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真實的人——紀念哈維爾

2011.12.22 14:12

地區:

臺灣

分類:

政治經濟

標籤:

東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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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人在哈威爾葬禮上搖晃鑰匙串，這是天鵝絨革命時抗議的象徵，寄意統治者交出鑰匙，即權力，歸還人民。這是一個溫和儀式，手裡的鑰匙面對青天晃了晃。（羅昌平）

更多國葬照片請參考:http://goo.gl/FtG4c

一個真實的人——紀念哈威爾

◎貝嶺

2003年1月下旬，寒風凜冽的布拉格，入夜後的市區燈光黯淡，作為捷克共和國總統府的山頂布拉格城堡卻燈火輝煌，那裡幾乎每天都在舉行哈威爾總統的卸任告別宴會。酒會上賓主盡歡、依依不捨，友人們都喝得醉醺醺的，當了13年總統的哈威爾正度過他最後的總統歲月。當年2月的《紐約客》（New Yorker）上，美國作家大衛.瑞姆裡克（David Remnick）在《別了，哈威爾》一文中是這樣描述哈威爾的告別宴會的：

"幾百個過去和現在的幕僚，聚集在西班牙大廳裡，在滾石樂隊（The Rolling Stones）老哥們贈送的吊燈下﹐喝著啤酒，吃著三明治，排隊向他們以前的老闆道別。哈威爾擺著姿勢與人留影，接受人們的忠告和祝福，時而微笑，時而露出牙醫檢查牙齒時慣有的鬼臉。他生性靦腆，這使他有一種特殊的魅力。他很矮小，兩手總是很緊張地在衣領那兒擺弄﹐說話時總是看著地面或你的肩膀，每個人都傾過身去聽，每個人都被他的玩笑逗得前仰後合。"

在我看來，無論是作為一個劇作家，一個異議分子，或者一個"國王"，哈威爾都是難以歸類的。他是一個簡單的人，也是一個複雜的人，他是一個始終如一的人，也是一個變化巨大的人，他既謙遜、靦腆，又執著固執，是絕不認輸的人。他常常病入膏肓、甚至和死神擦肩而過，但他強韌的生命力，又使他一次次奇跡般地復原。這些看似矛盾的個人特質，都在哈威爾身上呈現著，端看我們怎樣審視他的文字甚或洞悉他的內心。而這一切，似乎都還遠未終結。

我本人曾多次接觸及近距離觀察哈威爾，許多片刻確實令人難忘。

一

第一次，1995年6月，那正是哈威爾的國際聲望如日中天的年頭，作為捷克總統的瓦茨拉夫.哈威爾，受邀成為哈佛大學年度畢業典禮的主講人，並被授予哈佛大學榮譽博士學位。那一年，我正好在哈佛大學東亞系教中文，可以名正言順地坐在聽眾席前排座位上，面對坐在貴賓席上的哈威爾，不動聲色地觀察。那是難得的幾個小時，在冗長的、由當時哈佛大學校長魯丁斯坦（Neil L. Rudenstine）領銜的哈佛"頌歌"團隊對哈威爾熱情洋溢的輪番讚美中，我注意到哈威爾不時露出的羞澀甚至不安，那是一種生性靦腆者被眾人當面過譽後的局促，而不是高位者的志得和傲慢。我甚至看到帶著反諷的不和諧，當講臺上川流不息的頌揚者用加重的語調滔滔不絕地向哈威爾和聽眾的耳膜"轟炸"時，他則心不在焉，自得其樂地玩起自己的手指，偶爾還陷入沉思，當然，他面帶感激，但這種場面此刻已無法讓他陶醉。我注意到他不時會被響起的掌聲驚醒，隨即警覺，並用警敏的眼神掃視眼前大片的"哈佛大眾"。那一天，他用英語發表了那篇重要的哈佛演說《全球文明、多元文化、大眾傳播與人類前途》。而我在典禮結束後，沖上講臺，喊住他，和他握手，寒暄，但我們還未及多談，便被他的安全保鏢們隔開，擋掉，他抱歉地回過頭來望著我，隨後，在挾裹下消失了。

