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世新的辦學不辦報來看掌權者正一步步將台灣推入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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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謝明海的貼文分享,得知世新校長竟然說出辦學不辦報的荒謬話語,看到6年間,世新董事會自身的預算,從每年300多萬,急速上升到1100多萬元;看到一年的立報編輯部被告知每年出差經費只有五千元,然而記者群仍盡力作報導;看到董事會要求只作教育方面的新聞,矮化新聞的涵蓋面;看到世新傳院院長竟還洋洋得意談論炒作房產賺錢的無恥;看到發行部門窄化時任社長成露茜對於「教育」的定義,將立報所報導之新聞窄化為與學校教育有關的內容;董事會卻堅持停數位只印紙本、限定教育、完全不作即時。更讓人訝異的一項要求是:明確要求不做國際新聞;讓人義憤的從來是校方的立場與發言,那預示未來「辦學不辦報」的世新將會培養出什麼樣的媒體工作者,進而將新聞領向死亡。。。

好奇寶寶認為現在台灣的亂象,不少是由台面上掌權者所導致,雖然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現在卻是由關鍵人物扮演著老鼠屎的角色,頂新集團,我們可以用人民的力量去抵制他們的商品,要讓頂新集團倒!二代富的權貴之子,我們可以用選票來發聲,但是向世新這樣的老鼠屎,破壞台灣人最引以為傲的風骨,又該如何呢?有誰能提出個好點子,救救台灣的核心價值免於淪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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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記者謝明海臉書上的貼文:

管老師說的,比世新吳永乾校長好上千萬倍。這樣的邏輯思維,還適合當世新校長嗎?他可能不知道,色情刊物的發行量遠大於很多有影響力的報紙。
『成舍我在臨終前無法言語,但仍然拿起筆來在紙上寫下:我要說話。這樣的精神也是辦《立報》的精神,因為他曾說,《立報》為確實做到「為老百姓說話」,這正是發行量只有六百份的《台灣立報》的重要價值。』

【周四專欄】管中祥:一份銷量只有六百份的報紙有什麼價值?

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47/article/1958

世新大學校長吳永乾在和學生座談中,回應外界質疑《台灣立報》及《破報》的存續問題,他略顯激動地說:我們是來辦學的,不是來辦報的。辦報是為了能夠支援我們教學,提供實習機會,增加學校的知名度、光彩,你如果發行只有六百份,我請問你們增加了什麼光彩?

吳校長說的數字未必正確,在立報停刊前,發行量大約仍有兩千份,但不論六百,還是兩千,《立報》的紙本發行量的確不高。

以發行量評估報紙存在的價值,恐怕是真的不了解新聞媒體存在的價值。用個未必完全貼切的類比來說,紐約時報、衛報的發行量和以銷量見長的幾家「小」報比較,當然不高,但不會有人說這兩家報紙沒有存在的價值;《四方報》發行量約兩萬份,遠遜於許多主流報刊,但《四方報》存在的價值豈是些大報能夠相比。

一份報紙要有多少發行量才有價值?雖然見仁見智,但如何認定報紙的價值卻反應出評價者背後的價值。吳永乾究竟怎麼想,或許並不是那麼重要,只是吳校長說的這句話,和世新及《立報》的創辦人,同時也是世新前校長成舍我的理念相互對照,恐怕是極大的諷刺。

1988年1月1日報禁解除,《台灣立報》於7月12日創刊,當年91歲,視力殘弱,一生以辦報為職志的成舍我,在發刊辭上寫著:「我今年已九十一歲,正應迅速退休,頤養晚年,靜待最後一天的來臨。不特時間極短的中國新聞史,沒有九十一歲的人創辦新報,即在世界新聞史中,似乎也沒有任何國家的高齡老人,敢如此胡塗冒險。」

一份新的報紙是沒有發行量的,但無損於他成立與存在的價值。《立報》剛發行時,要錢沒錢,對手環伺,前途一片渺茫。但為什麼成舍我卻敢如此糊塗冒險?他說,除了要「供應世新校友及在校同學,實現其所學的新聞理論及增進其技術。」更重要的是,「開放報禁證明台灣確已有新聞自由,並證明我四十年前的誓言,雖然中共能摧毀我的世界日報,但無法摧毀我畢生獻身新聞事業,發揮正義,反抗暴力的意志。台灣《立報》將百分之百為搶救國家生存,維護人民福利,為人民說話,永遠不受任何黨派及資本家操縱。」

