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探究古文字，荒徑索老子（三）銀髮游藝

這樣一來讀者便知道，漢代以後便將“首”（參看圖一b）字看成現代用的“首”字，也解釋作“頭”。因此，可以得到一個結論：漢代時，就造字而言，首、頁二字的意義已然不分! 它們兩者全都代表“頭”。不過，這應該與更早時期，對文字創造仍然視為是天降神意的誠敬性不符才是，也無法合理說明，為何竹簡老子會使用兩個寫法不同的道字？

但是，讀者如果進一步查考“首”、“頁”二字的甲骨契文與金文寫法便能看出端睨。

上表係截取自古文字類編有關“首”字與“頁”字的部份甲骨契文及金文的摩寫。由該表，讀者立刻可以發現甲骨契文的“首”字大抵表示人的頭象（甲骨文a），或其它生物乃至可能是想像中具生命現象形體的頭相形態（甲骨文b及c），而它們的相關金文則已演化成強調眼部與頭髮的造型（金文a及b）甚至於眼部更進一步以類似“目”字形表現出來（金文c）。整體來看“頁”字的變化與 “首”字類似，唯兩字間的差異便是“頁”字多了表示跽跪形態的人身全形符號。在甲骨契文中結合跽跪形態的人身全形符號所表達的文字不在少數，以《殷墟甲骨文字典》來看，所收約一千兩百零三字內，便有三十七個字屬於此類，其中多數表達的是與人的事務相關，如：卿：與人際間互動行為相關，如：宿…等直接與世俗世界活動具關聯性。但在人身全形的頭部用其它符號取代者，包括“頁”字在內僅十一例。其中“堯”字代表的是更古代的傳說聖王外，其它的字（符號）所表達的，包括人的抽象性活動行為，如：見（或視）：人的省查狀態；畯：教田也；躋：登也，（或精神狀態的提昇）；其它如：兇，監，茍（自急敕也）以及某些精神狀態下所見，如：光，鬼，鬽等。

以“躋”字來說，字型是下方的人以跽跪的方式表示，但人的頭部卻是一雙並立的足符，《說文解字》的解釋卻是：登也。從實體的角度看，跽跪的人如何登高呢？但是在甲骨卜辭裡它表達的是一種祭祀方式。讀者因此會意得知它的本義，指的是人透過某種作為，以造成精神上的提昇。所以，細審不同造型的“頁”字，筆者相信它們想表達的，應該是人在處於某種精神狀態下的感知或覺識。因此，“頁”字不能單純的解讀如《說文解字》所釋：頭也。

上述那種透過特殊儀式，使人產生處於某種精神狀態下的感知或覺識的情境，即便對於現代各宗教而言，也是非常熟悉的。因為，對外在形式來說，虔誠跪禱幾乎是共同的規範。更不用說對於神權仍然深植人心的商代以至於周代初期。當時，位於社會管理階層的人來說更應該是常態，並且多數人也深信這些行為的功效。讀者如果回顧《禮記，王制》裡面所稱「天子必齊」，其中之一指的就是天子齋戒受諫。事實上，那不止是天子的事，而是整個政府體系的大事，因為每一年固定的時節，上至司寇下至百官，都必須「作齊」以備詢。「作齊」的目的則是透過誠敬祈禱，寄望因此有感於神明，以表明政事能無愧於天地鬼神。

但是，事實上真能作到身心因祈求而有感應的人，應該卻越來越少。這就像現代社會上許多人學習靜坐一樣，多數的人很快就能體會到身心沉靜片刻的好處，但能進一步感受、甚至進入經典內所記載的種種不同境界，則人言人殊。這點，在當時的儒家經典論述內，已可看到。

比如說，《管子‧內業四十九》內的一段論述：『…心意定而天下聽。摶氣如神，萬物備存。能摶乎﹖能一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己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這段文字充分表示出，當時已有人認為：虛心靜默的功能，能引致精氣的極端貫注，因此使人能透過專注思索，心中便有所得，所以，否定了另有神明介入的故說。