1999年整個夏天，我幾乎都是在布拉格荒唐度過的。布拉格舊城區完全是一個遊客的世界，但在那些七拐八彎的老石頭街道內，仍舊有著強烈的本地色彩，尤其在入夜後的巷子深處，處處傳來捷克姑娘銀鈴般開朗的笑聲，中間夾帶著捷克男人略帶壓抑的低語。這美妙的噪音常常讓由於人地兩生、而守在友人公寓裡端坐閱讀的我難以自持，恨不得沖下樓去，墮入那笑聲的深淵。喬治.索羅斯基金會布拉格辦事處主任、我的漢學家朋友馬丁.哈拉（Martin Hala）曾經不無幽默地告訴我："捷克民族喜歡'投降'，因為我們的國家太弱小，在強權面前，我們不會去做無謂的抵抗，所以，布拉格這座古老的城市才得以倖存。"

9月3日，哈威爾邀我到他的總統府見面，我也想和他有個長談。被稱為布拉格城堡的總統府富麗堂皇，在助手的引導下，我拾級而上，進入大廳。和想像中總統府應有的莊嚴肅穆頗不相同，我一下子置身於由琳琅滿目、充滿現代感的藝術品和目不暇接的美女員工相映而成的幻境中。總統府牆壁上掛的大多是現代派的畫作和藝術品，而行色匆匆的幹練女助理們高跟鞋在光滑的大理石地上擊出的清脆噠噠聲，在靜靜的總統府內匯成一種令人心動的打擊樂。

哈威爾不是一個嚴格按行事表生活的人，我在寬闊的會客廳前廳等了足有半個小時，但並不單調，正好可以讓我細細端詳大廳內的擺設和佈局，他的新聞秘書（一位帶點幽默感的男人）看到我面帶驚詫，兩眼發直、目不轉睛地盯著離我數尺遠的那座逼真、性感、約有兩個真人大的裸女金屬雕塑時，他用有點作怪的口吻向我解釋道，這是一位著名雕塑家送給哈威爾的禮物，因為巨大，哈威爾索性就放進了總統府的會客廳中，讓他的客人們可以和他一起分享這令人血脈賁張的美麗金色尤物。在我對面的牆上，則掛著一幅醒目的黑白照片，抓拍得極其傳神，是哈威爾和英國滾石樂隊（The Rolling Stones）著名的主唱Mick Jagger和吉他手Keith Richards等在布拉格一起邊走邊做著鬼臉興奮交談的照片。

我抬頭看了一下金碧輝煌的大廳頂上碩大的枝形吊燈，假如我沒有記錯，那是滾石樂隊這老哥兒幾個（他們是布拉格城堡的常客）在哈威爾當了總統後，主動掏錢安裝的，據說光線可以穿透總統府的石壁和窗戶，投射到整個布拉格上空。這使得哈威爾有一陣一入夜，便拿著吊燈遙控器不停地把燈一會兒關上，一會兒又打開，興奮得像一個頑皮的大兒童，搞得大廳內的秘書們被這暈炫的燈光刺激得抓狂。

更有趣的是，辦公桌和壁架上隨處可見哈威爾美麗的新婚妻子達格瑪•維什諾娃（Dagmar Veskmova）的照片。當我向他的秘書提出想要幾張哈威爾的照片時，他拿來了一大盒照片讓我隨意挑選。我打開這盒子，一張張看下去，發現幾乎全是達格瑪明豔的藝術照，哈威爾的照片甚少。當我全神貫注地欣賞這些令人心曠神怡的照片時，多少有些窘迫，似乎覺得不應該和哈威爾分享他妻子的美豔。秘書似乎看出了我的困窘，詭笑著告訴我，哈威爾喜歡友人們多拿一些達格瑪的照片，可客人們總是不好意思去拿達格瑪的照片，只拿哈威爾的照片，使得加印哈威爾照片的速度總趕不上被拿走的速度，以致反而剩下了太多達格瑪的照片。

一個廣為流傳的說法是，1989年底，哈威爾入主總統府後，發現這座歷史悠久的城堡內的擺設，從傢俱到掛在牆上的畫作，和前統治者一樣既愚笨又無品位。例如，城堡內擺著許多巨大的模擬皮椅，坐在上面，夏天會黏住你的褲子，冬天則會讓你冷得發抖。許多掛在牆上的油畫是贗品或劣作。而且，總統府內的老邁工作人員一個個身材臃腫、面容呆滯，行動緩慢。所以，他一聲令下，將所有的傢俱、畫作、雕塑、地毯，包括府內的工作人員全部換新。據說，若不如此，他一天也無法在此工作。哈威爾本質上是個"六O年代"人，曾有著波希米亞式的藝術家生活方式，甚至還帶點"嬉皮"氣質，喜歡穿套頭衫和喇叭口的牛仔褲。一開始當總統時，總統府典禮官要求他穿上他的朋友—前奧地利王子—送給他的名牌西裝接見外賓並主持國宴，但他穿得渾身不自在，他說："這些衣服我一件也穿不出去！會讓我看起來像個男妓。"