無黨無派、自主獨立、對抗強權、弱勢發聲,是世新存在及《立報》成立的重要價值。

世新的特色之一就是廣納異議者,當時,受白色恐怖壓迫,不見容於當道的知識份子,不分統獨、不論左右齊聚翠谷作育英才,這些平日見面會吵架反叛人士,即使生毛帶角,意見不同,但卻共同對權威體制不滿,並且起身對抗。成舍我不擔心政治上沒禮貌的「壞人」帶壞學生,世新反倒成了這些人的避風港,也為學校培養出許許多多異議人才。

這樣的辦學理念雖然老派,但卻是大學存在的基本價值,因為大學本來就不是要為權力者服務,也不是要培養企業最愛用人才,而是要能創建自由與多元的風氣,實踐批判精神。

《立報》不是台灣報禁開放後第一份發行的報刊,但卻是解除報禁至今,維持最久的報紙。不論是報禁後才成立的首都早報、中時晚報、太平洋時報、環球日報,或者老牌的中央日報、民生報,這些依恃政黨或廣告經營的商業媒體早已一個個退出市場。而一直不被看好的《台灣立報》,不但能在世新大學的支持下持續經營,更重要的是,不靠財團、不靠廣告的營運模式,也讓《立報》在逐漸右傾、強調利潤價值的媒體市場,仍能堅持報業應有的獨立與多元精神。

《立報》雖小,勞動條件也差,但卻是台灣少數能連結弱勢,持續異議的媒體,不但有犀利與相對左翼的言論,也創立其它媒體毫不在意的性別版、族群版、東南亞版,並孕生了《破報》與《四方報》。在諸多重要的社會議題上,例如樂生保留運動、反國光石化、反戰、大埔案、河岸迫遷,《台灣立報》不只大量報導,更扮演起監督者的重要角色。

成舍我辦世新、辦《立報》時,未必存在著宏大或是高調的「左派」思想,他要辦的只是「大眾化報紙」,這份報刊不是為了資本家、廣告而存在,而是要滿足大眾在各樣知識與資訊的需要,是讓大眾發聲,維持批判性言論的存在空間。

成舍我在臨終前無法言語,但仍然拿起筆來在紙上寫下:我要說話。這樣的精神也是辦《立報》的精神,因為他曾說,《立報》為確實做到「為老百姓說話」,這正是發行量只有六百份的《台灣立報》的重要價值。

對於《立報》及其與世新的關係,成舍我在《台灣立報》創刊辭說的十分明白。他說:

台灣《立報》,今日創刊,我雖不敢確保這張報必將辦得光輝燦爛,十分精彩,但我定可確保,這張報一定能發揮正義抵抗暴力,為老百姓說話,不但不會依附任何黨派,並將永遠不致如英美等國家報紙,儘管不是黨派的政治工具,但卻是資本家的發財工具。「世界新聞專科學校」是財團法人,世新的台灣《立報》,當然也就是財團法人,英美報紙往往為投資者或大幅廣告登戶所操縱,相信台灣《立報》,永遠不會發生此弊害。

成舍我的一生都在和政治巨獸,財閥資本戰鬥,不論是辦學或辦報,都是要在政商結盟的資本主義社會殺出血路,堅持辦學及媒體的多元與批判精神。沒想到在過逝23年後,卻被繼任者狠狠打臉,若是地下有知,不知如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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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專欄】胡慕情:我要說話

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7/article/1947

世新大學經營的兩份報紙立報與破報,前者是報人成舍我秉持「我要說話」的新聞精神,堅持不有廣告收益而創立之報紙,後者是已過世的立報前社長成露茜為次文化發聲而創,兩份報紙的收益從來就不好,尤其是立報,拒絕任何廣告。但那是為留一方直挺說話的空間,那樣的空間,讓許多社會議題有轉圜的立基,比如樂生、都原部落、莫拉克風災時的大愛村計劃等。這樣清新的環境,培養出許多耐挫力高的新聞媒體工作者,即便離開破、立兩報,在媒體環境愈趨惡劣的情況下,依舊牢記「新聞為公眾」存在的守則而持續發聲。

立報在獨立媒體尚未蔚為風潮之際,是少數針對各式社會議題深入追蹤的媒體,經常以小搏大,翻轉公眾對弱勢議題的漠不關心。是以這兩份報紙在年初傳出停刊消息,除引發員工不滿,許多關懷媒體的閱聽眾也加入聲援,當時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丘延亮老師告知,許多具社會關懷的老前輩對形象正面、價值相對清晰的立報要停刊感到震驚,希望破、立兩報可以維持運作。儘管學界挺身而出協助破、立兩報員工抗議,但破報終究完全收刊、立報則暫時休刊,於九月重現江湖。但彼時關心立報者看到立報頭版莫不退避三舍,某已離職編輯忍不住評論:現在的立報跟「世間情」一樣沒有極限。