專注靜默產生的氣感，是可以以許多不同的型態呈現出來。以筆者的經驗來說大略如下：初學香功的人，最常有氣感的部位通常在手掌、手肘甚至由背部環通雙手；學外丹功的人，則易得氣於手的指掌、膝部及肩部，氣血旺盛的人，甚至於很快感覺到手部似乎充氣般，不由自主的飄浮起來；學太極拳者，如果願意下功夫在起式的凝神上，很快的下丹田便會有氣感，有些人則是全身發熱，氣遊四肢；靜坐的人，如果由觀息入丹田，那麼，氣感易起於丹田，如果觀鼻尖，氣感易起於口、鼻四周。而且，年輕氣盛，或常運動的人，靜坐時如果能心虛、專志，便容易感受到氣感如吹氣般貫注脊背，因此身體便會自然挺拔。這種感受，古人早有記載。因此，筆者推估甲骨契文的“自”字便是反映在敬禱祈神時，氣起鼻翼周邊後，進一步便能感應先祖神識的狀態。因此“自”字最初始的意思，便是「開始」或「來自於」。如果這個臆測不太離譜，那麼上列表中“首”字的（金文c）字，與“頁”字的（金文a）字，字體表現的人形頭部便應該是用“自”字的簡化、箝入，用以表達人的氣能夠通達於天地。

我們如果將郭店竹簡文章《性自命出》，解讀作現代行為心理學的雛形版本，便易於理會「人行道」與「氣行道」分化而出的狀況。

從歷史進化的過程來看，商代甲骨契文卜辭內所載，連日常行動都無所不的敬問神明的事實，一方面彰顯出：神權的高階管理人員專屬性，間接暗示的，則是人民只能全力奉獻於勞務及生產活動的狀況。而到了周代，依上述《禮記‧王制》的記載，似乎已將上通神明，獲取神諭的權力下放至中、低階管理官員手上。其目的，顯然祈望天下的政治治理，都能冥合那不為人所能知道的自然運作法則。然而，不為當時人所能預知的，卻是通神過程的運作並非人人一致。其結果如同前文討論現代人修習靜坐反應，以及練習氣感作用的感覺ㄧ般：人言言殊！這樣一來，反而開啟了華夏地域人文思惟的恢弘世紀。讀者如果一併參考近代考古學所發掘出，那個時代諸多的工藝文物成品，如：編鐘、越王勾踐劍…等，相較於西方要遲到十八世紀中葉，才產生功能商尚屬初階的大鍵琴，已及二十世才有類似的防銹技藝，便可以體悟到當時的人文活動盛況。不論從工藝技藝的產生、應用，乃至歷經兩千餘年仍能發揮利民功能的水利工程，以至於到人文思想的探索，諸如：由純「神道」轉入中性的「氣道」原則，最終著重於「人道」的探索…等成果來看，筆者個人認為：東方早期的文藝振興，較諸西方的中世紀的文藝復興，整體來說領先了兩千年。

當時人文思惟的興起，想來對掌管不同面向的高階管理官員的觀念岐化成形，產生深遠的影響，這種結果，在《國語》、《戰國策》內都已歷歷在目。以本文探討的“道”字演化而言，應該也屬於大環境文化變遷的產物。老子身居史官之職，必然習於思索觀念上仍屬主導地位的神性化形上法則；而另一方面，在民間遊走的孔子，日日面臨的卻是紛雜的，世俗人性主導的世界，他思索的必然是如何有效管理好人的根本行為。這樣一來，前者顯然會偏用能融通神、人，屬於形上的「氣行道」，後者則重視主體遍及人際間規範的「人行道」，看來也就順理成章，不足為奇了。

與純粹司掌神職，不直接涉入政事的巫者不同，柱下史老子，每日在朝廷上聽聞諸侯間假行義之名，取奪利之實的劇烈兼併，使諸侯國的數目，從周初《荀子‧儒效》所說「立七十一國」，到僅餘七國，豈能不感受到「神道」難以教化「人道」的困境？筆者猜想這或許便是竹簡老子內「神」、「人」二道並存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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