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挺動物生活節的場地佈置 吳紫靜攝）
2016年9月1日，「挺挺動物生活節」在臺中市正式拉開序幕。10月16日，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舉辦「生態記錄影展日」，邀請到國內知名的紀錄片導演柯金源，來分享拍攝紀錄片《餘生共游》背後的故事。
當天來到現場觀看影片的人有很多，有父母帶著孩子來參加的，有青年學生一起結伴而來的，甚至有年紀已經六十幾歲的老人一人隻身來到現場的。影片放映結束後的座談會中，不同年齡段、不同社會身份的人都十分踴躍地舉手發言。
所謂的「保育」，真的實現了嗎？
鯨鯊，這一目前世界上體型最大的魚類。離人們的生活很近，也很遠。近的是，可能小部分群眾對於它有一定的知識儲備及了解。遠的是，大部分群眾不知道它的存在，它們和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而大部分群眾卻不曾關注過它。
在2000年到2002年間，IUCN（國際自然保育聯盟）把鯨鯊列為應該被保護的魚類。但台灣在2008年時，才開始實施全面禁捕。
（映後座談會上，柯導認真回答觀眾提出的問題。 吳紫靜攝）
柯導表示，拍攝《餘生共游》的初衷是想要透過鯨鯊這一指標性物種來了解整個海洋生態系統。他所做的，僅僅只是記錄，透過記錄鯨鯊十年間的棲息地、移動洄游模式等等，來了解當地的文化和產業，最後，放眼我們所關心的海洋。
在拍攝《餘生共游》的過程，柯導一直處於一種等待的狀態。等待不同的階段，不同的人，用不一樣的方式對待它。比如，2004年，有一隻鯨鯊在花蓮被捕捉到，從一開始被定置在漁場，到後來被送到海生館（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柯導全程跟蹤記錄。他透露，海生館前後抓了三隻，其中一隻，死掉了。第二隻，官方說法是野放。但我想它應該是健康情況很不好，所以他們不得不這麼做。一般來說，野放一條明星物種，應該會敲鑼打鼓，做很多的記錄，告訴外界他們的成功。而海生館在野放後只發了一個新聞稿，也沒有說明當中的過程。第三隻，原本被認定是一個可在國際上宣傳野放成功的案例，結果出乎意料，引來外界更大的批評。
在和柯導交流的過程，了解到第三隻（「鯨鯊二號」）當時的情況。海生館的負責人員在進行第一次野放時，只是將它直接放入海水中，就離開了。研究人員和拍攝團隊在等待了將近一個小時后，發現鯨鯊浮出水面，這對於鯨鯊本身的生活習性來說，是不正常的。它是一種只要在海水裡，就會一直往深處下潛的物種。在這之後，鯨鯊二號擱淺在海灘上。這一情況發生，團隊第一時間打電話通知海生館，於是，海生館再次進行野放。不幸的是，二次野放不久，收到了來自海巡署的消息：「又擱淺了！」。拍攝團隊和研究團隊馬上趕到現場，齊心協力地想要讓鯨鯊二號回到大海的懷抱。但，失敗了。鯨鯊二號最終緩緩沉入海底……
困難一直存在，堅持戰勝一切。
《餘生共游》的拍攝過程並不順利，面臨的困難，主要有兩個。一是出海需要的船隻，二是天氣的變化。在花蓮或台東，可以租漁船出海。但是有些地區沒有漁船，於是拍攝人員必須要搭乘漁民的船才能出海。一般人是不能搭漁民的船隻出海的，所以後來「出海」也變成行政上的一個問題。在解決出海要用到的船隻問題之後，可能接下來要面對的問題就是惡劣的天氣。有時候，大隊人馬到了漁場或海邊等待的時候，因為風浪過大，就無法出海作業。
柯導表示，在拍攝《餘生共游》的過程，他的思考方式改變了。記錄前，他只想到動物保育方面的問題。記錄時，他逐漸意識到要把鯨鯊和當地的產業、文化結合起來，這樣，保育工作才有可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成功。同時，他希望大眾通過觀看《餘生共游》，可以大致知道鯨鯊從哪裡來，到哪裡去。因為鯨鯊目前在學術界仍有很多未解之謎。他所做的，只是用攝影機將十年間鯨鯊的活動情況紀錄下來，呈現給大眾。
他們在做著我們沒有做到的事
主辦單位是挺挺網路社會企業，只有兩人的團隊，劉偉蘋和梁淑清，因為喜愛小動物走到一起。負責人劉偉蘋說：「我們只是在扮演一個號召的角色，把大家聚在一起。」這是個得不到收益的活動，可是她們兩人卻堅持了下來，不圖回報。但在活動過程中，得到許多身邊朋友或陌生人的幫忙，收穫了感動和鼓勵，這是用金錢無法對等交換來的。儘管活動舉辦得十分成功，吸引到很多人來參加，但劉偉蘋認為活動的某些環節上，有不足之處，仍需改進，她表示，希望在今後，把「動物保護」的觀念以更多元化的方式置入到活動中，提升公眾對動物保護的關注度和社會意識。
而協辦單位（海龍王愛地球協會）的規劃人林于凱對於此次活動最大的感受是，把熱衷野生動物保育工作的人和致力於動物保護工作的人凝聚到了一起，使這兩個原本沒有交集的團體，彼此有了認識。
記者 吳紫靜 台中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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