一份原具風骨的報紙如此劇烈轉變,與現行社長、世新傳院院長彭懷恩不無關係,彭懷恩曾大剌剌表示:「士魂商才! 昨晚研究台灣立報,四方報資產負債表,除了嘆氣,還是嘆氣!怎麼如此沒有商業頭腦!我大學時就不向家裏拿錢,一路走來,投資房地產,創允晨文化(新光投資),擁有風雲論壇,辦休閒雜誌,開彩色盤餐廳,投資亮晶晶快速冲洗照片店,鳳誠音響,經營領域咖啡館,有賺有賠!但是快樂學習到資本主義的邏輯! 我最看不起那些汚國科會,報假帳,剝削工讀生的假道學教授!還有那些用什麼基金會為白手套的吸血鬼!有種,正大光明賺錢!」

房地產炒作是現在政經環境敗壞甚至媒體墮落的根源,世新傳院院長竟還洋洋得意,唯有世風日下可以形容。當時以為這已是立報最難堪的狀態,豈料日前世新校長吳永乾與學生會談的發言更是等而下之。吳永乾首先說明破、立兩報停刊並非他的決定,但因「教學資源」珍貴,在破、立兩報發行量從五、六萬份掉到六百份,且不能提供實習空間,卻還要因此支出兩千五百萬的情況下,必須整頓。他說:「我們是來辦學的,不是來辦報的。辦報是為了能夠支援我們教學,提供實習機會,增加學校的知名度、光彩,你如果發行只有六百份,我請問你們增加了什麼光彩?」

若將吳永乾的話放置在立報創立時,以及現今的社會環境脈絡下來看,世新大學確實可以選擇「只辦學不辦報」。但身為一個世新傳播學院畢業,以及在立報服務五年的學生、媒體工作者,乃至於閱聽眾身份的人,萬萬難以接受校方暗示性地以發行份數抹除立報同事曾想努力轉型卻不被接受的過程、推卸經營者的責任。更精確地說,從校方強勢打壓立報的過程來看,只更彰顯世新作為一家傳播起家的學校之失格與無能,因為根本不了解自家發行報紙的優勢。

在我進入立報服務時,台灣的媒體環境已經相當低迷,地方記者頻被裁員,然而那正是弱勢新聞與新聞從事者眼光必須關注之所在。當時,立報發行量已經不佳,其中一個原因,在於發行部門窄化時任社長成露茜對於「教育」的定義,將立報所報導之新聞窄化為與學校教育有關的內容。

這樣的窄化,正是為了鞏固數字上的發行量。中、小學經常辦理活動,這些活動必須核銷、必須繳交報告,因而需要媒體露出。業務部只要跑學校,就有基本業績。然而這種看輕閱聽眾市場的行為,卻反噬了立報得以拓展的空間。首先,業務部會要求記者銷假採訪「校慶」並且須有版面露出,這雖是相對輕微的置入性行銷,但卻影響記者的勞動權益,且忽略這樣的新聞並無價值,當這樣的新聞量多,便使得非學校的訂戶對立報的閱讀興趣越低。勞動者成就感低落、福利條件不佳,當其他媒體招手,資深工作者便流動,那讓好新聞出現更不可能。

另一個關鍵原因,是校方「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的心態。校方要將立報當成招牌,但編輯部被告知每年出差經費只有五千元。在這樣的情況下,記者根本無法做出質量俱佳的新聞,甚至,為了填版面,必須改編中央社新聞。然而,立報的同事很少埋怨。因為它有相對獨立的空間與版面。為了新聞業最珍貴的版面,為了新聞就是要監督權力的理念,同事多半壓榨自己在工作。

莫拉克風災發生時我仍在立報服務,當時主流媒體受限於慈濟的壓力,完全無法為錯誤的重建政策發聲,但立報沒有包袱,當時立報與苦勞網等媒體開了第一槍,中國時報後續跟進,大愛村的政策因而稍有轉圜餘地。那一系列報導如何在五千塊的經費限制做出來?北高來回,靠高鐵的救災專車。到了高鐵站後,請災區的友人來載我。吃由自己花費,住則依靠災民,甚至在小林村的路未能暢通時,請災民用小客車送我們進小林村,油錢?災民付。而莫拉克風災只是其中一例,校方所不知道的是,有多少同業羨慕立報的空間,為了閱聽眾該知道的訊息,願意動用自己的資源,協助立報的同事處理交通與住宿的支出。

