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面臨的外交挑戰
◎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哈佛大學教授
2011年6月1日，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邀請美國哈佛大學政府系教授、中國問題專家江憶恩，做了題為《中國外交面臨的挑戰和難題》的演講並進行學術交流。
如何正確評估中國崛起
基於對崛起的定義和衡量指標不同，人們對中國的崛起會得出不同的結論，這些結論又會導致中國和其它國家做出不同的政策選擇。比如，以傳統的大國崛起指標——鋼鐵產量來衡量，1994年中國就已經趕上並超越美國。但如果以綜合國力、軍費開支和經濟總量幾個指標來衡量，中國同美國差距依然很大，只能說是一種相對而不是絕對的崛起。從一些軟指標如影響力、說服力、塑造力等方面來看，中國仍存在不足。
對於一國崛起的認定不同會導致幾種不同的未來：第一種，霸權國認為崛起國已經崛起，那麼它們之間就可能導致安全困境，但是這種安全困境可以通過加強政治互信和提高開放透明度等方式得以降低甚至消除。第二種，如果崛起的國家不認為自己已經崛起，或者將主要精力放在國內矛盾和問題上，但霸權國家卻認為該國家已經崛起，霸權國家則會過度反應，為自己主觀製造了一個敵人。第三種，崛起國家認為自己已經崛起但霸權國家卻並不認可，崛起國則會認為自身沒有得到足夠認可，因此產生強烈的不滿並更積極地想趕超霸權國家。這種情況會導致衝突加劇，同傳統崛起問題相比，這後兩種問題更難處理，比之此前的安全困境要更危險得多。為了防止在對外政策選擇中失誤，必須採用新的範式、新的指標來客觀評估崛起國的崛起。
如何減少公眾輿論的制約
隨著中國的崛起，越來越多的國家把中國視作一個強國，中國同外部世界的衝突會越來越多，批評之聲也會越來越多。
解決這一難題有兩種方案：長期的解決方案是對教育制度進行改革。中期的解決方案則是動員溫和的公眾輿論抵消極端的公眾輿論。比如以對美國的態度為例，根據2009年在北京地區的一份民意調查顯示，對美國沒有好感的人占46.57%，懷有好感的人占28.41%，江憶恩教授認為對美國懷有好感的這部分人就是構成對美持溫和態度的公眾輿論的主體。但江憶恩教授對於到底是否存在這種溫和型的民意也持有一種懷疑態度，因為首先從人數的變化上看，2007年這部分人群的比例還占受調查者中的38.4%，而到了2009年這一數字已經下降到了28.41%。
如何有效承擔國際責任，更好地提供公共產品
江憶恩教授認為，美國的國際行為是以實現自身利益為出發點，但客觀上提供了很多公共物品，比如保護公共航道、防止核擴散等，提供公共物品同實現自身利益是不矛盾的。江憶恩教授肯定了中國在近些年承擔國際責任中取得的重大進步，比如，《人民日報》中關於負責任的大國的文章數量從1990年以來就呈現一種明顯上升的趨勢；中國對國際組織的參與程度已經很高，1986年就已經超過了世界平均水準。然而，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負責任大國"的定義尚待擴展，中國應該更加重視在環保、氣候變暖方面的作用，加強在綠色技術轉讓方面的工作，實現"綠色中國，綠色世界"。
如何看待中國崛起的未來願景
江憶恩教授認為在這個問題上，"和諧世界"理念和"中國模式"在其他國家存在被誤讀甚至誤解的情況，面臨三個方面的難題：一是對"和諧世界"理念的瞭解問題。根據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2008年的一組調查資料顯示，有高達 73%的受訪者沒有聽過"和諧世界"這一概念，僅有1%的受訪者表示對這一概念知之甚多。二是中國作為一個崛起中的主要大國，同鄰國存在邊界衝突、海洋爭端，這讓一些國家對"和諧世界"理念的可行性產生質疑。三是"和諧世界"概念的核心思想來源於中國政府1953年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其現代意義需進一步闡發。