那兩年，也是哈威爾病得最厲害的時候，牢獄的折磨，加上長年吸煙的習慣，毀掉了他的肺，也提早透支了他的身體。我在布拉格不斷聽到關於哈威爾病危、甚至要去見上帝的傳聞。就在那個夏天，當他在奧地利某度假勝地休假時，又再次重病，並被緊急用直升飛機送回布拉格的醫院搶救。

哈威爾終於出現了，在我面前的他讓我暗暗一驚，四年前相對消瘦的身形已不復見，神態也失去了以往的銳利，但確實和藹可親。他面容浮腫，顯得疲憊，沒有總統式的威嚴，更像是一個大病初愈的病人。他不用總統會見客人的那種慣常儀式，而是先將我引到他的辦公桌前。借助翻譯的中捷文互譯，我們開始隨意交談，並一起翻閱他著作的中譯本，看著他一臉迷惘地面對漢字，我深感世上如此多文字的不幸。最後，我們回到他的會客廳，他在兩位助手的陪同下，開始回答我的提問。

文學世界的公民，大概還會記得美國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雙週刊《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由美籍俄羅斯詩人（198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開始的那場對哈威爾1990年發表的《後共產主義的噩夢》（The Post-Communist Nightmare）一文的公開論戰（從1970年代起，當哈威爾還是一個從監獄進進出出的異議分子時，《紐約書評》便定期將哈威爾的文章譯成英文刊發），其中，咄咄逼人的布羅茨基用他的"文學囚犯"經歷，質疑作為總統的前良心囚犯作家哈威爾應誠實地面對人性（人心）的陰暗，而不是故作寬容地討好大眾，最後，對他提出了許多用來提升人類（至少是捷克民族）文明和教養的要求。哈威爾則用他一貫心平氣和的口吻回復布羅茨基尖銳的質問（雖然在氣勢上，傲慢的布羅茨基占了上風），最後，哈威爾極有風度地邀請布羅茨基找個時間和他見面溝通。

當我問到哈威爾，他後來是否有機會和布羅茨基親自交談，並探討他們顯然有著巨大分歧的觀點時，哈威爾告訴我，還沒有機會，但他顯然對我會關注那場論爭感到吃驚。他承認，那是一場重要的論爭："其中有討論到本質意義的問題，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可是那次的討論並不成功，混亂了，我不把它當做我思想和著作中輝煌的部分。"最後，他告訴我："我們之間的誤會無疑將來會弄清楚。"

二

然而，當我問他，他是否知道布羅茨基已在三年前（1996年）因心臟病突發而過世時，哈威爾驚呆了，他愣在那裡。一陣難堪的沉默，他似乎不敢相信這是真的，而我，也愣住了，我不相信哈威爾真的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嗎？而且三年了，最後竟是由我來告訴他。我注意到他的惱火，他瞪著那兩位助手（其中一位是總統辦公室主任），似乎是在等著他們做出解釋，而這兩位助手則尷尬地互相看著對方。隨後，哈威爾責問他的助理，為什麼沒有將這一消息告訴他（翻譯在旁為我作著解釋），他的助手們仍舊愣在那裡，面面相覷，顯然，他們連誰是布羅茨基都搞不清楚，最後，還需哈威爾去向他們解釋誰是布羅茨基，以及為什麼我們會談到布羅茨基。

政治的世界對於文學絕對是視而不見的，而文學也毫不掩飾對政治的厭惡和鄙視（所以才有像布羅茨基那樣生性好去"修理"政客的人）。哈威爾竟也未能倖免，顯然他的秘書們眼中是沒有文學的，甚至都可能沒有讀過老闆過去寫的劇本，當然也無從知道誰是布羅茨基，更不會敏感到去讀一篇也許只是刊發在世界各大報紙某一個版面角落中的文學訃告。真正令我吃驚的是，三年多來，哈威爾竟然沒有聽到昔日的文學同行向他提起這件事嗎？還是他這個人不僅早已遠離了文學世界，甚至連文學同行們也和他疏遠了？