這些人從來沒有認為我或立報欠負他們,因為他們很清楚,若非如此,那些該被看見、指正的事物便無法被看見。那正是立報最難以取代的價值。它的價值,不是紙張的印刷數之多寡,而是在那樣資源缺乏的限制下,還能鼓動許多人一起合作。那正是為何立報要停刊時,會有吳永乾所厭惡的「來抗議的絕大部分不是員工」。試問,有哪一份報紙要停刊時,可以有無關乎其利益的人願意挺身而出發聲?那不僅是光彩,更是探照燈,只不過校方有眼無珠。

的確,立報紙本發行量低得可笑,但透過立報這個機構所寫出的新聞閱讀率並不低。社交媒體臉書尚未出現時,是部落格的時代,當時我嘗試進行將所寫新聞貼至部落格,再藉由推特轉出的實驗,長期觀察,點閱率都不低,一天的閱讀量可以達好幾千人,遠遠超過發行。且因立報容許記者長期追蹤某議題,透過網路媒介,相當容易培養固定讀者。當時甚至有推特上的網友因此回頭訂紙本報紙。

這顯示的是立報具有存活下去的優勢。其優勢就是有一群仍相信新聞理念的人投身其中,但校方從來沒有想要好好把握這些契機,這使得立報在獨立媒體蓬勃之後,似乎顯得更無存在必要。

然而真是如此?立報停刊前,仍在立報服務的同事提出許多轉型意見,如停印刷專心數位、不再限定教育專業、強化即時,但董事會卻堅持停數位只印紙本、限定教育、完全不作即時。更讓人訝異的一項要求是:明確要求不做國際新聞。要是認真閱讀立報就知道,立報做得最好的一塊版面正是國際新聞,國際新聞在現今媒體幾乎一灘死水,董事會的決定若非無知,便是有意要立報「被自殺」。

成露茜曾說,創設立報、破報乃至於四方報,為得不是存續。它們可以死亡,當這媒介所關心與推進的事務已確實改變。只可惜,典型在夙昔。既然立報未曾認真思索轉型,在獨立媒體蓬勃之際,死不足惜。讓人義憤的從來是校方的立場與發言,那預示未來「辦學不辦報」的世新將會培養出什麼樣的媒體工作者,進而將新聞領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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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專欄】管中祥:堅持異議、邁向公共—為《立報》與《破報》存續進言

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47/article/1280

 

世新大學多年經營台灣新聞界重要品牌「另類媒體集團」—《台灣立報》、《破報》與《四方報》,其中《立報》與《破報》無預警的休刊與停刊,引發台灣社運圈、知識圈,以及世新師生一片嘩然。

4月15日上午,世新大學的「勞權小組」發起搶救行動,關心此事的師生及校友在行政大樓前聚集。他們指出,「立報」、「破報,雖由校方經營,卻已是具公共性獨立媒體,但世新董事會在資金與市場的考量下,將兩刊物當「私產」處理。他們也表示,校方聲稱經營困難,但在世新公開的帳目中清楚可見:董事會支出的實際花費和預算是逐年地升高和擴編。6年間,董事會自身的預算,從每年300多萬,急速上升到1100多萬元,因此,對校方以財務作為停刊理由大表質疑。

世新的校友也發表「堅持異議、邁向公共—請世新董事會三思立報與破報的存續」的連署。聯合聲明指出,「26年來,世新大學以歷屆校友之學雜費收入、社會各界之捐助等資金,維繫台灣《立報》與《破報》的運作。正是這不受制於市場與商業利益的獨立財源,方使台灣《立報》能夠在高度資本主義化、不知公共性為何物的台灣傳媒生態中,維持一定的獨立性與批判性。台灣《立報》、《破報》乃至世新大學,能夠卓然而立於台灣,所憑藉的正是成舍我先生畢生所信仰之大眾化、公共化信念。這不但是世新大學師生員工與校友的珍貴資產,更是台灣傳媒不可或缺的另類媒體實踐。社會對於《立報》與《破報》的支持及其所累積之聲望,已非一校獨有的珍貴公共資產,《立報》與《破報》的存在不僅是世新創校精神的體現,其標榜的左翼精神,更是資本主義媒體霸權中,必須存在的異議之聲。」

堅持異議,多元包容,一直是「世新」的重要價值。1924年,世新創辦人成舍我以200大洋創立《世界晚報》,那時便確定了辦報的四項宗旨:言論公正、不畏強暴、不受津貼和消息精確。

成舍我在南京辦《民生報》時,曾經踼爆汪精衛的親信彭學沛貪污,當時有人勸阻不要刊登,以免惹禍上身,不過,成舍我卻秉持辦報初衷,執意揭露。最後汪精衛拘禁成舍我40天,並且下令《民生報》永遠停刊。

