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商業大學講師蔡孟彥 比較台日稅務爭議運用證據法則的差異

台北商業大學講師蔡孟彥 比較台日稅務爭議運用證據法則的差異

記者白玉台北報導

    財稅機關標榜愛心辦稅，但在稅務處理上卻是以處罰為原則，輔導為例外，且處罰比其他國家重，加上業績壓力形成稅務人員見獵心喜的心態，導致稅務紛爭高居不下。2015年4月1日（三）上午在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館國際會議廳舉辦「2015世界公民日人權論壇」，以「探討證據法則之理論與實務—證據法則在行政及審判程序之運用」為題，法律專家一同探討在課稅的行政救濟與審判中，如何讓證據來說話。台北商業大學財政稅務系兼任講師蔡孟彥，以日本的行政救濟制度及實際案例，比較台日雙方在證據法則運用上的差異，並解開了司法院對行政訴訟人民勝訴率的迷思。。

    蔡孟彥指出，我國稅捐稽徵機關或法官的判決書常會提到某個概念是抄日本的，可是在日本的資料中卻看不到這些說法，更甚者，台灣還把日本的原則當例外，把例外當原則。蔡孟彥舉例一個在日本根本不可能會出現的問題；有刑事已判決確定民眾遭受龐式騙局(即非法吸金)所害，國稅局竟以受害人有拿到利息對其課稅，卻不顧受害人被詐騙的金額遠超出所取得的利息。桃園地院行政訴訟庭錢建榮法官判決採納刑事判決認定，將稅捐處分撤銷。沒想到，國稅局上訴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既未讓人民提出書面答辯、也沒有開庭讓人民陳述意見，原判決就被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廢棄了！一樣是稅務判決，如果法官站在幫納稅人把關的角度，真的服膺憲法第八十條「依據法律獨立審判」的話，就沒有道理將國稅局說的照單全收，起碼法官可以用自己所受的法律訓練來判斷，國稅局講的話到底對或不對。

    蔡孟彥表示，台灣的稅捐稽徵機關跟國外很不一樣，台灣有個嚴重的問題，就是在稅務處理上以處罰為原則，輔導為例外，且處罰比其他國家重，他認為或許是稅務人員從以前就受到這樣的訓練，或許是因為業績壓力而有這種見獵心喜的心態，但是讓人無法理解的是，法官也配合稅捐稽徵機關起舞，「法官是沒有自信去推翻國稅局的說法，還是根本認為國稅局不會冤枉好人？」日本稅務訴訟的稅務代理人大概都是受過稅務訓練的檢察官出身，所以他們的訴訟代理人或公訴人不會對稅一無所知。日本法官也許稅務知識不太夠，可是他會有一個強有力的稅務調查官來協助他。

    最近日本有個很有名的賭馬案，國稅局說賭馬所得要課稅，可是賭馬的成本要不要算？最高法院確定，如果民眾提得出賭馬的成本就可以算。當事人提出歷來下注的電腦簽單，把成本費用扣掉以後，所得從三億多日幣剩下一千多萬，這是法院承認的。蔡孟彥表示，「日本法院並不會說這是臨訟補證，沒有證據能力，在日本的判決裡沒有這樣的問題；可是我們的國稅局或法院卻常講臨訟補證沒有證據能力。」

蔡孟彥提到黃士洲副教授曾發表了調查研究報告，顯示台灣納稅人行政訴訟的勝訴率不到一成。司法院因而發新聞稿反駁台灣的勝訴率應該有16%，還說16%已經很高了，日本更低，只有11%。「其實光看數字沒意義！日本民眾針對國稅局的核課處分可以要求更正，相當於台灣的重核處分。日本的更正申請一年平均約23萬件，經過異議(等同復查)、國稅審查(等同訴願)等行政救濟後，剩下不到400件進入訴訟程序。」蔡孟彥表示，因為日本的國稅局不打沒把握的仗，一定是證據搜集齊全了，才到法院去爭訟，所以最後人民的勝訴率不高。「日本國稅局知道有些案子有問題，是不想、也不敢進法院的，因為被法官打回來的話顏面不好看。」在日本刑事訴訟怎麼談證據法則，稅務訴訟就怎麼談證據法則。但是台灣的行政法院卻是被國稅局牽著鼻子走，所以人民的勝訴率根本不能和日本相提並論。

    蔡孟彥指出，當我們的稅捐稽徵機關或法官再提到哪些概念是來自日本時，實在應該先完整瞭解這些概念與制度及其如何落實，而不是只學個皮毛就拿來說嘴。畫虎不成反類犬的結果，犧牲的是全民最基本的人權與子孫的未來，不可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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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說：台北商業大學財政稅務系兼任講師蔡孟彥，比較台日雙方在證據法則運用上的差異，並解開了行政訴訟勝訴率的迷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