哈威爾擔任了十三年的捷克總統，為捷克留下了豐厚的政治遺產。這十三年，捷克經歷了從專制回歸捷克民主傳統的巨大轉折，其中不無驚濤駭浪，甚至經歷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地分裂成兩個國家的歷史性變化。其每一個轉變，都是與哈威爾的理性面對、全心投入和直接引導密不可分的。目前的捷克有著運作良好的議會民主機制，政府的總理由議會中的多數黨派推出，而不是由總統指定，而總統則直接由全體公民和議會中的黨派共同投票選出。總統的權力是象徵性的，但又是重要的，可以說是位高責重但權不重。

總統可以將議會通過的法案退回議會，請求議會重新審議和修改，但無權否決法案，決定誰是捷克中央銀行總裁。總統的重要權力之一，就是有權挑選每十年一屆的憲法法院的十五位法官，但需經議會批准。這十五位法官一旦獲得議會批准，除非病故或辭職，可一當十年。憲法法院院長也由總統任命，憲法法院可以審核所有的政府決定和議會的所有立法，予以批准或否決。這給予總統某種間接卻重要的權力。

基於他個人在專制社會中慘痛的生活經驗，作為政治思想家的哈威爾，心目中有著自己對於"公民社會"這一概念乃至理想的持久探索和設計。哈威爾對於以通過選票和取悅大眾來獲得權力的政黨政治有著明顯的抵觸和懷疑。多年來，即使是擔任總統，他也不去組織或從背後去掌控政黨。正是由於他經歷了專制社會怎樣一步步地摧毀並抹去了"公民"這一"人"的身份和責任的現實，他心目中理想的社會是由個人、社團、教會、大學、工會、基金會、非營利公益組織、小型（而不是龐大的跨國企業）企業及享有充分自主權和區域自治政府組成的"公民社會"。哈威爾將此視為"民主制度唯一的真實基礎"。他認為議會民主應在此一公民社會之上建立，才能真正發揮作用。他的這一幾乎接近烏托邦色彩的理念，經由他和老對手—前總理（現任捷克總統）瓦茨拉夫.克勞斯（Vaclav Klaus）—在一九九O年代後期的多次公開論戰而逐漸系統化和完善起來。

在哈威爾總統生涯的最後五年，克勞斯和哈威爾對捷克未來的面貌持續進行著辯論。克勞斯及其支持者激烈反對哈威爾的觀點，認為他否定了議會民主，並企圖削弱政黨治理國家的權力。克勞斯認為當某個政黨經選舉成為議會多數党之後，總統就應放手讓政黨來治理國家。克勞斯一直強烈反對將國家分權/權力下放（decentralization），他不喜歡任何削減政府權力的法案、將學校和醫院等公共機構私營化的法案，以及把中央政府權力下放到地方政府的法案。

哈威爾的老朋友， 1980年代極負盛名的捷克地下搖滾樂團"宇宙塑膠人樂團"（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鼓手，也是哈威爾主要著作的英譯者—加拿大作家保羅.威爾遜(Paul Wilson)，曾在2003年3月的《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撰文，詳細分析了哈威爾執政期間的經驗和教訓。他寫道："從過去五十年來世上種種政權移轉的經驗裡，我們所能學到的最珍貴教訓之一，就是新興民主國家的新領導人較容易掌握議會民主與法治的形式，但相對而言，較無法抓住其內涵與精神。舉例來說，捷克憲法很明確地認知到權力分散的原則，並設定獨立的司法與行政的要求，但在實際執行上，過去十年以來，法官和部會副首長們經常受到政治壓力，有時甚至無法抗拒。我在這裡提出一個例子，曾有可靠消息來源指出，過去三任捷克司法部長，都找了一票法官來協助他們起草法條，這種方式會削減分權的實施。更糟糕的是，這三個司法部長中有一位後來還被視為可能的總統候選人。這所顯示出來的，並不是廣泛的貪污腐化，而是一種深刻的無知，在民主實施了十三年之後，對分權制度如何運作的無知。"