汪精衛派人告訴成舍我,只要寫一封道歉信,就可以把事情搓掉。成舍我不但拒絕,還回嗆說:「惟其不怕頭破血流,才配做新聞記者。而且我十分相信,這場反貪污的正義鬥爭,最後勝利必屬於我。我可以做一輩子新聞記者,汪先生不可能做一輩子行政院長。」留下華人新聞史上的銘言佳話。

兩天不到的時間,超過四千人參與世新校友發起的連署,希望世新董事會能再三思《立報》的存續問題。一位校友在臉書的活動專頁上寫著:

「破報立報是學校的資產,不能只看營收上的數字,而忽略了教育層面上的價值。一間以傳播為原點與特色的學校,在學生的媒體素養培育上,原本就該是給學生多元觀點的可能性與養分,避免學生缺乏自主觀點而只往政治正確的方向思考。請學校三思,許多校友是將母校有破報與立報這樣的媒體引以為榮的,在城市的角落拿到破報的時候,往往提醒了我們,要有自己思考的能力,而非在媒體工作時只往長官的喜好去做報導與著墨, 至少晚生如此。」

成舍我的辦報精神也是世新的重要價值。在威權戒嚴的年代,世新延攬許多不見得容於當道的異議人士擔任教師,包括:傅正、曾祥鐸、黃煌雄、王曉波、陳鼓應、李筱峰、陳少廷、張俊宏,他們在政治光譜上或統或獨、或左或右,卻都遭到主流政體的排斥與壓迫,但在成舍我的力挺下,齊聚在木柵翠谷作育英才,成為滋養世新學生,及至於未來新聞人思辯與異議的重要土壤及養份。而這樣的異議與公共精神也在之後創立的《立報》、《破報》、《四方報》中繼續實踐。

在世新校友發起的「堅持異議、邁向公共—請世新董事會三思立報與破報的存續」的聯合聲明中坦承,由於國家教育資源長期的不當配置,讓先天已經不平等的公私立大學,處於高度不對等的競爭關係。加上台灣高等教育近年受到少子化與教育商品化的衝擊,更使私人興學日益困難。但他們也呼籲,世新大學必須在台灣《立報》與《破報》所累積多年之社會聲望、公信力、對於新聞傳播教育的必要性上,重新思考台灣《立報》與《破報》的存廢。

理想的狀況是,世新大學可以考慮一肩扛起《立報》與《破報》的生存,繼續世新與社會的公共資產,為社會及世新師生留下典範。但或者也可以考量英國《衛報》的模式,以社會企業的經營方式延續兩刊的獨立性與公共化。

英國《衛報》在C.P.Scott及Edward Scott兩位老闆相繼過逝後,接任的John Scott為了避免龐大的遺產稅及維繫新聞獨立性與商業經營,將公司所有的股權轉移到「史考特信託基金會」,並放棄他和員工的紅利。「史考特信託基金會」信託管理人大致有三種類型,包括史考特家族、員工和外部成員,而員工佔了大多數。基金會並不干預 《衛報》運作,維持編採獨立自主,在報業一片哀嚎聲中,《衛報》仍有一定程度的獲利,更重要的是,在英國逐漸右傾的媒體環境中, 《衛報》仍然維持社會的異議之聲。

事實上,類似的觀點世新及《立報》的創辦人成舍我早巳闡明。他在1944 年發表的「報紙必如何始真能代表民意」文章就指出:

「每一報館,略如私立學校之董事會,由國家立法,組織一編輯委員會,除投資主辦報館者得自由延聘委員三分之一外,餘由學術機關,法定民眾團體,讀者代表選派三分之二。凡主筆編輯之任免,言論方針之制定,皆由此委員會決定,資方無權干涉。」

成舍我在這篇文章中明確表明對報業發展的建言,並且指出如何維持編採自主與報業的獨立性與公共性的積極作法,不僅是華人新聞史上的重要觀點與文獻,也為大型資本籠罩的傳媒生態中開創另類之路。

當然,在現實上,未必需要由國家規範商業媒體如何經營,但也許世新校方可以回到成舍我先生異議且豐富的人生中尋求解決之道。在這樣的精神下,世新每年提撥經費,設立公共基金,作為《立報》與《破報》的部分財源,並開放社會捐贈、公眾集資,委由專業團體及員工經營,建立公開透明的問責機制,讓《立報》與《破報》成為社會的公共資產,持續在資本主義媒體霸權中,作為必須存在的異議之聲。

(本中照片授權自「世新大學勞動權益行動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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