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渡戶稻造與台灣

人道殖民主義者的困境—新渡戶稻造與台灣

◎吳叡人

Ⅰ.

日本領有台灣半世紀，經由有效率的殖民統治，將這個島嶼由落後的邊陲轉化成守法、有序、生產力發達的現代化社會。確立日本在台殖民統治規模的，是著名的「兒玉—後藤體制」(1898-1906)，而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所扮演的角色，更特別受到學界的注意。較被忽視的是，「兒玉—後藤體制」之經略台灣，其實仰賴了一群傑出文官的規劃執行。在這群日本早期的「科技官僚」中，最重要的一位，是奠定了台灣現代製糖業基礎，被美國學者Mark Peattie稱之為足以與兒玉源太郎總督、後藤新平長官並列日本領台前期的「三頭統治」(triumvirate)之一的新渡戶稻造(1862-1933)。以台灣殖民事業為起點，新渡戶氏日後不僅開創了日本現代殖民政策研究，同時也成為戰前日本著名的教育家與外交家，甚而有「日本自由主義之父」的美譽。《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作者矢內原忠雄先生最敬重的兩位恩師，一位是終生反戰的無教會主義者內村鑑三，另一位就是新渡戶稻造。

然而，新渡戶是一個複雜的人物。八０年代初期日本知識界—特別是左翼史學界，開始重新評價新渡戶氏，新渡戶思想與實踐的內在矛盾逐逐漸漸被揭露出來，世人開始注意到人道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國際主義者新渡戶氏巨大的身形下「帝國主義者」的陰影。史家對新渡戶的重新評價行動，明顯地是日本進步知識人士圖透過思想史的批判檢討，重建日本民族認同的努力。站在過去的被殖民者的立場，台灣人其實更有必要對這位「人道主義者殖民者」稍做理解：歷史的弔詭是，統治者的意志經常在被統治者的自我認同留下深刻的印痕：嘗試去認識那些曾宰制過台灣命運者的容顏，是台灣人認識自我的過程中不可或缺，而且不可逃避的環節。 

Ⅱ.

新渡戶稻造於一八六二年生於日本東北地方的盛岡城（今岩手縣境內），為南部藩藩士新渡戶十次郎三子。稻造出生前一年，十次郎與其父新渡戶傳成功地開發了三本木原地方水利，使當地稻獲大增。為紀念這個因緣，十次郎次年出生的三男取名稻之助，即日後的稻造。這個名字預示了日後稻造一生與日本殖民事業密不可分的關係。

稻造幼年喪父，一八七一年與兄長上京，成為叔父太田時敏養子，改名太田稻造。時值明治維新初期廢藩置縣後。全國有近兩百萬武士階級失業，而明治政府又為薩摩、長州兩藩所壟斷，許多維新的「敗者」，即佐幕派出身的藩士，遂以洋學為立身之途。佐幕的南部藩武士之子稻造，自然地走上這條路，一八七五年稻造考入東京語言學校（第一高等語言學校前身）。這年，明治天皇出巡東北地方，巡經三本木原，盛讚新渡戶傳父子開拓功績勉勵新渡戶家「子子孫孫獻身農業」天皇的勉勵，使稻造重新體認稻農也與開拓事業為新渡戶家使命。兩年之後，考入以培養北海道拓殖人才為目的的「札幌農學校」（北海道大學前身），與英語學校同學內村鑑三成為第二期學生。

一八六九年，岩倉具視力主將北海道開發成「小日本國」，於是成立了北海道開拓使廳，以薩摩藩出身的黑田清隆為首任開拓使。這暗示了日本國家權威才剛開始向北海道擴張，所謂「開拓北海道」，其實無異於殖民化的過程。新渡戶稻造從學生時代開始，就已經成為現代日本最初「內部殖民」事業的一員了。不同於後來的臺、韓、日本開發北海道乃是以美國西部拓荒經驗為藍本，因此札幌農學校的創校、經營完全委由美籍人士規劃，授課完全使用英語。首任校長即是著名的William Smith Clark博士。

一八八一年稻造從農學校畢業後，先後在北海道開拓使廳、農商務省短暫就職，一八八三年考入東京帝國大學，然不過半年，他就對東大學術水準低落感到絕望，決心赴美留學。一八八四年赴美，在Johns Hopkins大學攻讀歷史與政治，結識日後成為美國總統的威爾遜(Woodrow Wilson)。在美其間，稻造成為貴格派教徒，深受該派熱中和平運動、婦解、奴隸解放的社會實踐精神影響。一八八七年受任札幌農學校教授，得公費補助，赴德國研究農業政策。先後在波昂、柏林、哈勒等大學研讀農業史、統計學、農業經濟等。一八八九年，因兩位兄長先後過世，復姓新渡戶。一八九O年以《日本的土地所有、分配與利用》獲哈勒大學哲學博士，轉赴德東研究戎客(Junker)階級的殖民政策。一八九一年返美。與美籍的Mary Elkington結婚，並自費出版英文論文《日美關係史》，獲John Hopkins名譽學士。隨即返日，任教札幌農學校，教授農業政策、殖民論等。

稻造在一八九七年因神經衰弱自農學校退職修養。一八九九年獲文部省頒發日本最初的農業博士，後赴美療養。在美國時，以英文寫下名著《武士道：日本之魂》(Bushido: the Soul of Japan)，成為暢銷書，將新渡戶之名推向國際舞台。這年，稻造的同鄉前輩，去年剛隨兒玉源太郎赴台的新任台灣民政局長後藤新平，首度致電懇請稻造赴台振興台灣糖業。