就某種意義上來看，哈威爾作為一個總統的問題所在，和上述的問題恰恰相反：他對民主精神與法治有深刻的瞭解，但對於其形式的掌握較為緩慢。哈威爾對憲法法院經常提出訴求─在他擔任捷克總統期間，總共提出八次─這告訴我們他對政治和分權原則的瞭解程度。當克勞斯與社會民主黨主席米洛什.熱曼（Milos Zeman）組成聯合陣線，試圖修訂選舉法，以圖利其政黨時，哈威爾向憲法法院提出訴求，法院裁決此修訂違法。哈威爾所面臨的挑戰之一，和司法體系的新法有關，該法規定法官必須接受司法部所轄機構的教育與考試。哈威爾無法否決這個侵犯司法的法案，但他提出訴求，而憲法法院同意此項新法違反司法獨立，從而推翻了該法案。

哈威爾有時候會親自在法庭上答辯，特別是如果法官們的正反意見不相上下時。這種情況，想當然會被視為是哈威爾運用個人的權威來左右法院的意見，以達其目的，但其中有一位法官弗拉迪米爾.克羅克次卡（Vladimir Klokocka）否認了此種說法。他在Lidov noviny日報發表文章提到："憲法法院從來不會為了取悅哈威爾，而做出違憲決定，憲法法院的決定都是為了維護民主制度。憲法法院毋庸置疑地強化了總統的權威，但也保持了法院本身的自尊與權威。"

三

那是一幕感人、卻多少有些淒涼的退場。哈威爾這位早年的批判性劇作家，在他六十六歲、十三年總統生涯結束的那一天，2003年2月初的那個下午，在漫天飄舞的大雪中，在幾百位市民和友人的注視下，最後一次檢閱總統府外─布拉格城堡廣場上的衛兵交接典禮。保羅.威爾遜感慨著："他在任的最後一個下午，我觀察到，一個渺小而近乎寂寞的身影，身著深藍色外套，最後一次檢閱古堡的衛兵交接典禮，衛兵們身穿寶藍色制服，軍樂隊把總統樂曲吹奏得漫天響亮，數百人佇立在St. Vitus那既古老又現代的教堂底下─哈威爾對那數百萬不在場者所具有的意義，這數百名在場者明白並了然於胸。雪花大片大片飄落，停頓在鵝卵石路上。我心想：不論他有多少缺失，這樣的人生不是非常奇妙嗎？"

令我難以想像的是，那幾百人是十三年前（1989年11月17日到12月30日）那幾十萬捷克人民的化身嗎？抑或，他們可否代表十三年前的他們？那時，數十萬捷克人民聚集在布拉格的溫斯萊斯廣場（Wenceslas Square），要求統治者交出政權，他們面對成千上萬的員警高呼："還給我們吧！政府。"那時，哈威爾日夜置身於人民之中，和1968年捷克"布拉格之春"之父亞歷山大.杜布切克（Alexaner Dubcek）及反對運動團體"公民論壇"（Civic Fourum）的成員們一起，站在可以俯瞰廣場的前麥蘭垂克出版社（Melantrich）陽臺上，用擴音器不斷地向人民發表演說，用和平、堅定、不容質疑的聲音要求統治者移交權力。接著，在政府大廈的共和國宮中，哈威爾作為一位突然出現在政府總理和部長們面前的"公民論壇"靈魂人物，代表著廣場上的百萬民眾，以一個老練政治家的從容，用冷靜、沈穩但是不容置疑的分析勸說統治者交出政權，以一種體面的方式下臺。經過冗長的談判，最後，統治者終於在人民的力量和戈巴契夫保證不會再動用（前）蘇聯軍隊干涉別國內政的政策下，被迫接受下臺的請求，交出政權。隨後，1989年12月28日深夜，哈威爾和他的同志們緩步走到俯瞰廣場的前麥蘭垂克出版社陽臺上，在無數攝影鏡頭下，向深夜守候在廣場上的幾十萬人民宣讀"公民論壇"和捷克政府代表談判結果的公告。接著，是人民那撼動天地的歡呼和叫喊，人民們高呼："哈威爾，哈威爾"、"哈威爾，當選"、"哈威爾，總統"，

