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正義

這是「消磁的正義」撰稿記者吳東牧，於2001年蘇案再審開庭時，所寫的法庭觀察文章，曾發表在「人本」、「司改雜誌」、「台灣人權」等刊物

消失的媒體

蘇案第十九次開庭，來了比較多的媒體。

「比較多」的意思，是跟第一次之後、第十九次之前的絕大部份開庭，記者席空蕩蕩的情況相比，這次的確來了比較多的記者，大概六、七個。他們在法庭外追問被告律師，找尋當初扣案兇刀的下落，可有結果。

記得嗎？人別訊問之後的第一次開庭。那時候，所有的電子媒體有志一同，幾乎說破唇舌，想要說服高等法院，讓這個案子可以用直接、或者間接轉播的方式，呈現在社會大眾面前。
聽聽當初的理由：這是社會矚目的重大案件，媒體當仁不讓，要維護民眾知的權益。

第一次，媒體的目的達成一半。第二次以後，法院關閉了間接轉播的大門，因為第一時間來的人，沒有坐滿整個法庭，沒必要把法庭活動的實況影像轉接到外面的旁聽區。而沒有坐滿整個法庭，一部份，是因為媒體逐漸消失了。

也許我們可以怪法院的藉口，怪法院的退縮。但是除了法庭實況轉播這個最直接的方式之外，難道真的沒有其他方法，可以間接維護民眾知的權益了嗎？

第二次、第三次，一直到第十九次的開庭，透過法庭活動所透露出來的、越來越接近事發真相的核心訊息，難道不再重要了嗎？還是這個案件不該繼續受到社會矚目嗎？

捫心自問，讓身為記者，同時也很久沒有來旁聽的我，自覺有點難堪。

消失的警察

警察的工作之一，是尋找消失了的人，例如，失蹤人口，或者通緝犯。

他們會以專案、臨檢、路檢、盤查等等各種名義，在不一定特定的地方，攔下不一定特定的人，索取身分證供他們核對。

他們會根據遭通緝者的地址資料，把在信件中寫上各種不關痛養的說詞，把這些人騙來分局歸案，增加績效－－儘管這些人甚至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遭到通緝。

在這些時候，警察展現出亂槍打鳥、在所不惜的刻苦尋人功夫。不過如果找的是自己人，情況可能另當別論。

在前幾次開庭，蘇案被告的律師，曾經要求合議庭傳喚一名汐止分局的警察出庭作證，釐清一些案情。合議庭接受這個提議，但是傳票發出去了，人卻一直沒出現在法庭當中。

合議庭在這次開庭，說明了找不到人的複雜因素。其中一個部份，是汐止分局沒辦法聯繫上這位已經調職、可能離職的警察。甚至人員異動留下的基本資料，也早就因為幾次淹水，煙波渺渺了。

消失的儀式

法警交叉著雙手，以無所謂的三七步站在法庭的一隅。開庭接近尾聲，他們等不及審判長和當事人的討論完畢，沒有收到任何指令，就迫不及待地為蘇建和三個人上手銬、腳鐐。

法警不是法庭活動的主角，但卻是法庭活動、至少是法庭儀式的一部份。

法院在很多時候，是講求形式主義的。比如，有時候明明知道沒有必要，也必須讓各方當事人，陳述一些也許和案情核心不太相干的事情，筆錄上，也必須詳細記載這些內容。又比如，明明知道當事人不一定會爭執，仍然要他們確認。

這樣的形式主義，有時候使得法庭活動的節奏放慢，令旁觀者煩悶，也遭到不少批評。但是如果以「踐行正當程序」的理由，強調行禮如儀的必要性，是可以說服一些人，至少是可以說服我的。因為法庭儀式中，受禮拜的對象是程序正義，而非旁觀者。

問題是，台灣的法庭在踐行正當程序的時候，表演者又顯露出對儀式的不在意，以及不尊重，就比如那無所謂的三七步，以及合議庭對三七步，還有其他人自作主張的無所謂。

崇尚程序莊嚴的人，也許會堅持法庭的威儀。務實論者，也許會簡化某些儀式：法警不一定要站著，坐在方便戒護的地方就可以了。這是兩端，但三七步的法警顯然不是執中而行，而是把兩端都放棄了。

這樣的儀式，不如讓它消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