對於"中國模式"能否成為一種國際認同的發展模式也存在廣泛的爭議，國外主要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模式"並不是一種完整的發展模式，而是一種"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第二種觀點認為"中國模式"是"華盛頓共識"的一個範例；第三種觀點則認為"中國模式"是一種"革命模式"，很多美國人擔心這種革命模式會演變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挑戰，這種挑戰雖然不同於冷戰，但同樣會挑戰美國的自由市場和選舉政治制度，更有偏激者認為如果這種模式演變成一種擴張手段將會重演類似於冷戰那樣的悲劇。總之，認為"中國模式"帶有明顯的不可複製性，難以向外出口。這些觀點都需要關注。
如何突破關於公共外交的悖論
江憶恩教授認為，中國始終在力圖樹立一種正面形象，強調中國要走一條和平崛起的道路，這是一種良好的意願。資訊傳遞的主體力圖樹立一種積極的形象。中國強調和平崛起的方式是一種中國崛起例外論，這種強調無意間突出了中國同其它國家的異質性。芝加哥全球事務研究所 2008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如果沒有文化的共同點，認同度是會下降的。中國在崛起過程中的難題在於，既要突出自己和平發展的意圖，又向其它國家傳遞有效資訊讓它們認為中國"像我們一樣"。
如何完善外交協調機制，妥善協調多元利益
江憶恩教授認為，隨著中國日益深入國際事務中，中國社會利益多元化的特徵日益明顯，部門利益之間日益複雜，在外交事務中要加強利益協調，中國需要建立新的機制管理這些摩擦和衝突。
如何有效進行危機管理，減少誤判
江憶恩教授認為，中國的危機管理自2001年以後取得了很大的進步，應對國內以及外部突發事件的處理機制已經基本建立，特別是2010年中國在處理釣魚島問題的過程中表現出了明顯的機制化和可控化。有效的危機管理需要堅持以下幾個原則：有限的目標，有節制的言辭，足夠的外交斡旋時間，透明而有限的目的，充分的互動，迅速準確的資訊和清楚的外交信號。
如何應對有關種族主義的挑戰
作為一個非歐洲非白種人國家的崛起，中國崛起是一個全新的話題。種族觀念的差異可能會帶來一種不信任，在美國對外政策的議題中種族觀念依然有一定的影響。美國國內不同種族對中國崛起的反應也是不同的，根據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2008年的一項調查顯示，非白種人比白種人更願意接受中國作為亞洲領導者的角色。而100委員會2009年的另一組資料則顯示，更多的美國人認為美裔華人忠誠於中國勝於忠誠於美國。
如何面對全球規範的發展，維護中國軟實力
江憶恩教授認為，政治、經濟、社會的自由主義傾向依然是全世界比較認同的價值觀，無論是國際組織對民主化進程的支援，對婦女兒童問題的強調還是國際法庭的審判，都具有明顯的自由主義傾向。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自由主義仍然是一種全球化的趨勢，例如在民族國家數量上，自由國家比之集權國家和"失敗國家"的數量都佔有優勢。世界價值觀調查組織的一項民意調查資料顯示，中國對民主的理解同西方國家的認同也有很多的共同點。隨著中國的日益崛起，中國將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需要更多的合作夥伴。中國如果參與非自由國家的聯盟就會帶來一系列的負面後果，諸如國際形象和所謂的"軟實力"受損。"金磚國家"也不是一個穩固的聯盟，既存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協調問題，也有都作為發展中國家在利益上的差異問題。
江憶恩教授強調，崛起過程中的中國將面臨諸多的難題和挑戰。中國如果能夠處理好這些難題，將帶來促進世界經濟的發展、激發全球綠色發展的潛力、提高中國全球治理的能力、增加中國國際話語權等四個好處，使中國和世界受益。
（高祖貴、左方舟根據錄音整理）
http://www.zhongdaonet.com/Newsinfo.aspx?id=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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