚遠，再以該特徵為準據進行比較，就平等原則之審查而言，並無意義。況論者多主張體系正義僅為審查平等原則之「輔助觀點」（註七），體系違反僅為違反平等原則之「表徵」（Indiz） （註八），尚不得忽略平等原則之一般審查模式。惟平等原則之審查，又以系爭事物具「可比較性」為前提。跨體系比較時，如何決定有意義之可比較特徵即非易事。三、「跨體系比較」有壓縮立法形成自由之疑慮  釋憲者如進行跨體系比較，可能滋生之最大疑慮，當在於壓縮立法者之形成自由。在同一法律體系內，釋憲者得根據內部體系之體系正義要求，審查系爭法律規定是否評價一致且邏輯一貫，惟仍應限就該法律體系所追尋之價值目的為審查，藉以保留予立法者相對寬廣之形成空間。然而立法者之主觀價值目的，常難以查得，釋憲者即不易正確推論該內部體系之客觀價值目的。故僅就內部體系之體系正義而言，已不易界定釋憲者與立法者之分際。學說上且有認為，課立法者受體系嚴格拘束之義務，即形同由昔日之人民獨占立法權，而剝奪今日人民之立法權，致破壞民主原則（註九）。按在權力分立原則下，司法機關之違憲審查權應有其界限，故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對跨體系正義之援用，向採謹慎態度，並認為平等原則並未包含任何可為司法審查之最佳立法要求（jusitiables Optimierungsgebot） ；蓋德國基本法第3條第1項，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之規定，僅為立法形成自由劃定界限，而未要求立法者作成最合目的且最正確之決定（註十）。即便同一法律體系之體系正義，亦不得用於比較新舊法之優劣，更非於新法較舊法有利於人民時，即可據以論斷舊法為違憲（註十一）。法規範是否違反平等原則之問題，實應就法規範是否牴觸維繫其法律體系所不可或缺之價值決定而為審查。體系正義之概念，有甚多不明確之處，無論體系之界定或價值決定之探求等，皆極困難。正因如此，應嚴守方法論之要求，不可泛言違反體系正義遽指摘法規範違憲，否則體系所賴以存立的秩序及價值決定將成為僵化之表象（註十二），其干預立法者之形成自由。跨體系比較之問題更為嚴重，尤應審慎為之。四、由「跨體系比較」無法認定系爭規定違反平等原則就系爭規定而言，87年10月28日修正公布之訴願法第 47 條第 3  項，其所準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73 條亦於同日修正公布，並於 89 年 7  月 1  日施行。立法之初對於送達制度所為之基本決定，即以訴願文書寄存時作為發生送達效力之時點。行政程序法第 74 條寄存送達之規定，亦無不同。足見公法體系，自行政程序法、訴願法乃至行政訴訟法，關於寄存送達之基本決定，均採相同之規範意旨。此外，立法者針對送達事項未制定送達專法，或統一規定準用民事訴訟法，可知就該事項本欲保留予個別法規範依其特殊需求，而為不同之規定。再者，民事訴訟法以及行政爭訟法（含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彼此間規範脈絡有異。行政訴訟法第 106  條規定，撤銷訴訟之提起，應於訴願決定書送達後2 個月內為之。民事訴訟法第 251  條則規定，訴狀與言詞辯論期日之通知書，應一併送達於被告，此項送達，距言詞辯論之期日，至少應有 10 日為就審期間；同法第 440  條規定，提起上訴，應於第一審判決送達後 20 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同法第 516  條規定，債務人對於支付命令之全部或一部，得於送達後20  日之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考量前述訴訟法規對於文書送達後之不變期間各有長短不同之規定，自無從以較後修正之民事訴訟法規定，作為民事訴訟法與行政訴訟法關於送達之共同基本價值決定，並進而於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未設寄存送達 10 日後生效，即逕認為違背體系正義，而違反平等原則。」參照。

註五: 文請參【新聞疑義1711】資通安全管理法草案第18條，有違明確性? https://www.peopo.org/news/350635、【新聞疑義1713】侮辱國旗罪，違憲？http://www.lawtw.com/article.php?template=article_content&area=free_bro…、【新聞疑義1778】雇主違反工時，應究刑責? http://www.peopo.org/news/35354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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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春吉老師是法律、房地產及生態講師，在台灣法律網的新聞疑義專欄http://www.lawtw.com/article.php?template=article_category_list&article…有很多法律及房地產知識，可以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