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官起訴書是行政機關陳述 不能做課稅證據

檢察官起訴書是行政機關陳述 不能做課稅證據

記者王之英台北報導

 五月報稅季即將來臨，繳稅、補稅是一般人都會面臨的問題，被形容為向人民「拔毛」的稅捐課徵，稅捐機關應該恪守哪些原則？法治國家最基本的「證據法則」能否在課稅行政、審判程序中被落實？曾經擔任洪仲丘案義務辯護律師的東吳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胡博硯，參加「2015世界公民日人權論壇」，針對「探討證據法則之理論與實務—證據法則在行政及審判程序之運用」表示，警察機關、調查機關都是行政機關，不是司法機關，檢察官的起訴書只是行政機關的陳述而已，所有的待證事項，要有證據給法院，而且證據要有證據力、證據能力，可是在臺灣，國稅局拿起訴書當作罪證證據使用，這是很粗糙的，呈現出空有法律規範、司法不足的現象。

胡博硯以「徒法不足以自行」破題表示，我們常將德國、日本、美國法的制度引進來國內，可是光抄法條，沒有把整體的法治概念移進來，這樣的差距感，如同法治的接枝移植過程當中，沒有接枝移植到該有的環境，只接枝移植到枝頭，最後的結果就是我們空有外國的法律制度，卻是沒有外國的實踐力。

在德國時，胡博硯曾經陪同台北地檢署檢察官，訪問柏林地檢署。有台北檢察官提問，如果檢察官申請羈押，法院不同意，無保飭回之後，人就跑了，請問柏林檢察官怎麼處理？柏林地檢署檢察長回答，「無保飭回就表示我們的準備不夠，表示檢察官沒有說服法院，所以在申請羈押的時候，就要把證據準備足夠去說服法院。」但是在台灣卻反其道而行，胡博硯認為，發生無保飭回嫌疑人跑了，反而會說，法官是恐龍法官，這是一個很奇怪的觀念。

    不只是檢察官要備妥證據，才能提出羈押。胡博硯認為，檢察官的起訴書，只是檢察官的陳述而已，可是在臺灣，國稅局卻經常靠起訴書來做逃漏稅的罪證證據使用，這也是反其道而行，因為檢察官的起訴書，根本不是司法機關的裁判，是很粗糙的。財政部台財訴字第09313512360號函早有明文，「認定事實需憑證據……不宜僅憑有權調查機關(如法務部調查局或各縣市警察局)移送案件及其他類似案件之移送書、筆錄或起訴書等資料核定補稅處罰，並應追蹤相關案件起訴情形及歷審判決結果，併案審酌。」但是實務上稅捐機關卻常拿檢察官的起訴資料抄一抄，就做為課稅處罰的依據。

談到當事人的聽審請求權，胡博硯表示，不管是檢察機關、國稅機關，任何一個行政機關，甚至法院，基本上都要扮演中立性的角色，對於當事人有利與不利的證據都要注意。但實務上，行政機關卻只注意對當事人不利的證據，從來沒有注意對當事人有利的證據。這個中立性義務檢察官也必須遵守，對當事人有利、不利的證據都要一起注意，但檢察官不但沒有做到，當事人甚至要擔心檢察官會不會製造不利的證據？對於這樣的情況，胡博硯感慨的表示：「變成我們拜託檢察官不要製造證據就好了！」

行政訴訟為什麼人民敗訴率這麼高？因為行政法院的法官並沒有確認，行政機關到底有沒有做錯事情。胡博硯以小林村的國賠訴訟為例指出，每次村民都會到開庭現場觀審，但是我們的二審法官，常會維持一審法官的裁判心態，不願意傾聽當事人的陳述，導致每件案件大家都窮盡救濟途徑，為什麼？因為沒有一個法官願意聽當事人完整的陳述及真正內心話，所以大家會賭運氣，賭看看會不會遇到一位願意聽當事人辛酸血淚的法官，這就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胡博硯表示，法官一個月要負擔70-80件案件，他只要趕案件，準時趕出去就已經阿彌陀佛了，所以法官基本上只看卷宗，卻沒有看到每一個案子背後，都有一個心酸故事，這是司法當局，要整體解決的。

圖說：東吳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胡博硯表示，檢察官起訴書是行政機關陳述，不能做課稅證據，任何一個行政機關，甚至法院，都要扮演中立性的角色，對於當事人有利與不利的證據都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