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莉 檢討扭曲的國中教育

【記者黃致鈞／台北報導】決定三十一萬學子人生方向的國中基測，將於五月二十四日登場，《天下雜誌》主筆李雪莉以〈我不想上學〉為題，系統性探討扭曲的教育機制與市場邏輯，及「優勢者更競爭，弱勢者更弱勢」的國中教育。

五月下旬，新政府上台，全台三十一萬國中生也摩拳擦掌，準備擠進高中窄門。「當馬(準)總統說自己每一年在外吃七百個便當時，我姪子也是每一年在外吃七百個便當」，李雪莉發現，國中生是很特殊的一群「教育產物」，在體制裡過著「很糟的生活」，聯考時代國二、國三才開始苦，為什麼現在孩子國一就愁眉苦臉？「這麼多的孩子到底經歷了什麼樣的生命歷程？」，種種原因促使李雪莉撰寫〈我不想上學〉。

長期關注教育議題，李雪莉表示，過去教改報導多著重在「點的批評」，例如一綱多本、多元入學，欠缺系統性的檢討及具生命力的故事，「記者不能高高站在雲端」，她試圖找出扭曲的真正理由，「把問題講得清楚、全面、有個答案，這是媒體的責任」，因而在點出癥結之餘，李雪莉訪問多位歷屆教育部長與學術人士，尋找解決方案。

百分之五十第一線採訪，百分之三十資料分析，百分之二十因緣際會，構成了〈我不想上學〉。「有些故事不是設定好」，取決於記者的採訪功力與巧合，李雪莉舉例，在深究教師「減班超額」的問題時，受訪者表示主因是少子化，但她思考：全台都在少子化，那為什麼有些學校不會此問題？有沒有別的原因？遂而發現一所國中基測成績的好壞，決定了招生的多寡，於是挖掘出「老師PK老師」的殘酷現況。「記者不能偷懶，要自己去找故事」，李雪莉說。

在大環境越來越不信任記者的情況下，如何打開受訪者的心房講出真實狀況，使受訪者願意相信記者的專業能力並衷於事實報導，是製作〈我不想上學〉最大的困難。李雪莉表示，每個人都受過教育，教育議題最能朗朗上口，但許多人選擇迴避本質，認為教育問題「不就是這樣嗎？」，李雪莉則反問：「真的是這樣嗎？」，她認為經過採訪過程的不斷挫折與打擊，反而在舊問題中談出了新的觀點與角度，給予讀者新的洞見。

「整個系統背叛了後段的孩子」，李雪莉回憶，在台東採訪的空檔，曾出國深造的她陪當地小朋友念英文，當問一位國三學生”What’s your name?”時，他回答：「在黑板上」，李雪莉追問”You are Brian, right?”，透過反覆鼓勵，原先不敢說出自己名字的Brian才終於開口。

「我永遠記得那孩子的表情」，李雪莉說，隔天遇到Brian主動與她打招呼，「那是多大的跳躍！」，李雪莉認為，應該讓孩子知道大人並沒有因為學業表現不佳而放棄、看不起他們，但在台灣的教育體制下，這類孩子過去被扼殺了多少興趣與信心？又和台北部分私立學校已開始用英文教數學相比，「這是多大的落差？」。

李雪莉不斷強調，「教改政策造成的新階級必須很認真被對待」，社會不同階級有不同資源無可厚非，然而教育應該是縮短貧富差距，不是深化階級。但在科學數據量化、一元價值標準，以及高張力的學習環境下，優勢中的孩子生命更扭曲，競爭更嚴峻，訓練更軍事化；弱勢中的孩子生命更弱勢，不論學業或經濟上，包括鄉村的部落孩童，都市的失衡家庭，以及一百二十萬的隔代教養，教育已演變成一個社會問題。

對於台灣的國中教育，李雪莉認為仍在沉睡中：過去一代能力分班，縱使從聯考中僥倖生存，但一路走過來，「真的有比較好嗎？」，她質疑，許多高學歷的知識分子人格卻不完整，自私自利，人生缺乏長期的戰力。

而被分在放牛班，沒通過聯考的，時至今日處於社會中的相對弱勢。我們能以此下一個評論：教育不就是這樣嗎？李雪莉表示，這是一種對教育無感且麻木的回應，不夠正面，而記者此時的責任，就是問一個不同的問題，說一個不同的故事，恢復大眾的感知。

任何制度都是由「人」來操作設計，沒有好的人才，再好的制度都無法執行，李雪莉相信，教育是人才的根，而人才才是台灣的根本。（照片由記者黃致鈞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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