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成民主與嗆聲文化
過去二十年的民主前輩在街頭用血汗爭來了言論自由,但他們可能沒想到,過了二十年,台灣有些人還學不會怎麼用言論自由,最糟糕的是,這裡面政治人物佔了多數。
WHA大會之外,台灣留學生與衛生署長的互嗆戲碼,不知道那些二十年前在街頭流血的民主前輩們會做何感想?這一幕暴露出了不止是丟臉丟大了,更重要的是做為民主根基的「言論自由」,這些人的言論已經不在自由的範疇裡,而是失控。
台灣的嗆聲文化要從何說起?查理吧!查理一嗆開了台灣對政治人物嗆聲的序幕,人民為何要選擇嗆聲做為發聲的方式,當權者對人民的聲音聽而不見,是最主要的原因。在台灣還有另一個原因:媒體的偏頗助長了嗆聲的歪風,媒體處理嗆聲新聞的時候,以自身的顏色為出發點,親執政者的媒體誇大了嗆聲者的不理性與官員無奈的形象,而親在野者則高舉言論自由的大旗,強調官員高高在上,不聽民意的形象。
媒體與官員的助威下,「嗆聲」這簡單易懂的發聲管道,自然成為發聲的首選。這簡單易懂的管道,卻將是台灣民主的一場夢饜。從嗆聲文化開始之後,台灣好像已經不存在理性溝通的平台,取而代之的是不負責任的嗆聲。在上至國會殿堂下到市井巷弄,評論政策的話語,不再是言之有物的理性思辯,而是空泛的情緒語言。
日內瓦事件來看,一群對台灣主權相當關心的僑民,要求葉金川就台灣在WHA參與身份的問題給予回應。很明顯,這個問題在現在這個時空之下,說個三天三夜也說不完。而我們在電視看到的畫面是,一位女學生,在一片混亂的情況下,用近乎逼問的口吻,要求署長回應。我不知這位女學生,是真的想得到答案,還是只想透過嗆聲給署長難堪?
葉署長的回應就更有趣了,面對女學生的逼問,他也用了相同的方式給予回應,並且使用了觸及族群神經,相當敏感的語句。
官民互嗆的劇碼,在國外發生雖是第一次,但在國內大家也已經見怪不怪。台灣「速成」的民主成就,在許多外國人眼中,是一個「奇績」,世界上的民主國家,總需經過一段相當艱苦的過程,才能有民主香甜的果實。速成的事務很容易使人忽略了其中的內涵。我們二十年之內完成了兩次和平的政黨輪替,這在許多新興民主國家可能需要四五十年才做得到。但在兩次政黨輪替之後,我們還在使用最原始,最不用腦的民主-「嗆聲」對公共政策發聲。
對民眾來說,「嗆聲」或許能一解心頭的憂悶,但葬送的是民主制度的根基。政策無法理性辯論,官員還需承擔不理性的的難勘,久而久之,誰還願意深入的研究討論政策,一流的人才誰又願意投入政府部門工作?
對政府來說,「嗆聲」的出現,代表著民眾與政府間的溝通渠道出現問題。已經將近十年的時間,執政者仗勢選舉時的民意基礎專斷獨行,聽不見任何其他的聲音,使得「嗆聲」此起彼落。做為執政者,應有更大的胸懷包容不同的異見,重慶南路與北平東路的距離應該比重慶南路到北平(北京)近得多。
如果可以的話,讓ch50-ch56斷訊一星期,讓資訊不再群魔亂舞,大家靜下心來想一想,或許一星期之後,許多難解的政治習題都能解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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