十三年之後，人民的激情早已冷卻，他們對哈威爾懷著敬意（而不是激情）以及日漸增多的抱怨，此時的哈威爾，再也不能像一九九O年代初那樣，隨便一個老熟人或朋友都可以敲門走進總統府找他喝上一杯了。人民說，我們也不可能在布拉格街上碰到哈威爾或在街頭某個轉角的咖啡館和哈威爾聊上一會兒了。批評者說，他已遠離了普通捷克人的生活，他對於國際事務的關注和投入超過了對捷克民間疾苦的瞭解，甚至說他更像是一個住在捷克的外國人。

無疑，哈威爾結怨甚多。首先，哈威爾不屬於任何政黨，故，他從來不去取悅選民。同時，由於他的再婚，或者說由於妻子是位元早已走紅的電視明星，由此招致了不少的攻擊。有時，媒體或他的敵人將他形容為是一個精力耗竭，並被野心勃勃的美豔妻子所奴役的病人，是一個身居王位卻又處處對人對事持著異議的孤家寡人，認為他對於議會民主完全外行，說他已經過氣卻還戀戀不捨地握著權力不放。據說，他和伊萬（Ivan Havel）—那位曾在他早年的牢獄生涯中給予他巨大的思想和感情支援的親弟弟，由於家庭財產分配上的分歧，關係也出現了問題。

然而，即便如此，哈威爾離任時，在捷克人民中仍享有55%的支持率（雖然他就任總統時的最高支持率曾達87%），這是任何國家的總統或政治家夢寐以求的比率。

擔任總統時的哈威爾每個月月薪約合二十一萬台幣，在他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周，捷克議會曾就共和國首任總統退休後，是否應按照民主社會的慣例支付每月約兩千歐元的退休金，無償提供辦公室、專用轎車、安全警衛及終生的全職司機這一法案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在現任總統克勞斯的政黨民主社會黨和捷克共產黨的堅決反對下，這一提案被拒絕了。也就是說，哈威爾作為捷克歷史上第一位體面退休的總統，沒有民主制度下前總統應有的待遇。然而，作為捷克在這個世界上最有名的"品牌"（捷克總統克勞斯帶著嘲諷的無奈之言），哈威爾全然不必擔心可否維生，因為哈威爾有著永遠也應付不完的來自世界各地的邀約，假如身體狀況允可，他完全可以像美國前總統克林頓那樣，以在世界各地演講謀取厚酬。

然而，他的健康狀況不容樂觀。十年前，我的老友，也是哈威爾最信任的中文翻譯、捷克查理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羅然 (Olga Lomava) 教授就告訴我一個在捷克流傳的說法，說哈威爾除了腦子之外，身體的每一個部分都是修補過的。他的肺和腸均因癌症切除大半。1996年，也就是他的元配妻子奧爾嘉過世那一年，他曾七次被送進醫院搶救和施行手術。那一年，哈威爾面對著生命中最大的挑戰，他的妻子奧爾嘉（Olga）在一月去世。十二月他也因肺癌而瀕臨死亡邊緣，當時他高燒不退，雙目幾乎失明，醫生開始時只是診斷為一般性肺炎，後來才確定是癌症，並立即切掉了他右邊的半個肺。在上手術臺前，哈威爾還在抽煙。據說，當時住在加護病房的哈威爾，有一天突然呼吸困難，護士竟不在旁邊，正巧達格瑪去探望他，達格瑪嚇壞了，拼命呼救，並及時招來醫生，緊急搶救，哈威爾才活過來了。1997年1月，哈威爾和達格瑪.維什諾娃（Dagmar Ve？krnová）結婚.達格瑪是捷克最著名的電視劇演員，在捷克民眾中家喻戶曉，她是哈威爾的情人，並在關鍵時刻拯救了他的生命。

然而，由於那位和他廝守一生，共過無數患難的妻子奧爾嘉的形象深入人心，捷克老百姓難以諒解哈威爾這麼快就再婚的舉動。1999年夏天，我曾專程去布拉格公墓瞻仰卡夫卡和奧爾嘉的墓地。那是一個陽光燦爛的周日午後，奧爾嘉已過世三年多了，可她的墓前仍擺滿了鮮花，前來瞻仰和送花的人絡繹不絕。

為此，哈威爾不得不通過電視演說向全國解釋道："在奧爾嘉去世前，她說過我可以再婚。"哈威爾說："那時，我根本沒有這個念頭，我已決心獨自走完自己的人生。但她堅決認定我不可能一個人生活，也不應該這樣。她是對的，而且生活也證實了這一點，我非常幸運地認識了達格瑪。"