Ⅲ、

日本在一八九五年領台，由於台人武裝抗日行動前仆後繼，前三任總督忙於確立治安，無力開發台灣產業，使台灣成為日本的財政重荷，當時輿論甚至出現將本島以一億元賣與列強之議。如何使台灣財政獨立，是兒玉、後藤在一八九八年上任後所面對最迫切的問題之一，而他們的主要對策，是振興台灣的製糖業。《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作者涂照彥指出，日本獲得台灣，使粗糖原料不虞匱乏，適時挽救了本國因原料不足正處於瓶頸期的現代製糖業，因此，後藤的糖業振興政策背後，實有日本資本主義發展歷史階段的結構必然性。當然，從總督府觀點，更重要的是糖業優於米、樟腦、茶葉等產業的快速回收潛力，完全符合財政獨立的目標。

對成竹在胸的後藤而言，問題是尋找規劃執行此一目標的幹才。留學德國，醉心德意志「科學的殖民主義」和「生物學的政治」的後藤，自上任起就開始革新行政，以日本本土的一流專業人才汰換無能的殖民官僚，他的眼光，落在同僚「德國學派」的殖民政策學者新渡戶稻造，毋寧是必然的。經過後藤數度致電遊說，稻造終於應允赴台。一九OO年，他由美赴歐，考察各國殖民政策，再赴埃及考察熱帶農業。一九O一年二月赴台，任台灣總督府技師，五月任民政部殖產課長，六月兼物產陳列局局長。同時，他也遠負爪哇考察糖業，返台後在交通設施極為落後的狀況下環島實地調查三週，直到身染瘧疾而止。同年九月，他向兒玉總督提出了台灣經濟史上的重要文獻《糖業改良意見書》，條陳振興、保護台灣糖業之策，這分《意見書》幾乎全盤被總督府接受，次年，帝國議會以《意見書》為藍本通過了《糖業獎勵規則》，設臨時台灣糖務局，以稻造為局長。不到五年，台灣總督府即已達到財政獨立的目標，到一次大戰後，糖業已成為台灣最重要的基礎產業。

稻造的台灣殖民經驗，給予日後在「日韓合併」扮演要角的日本民俗學大師柳田國南不少啟發。此外，他和明治後期最重要的政治家後藤新平結下的深厚交誼，對他後半生事業影響深遠。一九O三年，後藤新平向京都帝大法科大學總長織田萬（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成員）力陳設殖民政策講座之必要，並以稻造薦之。同年稻造任京大教授，講授殖民政策，開日本殖民研究之先河。從一九O四年起，稻造專任京大教授，兼台灣總督府顧問，每年一度赴台指導糖業、產業政策，直到一九O六年兒玉、後藤離任為止。一九O六年稻造以「殖民政策」論文獲京大頒法學博士，同年轉任東大農學部教授，並出任第一高等學校校長。任一高校長的七年使稻造博得偉大的教育家之稱譽，他重視教養、修養的教育理念成為全日本青年思想的中心。雖然一高本就是戰前日本菁英薈萃的名校，但新渡戶的開明寬容，卻教育出特別多自由派或自由左翼的重要知識份子，如鶴見佑輔、矢內原忠雄、河合榮治郎、大內兵衛等。

一九O九年，新渡戶轉任東大法科教授，主持後藤新平捐贈，為紀念已故兒玉原太郎而設之殖民政策講座。一九一O年和《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作者竹越與三郎合組「殖民學會」。一九一九年任剛成立的東大經濟學部教授，繼續擔任殖民政策講座。一九二O年，新渡戶再因後藤新平之薦，出任剛成立之國際聯盟的首任副秘書長。他在東大經濟學部的殖民政策講座缺，在一九二三年由他在一高、東大法學部的愛徒矢內原忠雄接任。戰後這個講座被改名為「國際經濟學」，在矢內原之後的繼承者為場井克己、川田侃，戰後台灣殖民研究經典《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作者台灣人涂照彥，即先後師事揚井、川田二氏，隱然接續了「新渡戶學派」的傳承。

新渡戶於一九二七年卸任國聯副秘書長一職後，繼續從事民間外交工作，試圖挽救日本日益惡化的國際關係。一九三三年，在加拿大的第五屆「太平洋會議」會期中，病逝異鄉，享年七十一歲。

Ⅳ、

一九八一年，日本政府決定將新渡戶肖像置於新的五千園紙幣上，結果在媒體引發一場新渡戶到底是自由主義者還是帝國主義者的論戰。誠然，在戰前日本思想系譜中，新渡戶可為最初的美式自由主義者，然而，他畢竟也是時代之子，他的思想成行於十九世紀後半，一個同時交錯著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帝國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和種族主義的複雜年代。就日本言，那是整個民族在列強環伺中求生存的年代，我們見證到一面寫「天不在人上造人，不在人下造人」的啟蒙之父福澤諭吉同時高喊「脫亞入歐」與征韓論，我們也看到自由民權志士德富蘇峰在甲午戰後變成激烈的國權論者。新渡戶是這個時代的典型人物，他的精神有著深深的時代刻痕，而這最清楚地表現在他的殖民思想上。

新渡戶關於殖民政策最常被引用的一句話，就是：「殖民政策原理，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以原住民利益為重。」川田侃氏即以此語認定新渡戶殖民學乃