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過社工?社會事件層出不窮,應立即強化基層通報聯防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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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北部「8歲女童餓死事件」,日前行政院長江宜樺表示,將責成地方政府強化社工通報體系。諸如,早先的南投縣曹小妹事件、新北市新店區發生震驚全國的男童虐死案,年僅2歲的幼童,遭到母親同居人及3名友人,涉嫌以毒品餵食且毆打,導致男童不幸身亡;一名已18歲的女子「小美」指控,自己3歲多就被生父猥褻、性侵,生父還向她求婚事件震驚社會等,社會事件的層出不窮,往往身為第一線的社工,所獲得的社會關注及壓力特別大,甚至出了狀況,社工人員往往是被社會大眾及政府官員指責的對象。針對類似事件,甚有社工呼籲,要強化社工勞動條件,應當避免將社會事件責任,強加在社工體系。身為社區工作者又有基層鄰長身份的簡宏哲秘書長,對於社工通報問題,提出了自己的部分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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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擔任臺中市都市原住民族部落文化發展協會的秘書長,身在都市部落當中,還能看見原住民社區,保有部落互助及文化約束的道德感,就算有家暴問題、不當管教事件,在緊密的家族生活關係下,仍會有監視與勸說的網絡存在,大幅減少社會問題的產生,加上位處都會區,對外聯繫也比在原鄉部落迅速許多。像我小時候,父親會說他小時候的在地互動,認為早期社會,人心比較純樸,加上農業社會有幫工的關係,地方鄰里都很熟識,誰是誰一見面幾乎都叫得出名字,以前的人都不敢輕易做壞事,因為一旦違犯法律或是抵觸道德,很容易在鄉里間被傳開了,成為八卦事件。這樣的關係容易產生一種道德約束,因此在地人想做壞事,還要再三衡量,以免丟了家族或父母的臉面,會一生都抬不起頭來。

曾經住過公寓大樓的簡秘書長也提到:都會區的家庭事件,若位處於公寓大樓,集合式住宅雖然有管理委員會,但是垂直的生活環境,破壞了傳統農村或非都會區的橫向鄰里關係,直接解體了人類最自然的互動方式。加上住戶來自四面八方,平日幾無往來,就算某一住戶有任何狀況,除非是火災、竊盜等問題會引起眾人關注,反而如夫妻爭吵、子女管教不當或打牌賭博、不明人士的往來等等,基於自保與不要惹火燒身的心態,通常不是視而不見,就是隱忍到一段時間,趕緊搬家了事。所以問題來來去去,一樣無解或沒有改善。

近年來,基層出現有關家庭暴力、生命安全的社會事件,一旦被媒體批露,若輿論不利政府,當權者首要想到的是如何檢討社福體制,一次又一次的強化社福通報機制。問題是公務體系的社福通報,有其依法行政的僵化不便;民間福利單位的第一線社工,也只能依附在機構網絡及法定的通報程序上,在既有個案數量的管理壓力,還要兼顧行政庶務等壓力,面對快速變動的社會變遷,不用說先如何維持現有預防能力,還要擔心社工能量被無止盡的消耗,很快就陣亡。政府的體制若不改善,再多的社工投入第一線,也只能依照法定程序與體系分工來辦理,至於如何運用社會關係或社會網絡,來進行最基層的社區安全預防,現階段都還遙不可及。

政府為什麼不去檢討及加強,比如民政、家政(教育)系統的通報機制呢。就算補足法定的社工人力,政府同樣可以推諉於案件太多,可以往下追究「委外」的社工人員責任,通常先模擬焦點,等待社工成為擋箭牌後,再來發表檢討體系能力不足等聲明。說穿了,就是社工體系比較「細漢」。一個國家可以被執政到「很需要社會工作」的體系,成為另類名副其實的福利國家,也算不簡單了。就算投入社會福利服務的民間團體不計其數,照樣無法彌補基層通報的責任失衡。

像最瞭解在地的民政系統,則有村里幹事,但是村里幹事往往是鄉鎮區公所、民意代表或里長的自己人,甚至擔任樁腳都有可能,怎麼會去檢討民政體系,向上延燒不就自找麻煩。更何況村里長系統與社區發展協會往往有派系問題,要這兩個一向相處不易的人馬,在通報體系上整合或互通有無,那絕對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還有,家政(教育)系統,比如國小、國中等學校,幾乎是隸屬公部分教育單位,出事要身為公務人員的教師、校長扛責,通常要面臨家長的反彈,除非是學校的老師或校長本身施政不力,或本身就得不到學生家長的支持,要不然究責學校人員,等同打了政府一巴掌;看來看去還是社工體系最好欺負,尤其是社會福利計畫委外多如牛毛,等同分擔了政府應當落實的責任,卻順理成章擔任政府面對責任的防火牆。長期以來,社工被標籤化了,一有不如預期的事故責任,就被當成善後的垃圾桶,如此常態,再不加緊倡導及思考修正,再多的社工加入通報,只靠社福系統,也無法提高社會事件的預防靈敏度。

我認為完善三角聯防(家政、教育、社政等)機制,是當務之急,學校社工師也應當深入社區組織及瞭解鄰里系統的運作方式,推動社福機構、社區組織、村里辦公室及學校等多元通報與關懷系統,讓不同單位的垂直網絡,直接在社區進行橫向的通報整合,甚至可由警政單位,固定時間或不定時在區域內,召開警政治安及家庭安全聯繫會報,讓基層單位如警察、社區組織、村里長、區公所人員(社會課、民政課)、縣市政府社福單位人員、負責兒少婦女及家暴之福利機構人員,能夠共同參與,將各種危安資訊與可能的事件資訊加以流通,並交換經驗分享,更能達到第一線實務預防的機動力及資源聯結的最大彈性。

當然,盡可能減少社會事件的發生,是任何助人工作者的盼望。我認為在體制內,最主要的改善方式,還是要政府面對通報機制,應該要有合理的配套措施,而不是遇到問題,首先想到最簡單的思維,先把責任都推給社工體制,這不是政府應有的政策道德。我也在此呼籲,立法委員應當以身作則,可以思考把社工背景的人力,納入部分國會助理的運用人選,加強基層社會服務與地方民意的蒐集,更有利於社福政策的健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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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時間: 2010.11.23

紫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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