為了療養他那由於幾十年的吸煙習慣和牢獄生涯傷害了的肺部，他在葡萄牙空氣清新的Olhos d''Agu海邊買了一棟別墅，他會不時地在那裡住上一段時日，休養，也是為了躲避他稱之為永遠也做不完的"一千零一件事"所形成的工作壓力。不久前，他在接受捷克報社的採訪中抱怨說，他的秘書和助理，從當總統時的近百人變成只有三個人。

哈威爾的早期總統生涯中充滿了自由甚至暢所欲言的平等氣氛。我驚奇地發現，在他1990年代的總統府內，沒有太多的官僚氣息和體制化的死板儀式。1991年，在他和他的老友、波蘭著名異議知識份子領袖亞當.米奇尼克（Adam Michnik）進行的一場內容廣泛、思考深刻的重要訪談中，陪同他的助理（從國際事務發言人到新聞秘書）均可以隨意插話，甚至搶話頭、打斷哈威爾的言談，以對他的想法表示異議。他和米奇尼克對話的方式尖銳、風趣、直言不諱，是我讀過的所有哈威爾訪談中最精彩的。請看他們一開始是怎樣進入對話的：

哈威爾："亞當，好像你要審訊我三個小時。"米奇尼克："對了。"哈威爾："但是，我不知道什麼事情可以談上三個小時。"米奇尼克："你很有經驗，因為你曾經多次接受長時間的審訊。三個小時對你這樣的一個老重罪犯來說，不算什麼。"

四

哈威爾在國際事務中所做的一件最有爭議性的事，就是從2001年以來，多次表示支持美國布希政府對伊拉克的武力政策。在2003年2月他離任前，美國最大的保守派報紙《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上出現了一封由哈威爾及其他七位歐洲的領導人聯合簽名的信，內容是完全支援布希政府對伊拉克的戰爭行為。為此，他受到了早年許多支持並聲援過他的西方知識份子的譴責和批評。

哈威爾對美國在伊拉克的戰爭所發表的看法，其實比大部分東西方左派或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所持的觀點要複雜，在更深的意義上，這些看法既是政治家式的，也是知識份子式的。但在我看來，仍是難以自圓其說的。一個以"非暴力抗爭"而被世人廣泛稱道的典範，怎麼會去領銜支持一場先發制人的侵入性戰爭呢？其實，哈威爾最根本的視角仍是基於捷克及東歐在二次世界大戰中被納粹德國蹂躪，和戰後在史達林式共產主義制度下被奴役的經驗。只是他複雜但精准的表述，在如此黑白分明的反戰世界並未受到應有的理解和重視。

2002年，在那場聽眾包括奧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布裡辛斯基（Zbigniew Brzenski）以及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三位皆曾任美國國務卿）的演說中，哈威爾回憶說，在他的一生中，捷克人民曾經經歷過兩次巨大的歷史悲劇，這一災難的結果遠遠超出了捷克，影響到整個歐洲，而且禍延長久。第一次悲劇發生在上一世紀的三零年代末，西方民主國家陣營在德國慕尼克對希特勒的野蠻要求讓步（這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希特勒德國揮軍佔領捷克），這一歷史悲劇讓多數捷克人民可以理解並主張，為什麼要在邪惡一出現時，就必須先將其制止。

他說："但是，我們還有另一種經驗，就是1968年被華沙公約集團的國家佔領。那時候，整個國家重複述說'主權'這個詞，並譴責蘇聯的官方說法—宣稱入侵乃是為了執行'來自兄弟的協助'，是為了高於主權的社會主義理想。蘇聯宣稱此理想在布拉格受到威脅，而全人類能夠更早過上幸福生活的希望也受到威脅。我們絕大多數捷克人都知道這是蘇聯為了對東歐的霸權、以及經濟上的繼續剝削，而不是為了其它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蘇聯境內可能有千百萬的人民相信了這種說法，相信捷克的主權受到西方帝國主義的顛覆，而佔領捷克是為了更高的人類價值。""這是我們經驗到的第二個悲劇，它促使我必須採取異常謹慎的態度......我們必須一次又一次地衡量，在藥劑師精密的天秤上衡量，現在我們所面臨的事情（指伊拉克戰爭），是否真的是為了協助人類對抗一個邪惡政權，並保護人類免受其核武器的侵害，或是另一翻版—當然是比蘇聯1968年入侵捷克更為複雜的—'來自兄弟國家的協助'。"

按照哈威爾的傳記作者，也是哈威爾早年的好友約翰.肯尼（John Kenny）在《瓦茨拉夫.哈威爾：一部六幕政治悲劇》一書中的說法，哈威爾的一生經歷過六個時期：一、史達林式政治體制下的早期學生時代；二、六十年代的劇作家和評論家時期；三、1968年"布拉格之春"期間扞衛"人道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with human face）時期；四、成為異議分子及"七七憲章"主要發言人和隨後的牢獄生涯時期；五、1989年捷克天鵝絨和平革命時期；六、最終的十三年總統時期。就像斯洛維尼亞批評家斯拉沃依.齊澤克（Slavij Zizek）所說："沿著這一脈絡，我們看到了一個有著許多弱點和怪癖的哈威爾，然而，這一切不但不會使哈威爾的英雄形象失色，反而使他的業績更具人性也更可感。"

此時，在哈威爾離任之後，我相信，應是他的第七個時期，也許是他人生的最後一個時期，即哈威爾作為一個世界公民的"後總統生涯"時期。我可以想像，此時的哈威爾，已深感人生苦短，要做的事情太多，而能做完的事情卻有限。

無疑，哈威爾是一位對二十世紀的歷史已然產生了重要影響的人物（包括他那毀譽參半的十三年總統生涯），哈威爾的精神遺產早已超越了捷克，在這個世界上無處不在。僅僅憑他秉持道德良知和深刻的思考寫下的那些直面邪惡的政冶文論：《生活在真實中》、《無權力者的權力》、《政治與良知》、一百四十多封《獄中書—致妻子奧爾嘉》的信等，便已足夠奠定他在二十世紀人類思想進程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了。

五年前，哈威爾在接受捷克報紙《民眾日報》的採訪中談到，他本來只想做一個"造王者"（King Maker），沒想到卻陰錯陽差地被推上了"王位"，而且一坐就是十三年。當記者再追問他，什麼是他真正滿意的生活時，他告訴記者，他最渴望的是回歸到一個作家的生活方式，寫出新的著作是唯一可以讓自己滿意的事—這幾乎是每一個曾經認真嚴肅並專心致意地有過作家生涯的人，在內心深處都會有的願望。哈威爾誠實地將它說出來，而且也做到了。

我以為，不是機遇，甚至，不僅是責任，而是命運將他推上了政治舞臺。那也許是一個具有思想家特質的文學家能幹得更好、更具有獨創性、甚至更適合的舞臺。他不僅通過了苦難甚至死亡的考驗，他也通過了政治權力對他的考驗，即盡所有可能地在權力的使用上保持良知。

正是這一切，使他成為二十世紀所有政治人物中的異數，一個雖有著傳奇般的英雄業跡，卻仍能保有思想品質的人。

一個真實的人。

http://ne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1121850551_2.html

延伸閱讀

捷克前總統哈維爾辭世
http://www.peopo.org/admin.php?op=editPosts

哈維爾：1990年總統新年獻辭：
http://invitroisland.blogspot.com/2011/12/1990.html

哈維爾：政治與良心：
http://invitroisland.blogspot.com/2011/12/blog-post_18.html

昆德拉與哈維爾
http://www.peopo.org/rousseau/post/96029

劇作家哈威爾，謝幕了
http://www.peopo.org/rousseau/post/96044

從七七憲章到零八憲章
http://www.peopo.org/rousseau/post/96038

知識分子與政治
http://www.peopo.org/rousseau/post/96032

哈維爾語錄

我們不能將每件事都歸咎于前統治者，不僅是因為這樣做不真實，而且也會削弱今天我們每個人所要面對的責任，即主動地、自由地、理性地、迅速地採取行動。讓我們不要受此蒙蔽：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國會和總統，都不可能單靠他們的力量獲得成功。同樣不能指望僅僅是這些人能挽救天下。自由和民主包含參與，因而是所有人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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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n is not enough, it must be combined with venture. It is not enough to stare up the steps, we must step up the st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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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e of us knows all the potentialities that slumber in the spirit of the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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